唐宁街10号的首相办公室里，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坐在办公桌后，内政大臣威廉·哈考特坐在他对面。
两人中间的桌面上，摊着一本薄薄的册子，封面上印着“1984”，而下面那行字刺眼得让人想把它抠掉：
【莱昂纳尔·索雷尔献给女王陛下与她的臣民的礼物】
格莱斯顿盯着册子看了好一会儿，才抬头看了哈考特一眼：“我需要一个解释。”
哈考特咽了口唾沫：“这件事，其实——”
格莱斯顿打断他：“别说那些漂亮的句子了，我需要一个诚实的答案！”
哈考特张了张嘴，又闭上了。他今天早上赶到办公室时，常务次官埃德加·温斯洛普请了病假。
现在他得自己把一切扛下来。
哈考特努力回忆着温斯洛普昨天汇报的情况，艰难地解释着：“这，这完全是《良言》的主编埃弗拉德做的决定！
他……他骗过了我们所有人！他告诉我们索雷尔已经同意和解了，还写了一部来赞美帝国。”
格莱斯顿盯着他：“你没审稿？”
“温斯洛普说埃弗拉德审过了。”
“那温斯洛普自己审过了吗？”
哈考特说不出话。温斯洛普当然没审，他自己也没想过要去审——谁会想到那个法国佬会来这一手？
身为帝国最高官僚层的一员，他事物缠身，怎么可能抽出时间看一部？
办公室里安静了下来。
格莱斯顿拿起那本《1984》，翻了几页，又放下，脸上没什么表情，但哈考特能感觉到那股压着的怒火。
格莱斯顿问：“现在怎么办？”
哈考特深吸一口气。这种时候，他必须显得有办法，哪怕是毫无新意——
“还和以前一样，我们先否认，然后想办法拖延，接着舆论的视线会被新的新闻转移，最后我们再体面地动手……”
格莱斯顿没说话。
哈考特只能继续说：“作者是法国人。我们可以把《1984》说成是‘典型的大陆式的过度思辨的作品’。
夸张，悲观，对秩序有病态的不信任。让报纸去写，就说这是法国人的老毛病——他们总喜欢把帝国想象成怪物。”
格莱斯顿还是没说话。他拿起那本册子，翻到某一页，手指停在一行字上。
哈考特瞥了一眼，是那句标语：“OLD LADY IS WATCHING YOU”。
格莱斯顿问：“你觉得这只是在骂我们是怪物？”
哈考特愣住了。
格莱斯顿把那本册子推过去：“你读完了吗？整本。”
“我……我读了……一部分，然后就被您叫来这儿了。”
“那就去读完它，然后再告诉我该怎么应对。”
哈考特拿起册子。他其实不想读，但首相盯着他，他只能翻开。
格莱斯顿站起来，走到窗边。他看着外面的街道，声音冷得像冰——
“这本书没有描述帝国如何依靠暴力统治，那种书我们见得多了。
俄国人写过，法国人写过，我们自己人也写过，吓唬人而已。
它可怕的地方在于，它描绘的帝国依旧理性，依旧文明，制度也依旧在运转。
帝国的一切仿佛都在‘为了你好’。所以这本书不是在攻击帝国的‘缺陷’，而是‘优点’！”
他顿了顿，才继续往下说说：“尤其是那两条标语——
‘OLD LADY IS WATCHING YOU’，还有‘战争就是和平，自由就是奴役，无知就是力量’。
你知道它们意味着什么吗？”
哈考特不是傻子，他也受过这个时代最好的教育，他听得懂首相在说什么。
不需要恐怖，不需要宣言，就能让社会自行服从的治理方式，正是大英帝国在过去一百年里慢慢建立起来的。
不是靠枪炮，是靠文件；不是靠命令，是靠惯例；不是靠镇压，是靠“体面”。
而现在，一个法国作家把这一套写成了，还把它包装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噩梦。
这对作为首相格莱斯顿来说，是极不体面的处境。
如果他公开愤怒，等于承认击中了要害；如果他轻描淡写，又显得软弱。
尤其是在1882年——帝国正值强势期，刚在埃及派了兵，虽然布尔战争输了，但总体势头是向上的。
更糟的是，这本书来自法国。
现在的英法之间表面上是和平，但私底下一直较着劲。
尤其是如何在文化上和政治上表现出对对方的优越感，两边都敏感得很。
英国无法容忍由一个法国作家来告诉世界——大英帝国的统治只会消灭每一个自由意志！
这种“居高临下的理解”的姿态，比任何辱骂都更让英国人难以下咽。
格莱斯顿坐回椅子上：“先让报纸按你说的写。就说这是法国人的臆想，是他们对帝国的嫉妒。但同时——”
他停顿了一下，哈考特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
“那个主编，叫埃弗拉德？还有《良言》的老板斯特兰，先禁止他们出境！”
哈考特连忙点头：“来之前，我已经安排好了，他们会一直呆在伦敦，哪儿也去不了。”
“还有，查查索雷尔在巴黎的动向。他接下来要做什么？别的国家出版这书了吗？如果有，我们要做好准备。”
“是，首相！”
哈考特起身准备离开，格莱斯顿又叫住了他。
“哈考特。”
“首相？”
格莱斯顿看着桌上的《1984》，沉默了几秒，然后说：“这本书惹出的麻烦，会比你想象中更大。做好准备。”
哈考特点点头，推门出去了。
格莱斯顿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领，走出办公室，对助理说：“准备好马车，陛下召见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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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斯顿·史密斯坐在记录科的隔间里，面前摊着一份1881年1月22日的《泰晤士报》。
那是一篇关于德兰士瓦战争的报道。原文写得很直白：“我军在梅朱巴山遭遇挫败，伤亡约三百人，已有序撤离至安全地带。”
但根据今天早晨下发的《修订指导手册·第七版》，这段描述“不符合当前整体叙事需要”。
手册上写着：“所有涉及德兰士瓦行动的报道，统一调整为‘必要的战略部署’，重点突出我军纪律性与后续谈判中的主导地位。”
温斯顿拿起笔，先划掉“遭遇挫败”，然后在旁边空白处写上“在达成阶段性目标后”；接着又划掉“伤亡约三百人”，改成“付出少量英勇的牺牲”；最后，他还觉得“有序撤离至安全地带”太被动，想了想，写下“主动转进至更有利的战略位置，为和平谈判创造空间。”
改完，他把修改稿交给旁边的同事复核。同事看了一遍，点点头，签上了字。
稿子马上就被送到排版车间。工人们会把新版内容重新对报纸进行排版，用特制的纸张印刷出来。
接下来就是做旧——先用烟熏黄纸边；再用砂纸打磨，模仿油墨褪色效果；然后再轻揉一遍，看来要像真被翻阅过才行。
最近这批“新古董”会送到大英图书馆、牛津博德利图书馆、剑桥大学图书馆和世界上每一个存有这些旧报的图书馆，替换掉原来的存档。
从今往后，任何人查阅1881年1月22日的《泰晤士报》，只会看到修订后的版本。
他们会读到：“我军在梅朱巴山达成阶段性目标后，在付出了少量英勇牺牲后，主动转进至更有利的战略位置，为和平谈判创造空间。”
他们会相信，历史的那一天，发生的事情就是这样的。
温斯顿改完这一份，从文件篮里拿出下一份。这份上有一篇1880年关于爱尔兰土地改革的社论，语气“过于同情佃农，无视了帝国的关怀与付出”，需要调整。
他拿起笔，又开始工作。】
第七代马尔博罗公爵伦道夫·丘吉尔放下手中的《1984》，陷入了沉思
他想起自己年轻时读过的那些政治哲学，洛克，柏克，密尔，他们都相信制度，相信理性，相信文明会导向自由。
但《1984》描绘的，是一个把制度和理性用到极致的世界——结果却是自由意志的彻底死亡。
这不是野蛮的胜利，这是文明的胜利。太文明了，文明到让人窒息。
现在正是俱乐部的早餐时间，但这里却比平时安静。
往常这时候，绅士们会互相打招呼，聊几句政治，抱怨一下天气。
但今天，大部分人只是低头看报，或者小声交谈。
他抬起头对坐在对面的老友亨利·梅休说：“你怎么看？”
梅休以前是殖民地部的官员，在印度干了三十年，去年刚退休。
他放下手里的《1984》，推了推眼镜：“写得挺准。”
伦道夫·丘吉尔挑起眉毛：“准？”
梅休喝了口茶：“修改历史那段。我在印度的时候，每年都要往伦敦送报告。
有些事不能那么写。得换个说法。不是撒谎，是‘调整重点’。
我记得有一次，有个部落暴乱，我们平叛的时候死了十几个士兵，部落那边死了两百多人。
但报告上写的是‘成功恢复秩序，代价极小’。后来这报告进了议会文件，就成了历史。”
伦道夫·丘吉尔没说话，他知道梅休说的是实话。他自己也干过类似的事——
把一些尴尬的电报重新措辞，让它们看起来更体面。
这不是犯罪，甚至不是欺骗。这只是一种职业习惯。为了让事情运转得更顺畅。
但《1984》把这种习惯写成了系统的、有意识的“修改现实”，而且成立一个专门的部门：“真理部”。
这让伦道夫·丘吉尔感到愤怒，那种被人看穿后的愤怒。
而这种愤怒，弥漫在整个帝国的统治阶层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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