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2年10月3日，星期二。《泰晤士报》头版的下半部分被一份特殊公告占据。
不是社论，不是新闻报道，而是一份用法律文书格式排印的名单。
标题字号比平时大了一号，用的是加粗的黑体：
【总检察长办公室正式起诉人员名单及事由公告】
公告开头是一段简短的引文：
【依据1848年《叛国重罪法》、1857年《淫秽出版物法》、1819年《煽动性集会法》及相关法律原则，总检察长办公室已完成对“《1984》非法出版及传播案”的初步调查。
现正式对以下人员提起公诉。案件将移交伦敦刑事法庭审理。】
名单很长，从上到下排了整整两栏。
第一位被列出的名字并不意外——“莱昂纳尔·索雷尔（法国公民）”
后面跟着三条罪名的详细描述：
【煽动性诽谤罪——以出版、写作及传播文字之方式，故意激起对女王陛下、政府及宪政秩序的憎恨、蔑视与不满。
煽动公众扰乱公共秩序罪——其作品《加勒比海盗》连载期间，伦敦及多地青少年因模仿对纪律与权威表现出轻蔑。
侮辱王室尊严罪——任何以隐喻方式攻击君主之人格、权威或象征地位者，不因其文学形式而免于刑责。】
然后用很长的篇幅，解释为什么要立案、起诉：
【《1984》被发表、传播并非孤立事件。莱昂纳尔·索雷尔是一个目标明确的煽动者，不断循序渐进、层层试探。
从《快乐王子》开始，他就在反复描绘帝国民众处于饥饿、寒冷与绝望，却刻意淡化帝国制度所提供的秩序与救济。
他引导读者把苦难理解为帝国统治的结果，而非个人命运的不幸。
随后《加勒比海盗》直接攻击国家最神圣的象征之一——皇家海军，腐蚀青少年心智、削弱国家荣誉。
等到《1984》，中的‘OLD LADY’就是恶意影射女王和宪政，这不是批评，而是羞辱、是煽动。
它否定了英国的宪政，把服从描绘成奴役，把秩序描绘成监控。】
公告还补充说明：
【鉴于被告系外国公民且目前身处境外，本案将进行缺席审理。
相关司法文书已通过外交渠道送达法兰西共和国政府。】
名单往下，就开始渐渐出乎读者的预料了——
第二位和第三位分贝《良言》的前任主编诺曼·麦克劳德和现任主编理查德·埃弗拉德。
罪名是同样的：“严重失职危害帝国秩序”。
第四位是亚瑟·柯南·道尔，罪名是“明知且故意传播煽动性出版物，协助外国人从事颠覆性宣传”。
第五位是奥斯卡·王尔德，罪名是“协助传播煽动性思想”，主要是因为去年他对《快乐王子》的鼓吹。
读到这里的读者们虽然震惊，但还不算太意外——这些人物都与莱昂纳尔关系紧密，被告是迟早的事。
像奥斯卡·王尔德，不仅是伦敦头号“莱吹”，今年甚至步莱昂纳尔后尘，现在正在美国办巡回演讲。
但名单还在往下延伸，从第六位开始，名字就变得陌生起来：
“詹姆斯·亚当斯”
“肖恩·奥马拉”
“玛丽·卡特”
“乔·哈里斯”
“托马斯·哈代”
“威廉·卡特”
……
一共三十二个名字，全是平民，都住在东区、南华克、白教堂、伯蒙齐……这些伦敦的穷困街区。
他们的罪名统一写着：“煽动性言论”。
公告同样解释了为什么要起诉这些平民：
【被告莱昂纳尔·索雷尔去年在伦敦东区以‘詹姆斯·邦德’的化名，在‘弯镐’酒吧为平民代写信件及请愿书。
此行为表面是“善意帮助”，实则是塑造“平民代言人”的形象，建立个人影响力，煽动不满情绪。
其真正目的，是绕过正规的政治渠道，非法进行地下动员。
本次被起诉的三十二名平民被告，均为当时接受其“代笔服务”者。
事后，他们多次在公开场合为莱昂纳尔·索雷尔发声，称其为“真正的绅士”“穷人的朋友”。
经查，这些言论并非自发，而是有组织的声援行动的一部分。
因此，他们很可能是莱昂纳尔·索雷尔煽动计划的同谋。】
公告最后写道：
【以上被告均已被传唤。案件将于十月下旬在中央刑事法庭开庭审理。
上帝佑我女王，上帝佑我大不列颠。】
《泰晤士报》上市两小时后，整个伦敦都知道了这份名单，舆论一下就炸了！
在改良俱乐部里，英国的绅士们开始激烈的争论——
“连平民都告？”
“必须告！不然以后任何作家都可以跑到贫民区收买人心，然后说‘看，人民支持我’。”
“可这些人……就是些工人、酒吧老板、缝衣女工。告他们有什么用？”
“当然有用。这是让所有平民知道，替那个法国佬说话的下场。”
“但这也太……”
“太什么？太严厉？首相被逼急了。女王在盯着他，欧洲在嘲笑他。他必须拿出点狠手段。”
“一个外国煽动者，一群国内同谋，合谋颠覆帝国。这个罪名就重了！”
“可证据呢？就凭他们说了几句好话？”
“看法庭上律师还能拿出什么证据吧！”
“我年轻时在印度见过一个案子，一个当地报纸编辑批评总督，最后判了他煽动罪。
证据就是他那篇文章，还有几个读者说‘他说得对’。他判了十年苦役，读者三年。”
“你也说了，那是在印度！我们不会这么……”
“不会怎么？印度不是帝国的一部分么？”
没人再接话了，大家都感到一阵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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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时分，消息传到了东区。
弯镐酒吧没开门。门板上贴了张手写告示：“今日歇业”。
但酒吧门口围了十几个人。都是附近的工人、小贩、邻居。
一个年轻人气喘吁吁地跑过来：“是真的！老吉米被抓了！昨晚来的警察，四个人，把他从床上拽起来的！”
人群一阵骚动。
“肖恩呢？肖恩·奥马拉呢？”
“也抓了！白教堂那边都传开了，凌晨三点，警察砸门，把他和两个弟弟都带走了！”
“玛丽·卡特呢？那个缝衣女工？”
“抓了……连她老爹一起抓的。她老爹都六十七了，路都走不利索，也被带走了。”
“乔·哈里斯呢？那个工匠？”
“抓了。他老婆抱着孩子哭，警察不让她跟着。”
人们沉默地站着。雨开始下，细细密密的秋雨，打湿了衣服，但没人动。
一个老妇人低声说：“就因为说了几句话……就因为说了那个法国人是好人……”
旁边的人拉了她一下：“别说了。小心你也……”
老妇人闭上嘴，但眼泪流下来了。
她儿子去年得肺炎死了，请不起医生。是“邦德先生”替她写了封信给教区救济会，才要来一点买药的钱。
药没救回儿子，但她记得那份好意。
现在，那份好意成了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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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下午，雨下得大了。
南华克区的一条窄巷里，玛丽·卡特的房东正在清理房间。
玛丽和父亲昨晚被带走，房东今天一早就来换锁。
房间里东西不多——一张床、一个旧衣柜、一张桌子、两把椅子。
墙上贴着一张从报纸上剪下来的画，是《加勒比海盗》里杰克船长的插图。
房东把那张画撕下来，揉成一团，扔进壁炉。
最后他锁上门，把钥匙揣进口袋。这房间他得尽快租出去。少一天租金都是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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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越下越大。
白教堂区的一栋破旧公寓楼里，肖恩·奥马拉的妻子坐在床边，搂着三个孩子。
最大的孩子九岁，最小的才两岁。
警察凌晨三点来的，砸门，吼叫，把肖恩和两个睡在客厅的弟弟从床上拖起来，孩子们都吓哭了。
肖恩被铐走前对妻子喊：“别怕！我没事！”
妻子知道他在撒谎，她听说过煽动罪——最重五年苦役，流放澳大利亚。
雨从破窗户飘进来，打湿了地板，屋里冷得刺骨。
大儿子问：“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
妻子说不出话。
二女儿问：“警察为什么抓爸爸？”
妻子还是说不出话。
小儿子在哭。
邻居悄悄送来一点面包和土豆，放在门口，敲敲门就走了。没人敢进来，也没人敢多问。
肖恩去年带头请愿，要市政厅装水管。后来水管真装了，虽然只有三个，但总比没有强。
那时候邻居们都说他是英雄。
现在，没人说他是英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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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八点，雨停了。
巴黎圣日耳曼大道117号，莱昂纳尔放下刚刚送到的《泰晤士报》。
窗外的巴黎天刚刚黑下来，但他觉得一点光都不见了。
他想起去年在弯镐酒吧的那些夜晚。昏黄的煤油灯，冒着泡的黑啤酒，还有一双双粗糙的手递来的两便士硬币……
他说过会帮他们写信。
他说过会听他们说话。
他说过两便士就够了。
现在，他们因为相信过他，坐在伦敦的监狱里。
莱昂纳尔想过英国的检察官会起诉自己，也有可能会起诉柯南·道尔。
但是把已经辞职的诺曼·麦克劳德，以及奥斯卡·王尔德牵涉进来，就足够出乎预料了。
现在竟然还牵涉了几十个平民，更是让他觉得不可思议，并且出离的愤怒。
诺曼·麦克劳德和奥斯卡·王尔德都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物，最后大概率不了了之，交点罚金就成。
但那些平民呢？他们没有任何抵抗风险的能力，一旦卷入官司，等待他们的就是家破人亡。
莱昂纳尔放下报纸，立刻起身，穿上外套、戴上帽子，就要去门。
苏菲走过来替他整理了一下衣襟，问：“去哪儿？”
莱昂纳尔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实话：“去拉丁区，找保尔·拉法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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