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老林要去厦门，是在书店保卫战告一段落后的一个黄昏。他给我发消息：“明天早上的飞机，去厦门。一周左右回来。”
我回：“看海？”
“看海，也看人。”他顿了顿，“去见赵心林。她病了。”
我盯着手机屏幕，不知道该回什么。过了一会儿，老林又发来一条：“医生说情况不太好。我该去看看她。”
“需要我一起吗？”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问。
他很快回复：“如果你愿意的话。她说想看看拍地坛红墙的摄影师。”
于是第二天清晨，我和老林在首都机场T3航站楼会合。他穿着深灰色的风衣，手里只提了一个简单的行李袋，看起来很轻。眼睛下有淡淡的阴影，像是没睡好。
“没告诉老张？”我问。
“告诉了，他让我带鼓浪屿的馅饼回来。”老林笑了笑，但那笑容很短促，“其他人都没说。不是什么值得宣扬的事。”
飞机起飞时，北京正在苏醒。从舷窗看下去，城市像一块巨大的电路板，道路是纵横的导线，建筑是密集的元件。然后云层覆盖了一切，我们进入一片纯白。
“紧张吗？”我问。
老林看着窗外，手指无意识地转动着那枚银戒指。“二十三年没见了，”他说，“最后一次见是大学毕业那年，她来北京，我们吃了顿饭，在簋街。她说她要结婚了，我说恭喜。然后就没再联系。”
他顿了顿：“直到三个月前，她加我微信。第一条消息是：‘老林，我病了，癌。可能时间不多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飞机遇到气流，轻微颠簸。空姐提醒系好安全带的声音在机舱里回荡。
“她结婚了吗？”我终于问。
“结了，又离了。没有孩子。”老林的声音很平静，“她说这辈子最遗憾的事，就是当年没有勇气和我一起去北京。她说那时候太年轻，觉得爱情要经得起等待，距离是考验。后来才知道，有些东西等不起，有些距离跨不过。”
飞机开始下降。穿过云层，海出现了——不是想象中蔚蓝的海，而是灰绿色的，边缘镶着白色的浪花，像一块巨大的、正在呼吸的玉石。
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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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心林住在环岛路附近的一个老小区里。房子在三楼，没有电梯。我们爬楼梯时，老林的脚步有些迟疑，在二楼拐角处停了一下，深呼吸。
“二十三年，”他低声说，“她变成什么样了？”
敲门。过了一会儿，门开了。
开门的是个女人，五十岁左右，瘦，非常瘦，穿着米色的家居服，外面披着浅灰色的开衫。头发很短，应该是化疗后新长出来的，毛茸茸的，像小动物的绒毛。她的眼睛很大，眼窝深陷，但眼神依然清澈——老林说得对，那是一双会说话的眼睛。
“来了？”她微笑，声音很轻，带着南方人特有的软糯，虽然虚弱，但依然好听。
“来了。”老林说，声音有点哑。
他们站在门口对视了几秒。时间在那一刻折叠又展开——二十三年前的两个年轻人，穿过漫长的时间隧道，在这里重逢，一个头发花白，一个身患重病。
“进来吧，”赵心林侧身让开，“拖鞋在鞋柜里，蓝色的那双是给你的，一直留着。”
老林愣了一下，然后低头换鞋。我看见他换鞋时手指在微微发抖。
房子不大，但布置得很温馨。客厅的窗户正对着海，虽然有些距离，但能看见一片蔚蓝。窗台上摆着几盆多肉植物，长势很好。墙上挂着几幅水彩画，都是海——清晨的海，黄昏的海，雨中的海，风平浪静的海。
“我画的，”赵心林顺着我的目光看去，“生病后没事做，就画画。画得不好，但解闷。”
“好看。”我说的是真心话。那些画有种朦胧的美感，像隔着雾气看海，真实又梦幻。
我们在沙发上坐下。赵心林给我们泡茶——金骏眉，茶汤橙红透亮。她泡茶的动作很慢，但很稳，手指修长，虽然瘦，但关节处没有变形。
“你比照片上瘦，”老林看着她，眼神里有种掩饰不住的心疼，“得多吃饭。”
“吃不下，”赵心林笑笑，“化疗伤胃口。不过今天你们来，我尽量多吃点。”
她说话时一直看着老林，眼睛里有光在闪动，像海面上的波光。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他们聊了很多，又好像什么都没聊。聊厦门的变化，聊北京的雾霾，聊共同认识的同学的近况——谁当了教授，谁出了国，谁离婚了，谁的孩子考上了清华。话题琐碎而安全，小心翼翼地避开了一些深水区。
我坐在旁边，偶尔插几句话，更多时候是听，是观察。我注意到几个细节：
老林说话时，赵心林会微微前倾身体，像要听得更清楚；赵心林咳嗽时，老林会立刻递上纸巾和水；他们的目光时常相遇，然后快速移开，像两个害羞的青少年；老林的手指一直在转动那枚戒指，转到刻字的那一面时，会轻轻摩挲。
茶喝到第三泡，味道淡了。窗外，午后的阳光斜斜地照进来，在木地板上切出明亮的光斑。
“去海边走走吧，”赵心林忽然说，“今天天气好。”
“你行吗？”老林问。
“行。医生也说要多走动。”
我们下楼，慢慢往海边走。小区到海边有一条林荫道，种着高大的棕榈树，树叶在风里沙沙作响。赵心林走得很慢，老林配合着她的步调，偶尔在她踉跄时轻轻扶一下她的胳膊。
海出现了。真正的，辽阔的，呼吸着的海。
沙滩是金色的，细软。海浪一层层涌上来，退下去，留下一道道泡沫的痕迹。远处有帆船，白色的帆像海鸟的翅膀。
我们在沙滩上坐下。赵心林脱了鞋，赤脚踩在沙子上。“凉，”她缩了缩脚趾，“但舒服。”
老林也脱了鞋。我们三个人并排坐着，看海。
沉默了很久，赵心林忽然说：“你还记得高三那年，我们在地坛吗？”
“记得，”老林说，“秋天，银杏叶黄了，像金币一样落下来。你戴着红色的围巾。”
“对，红色围巾，我妈织的，我说太艳了，不肯戴，但那天特意戴了。”赵心林笑了，笑容里有少女的羞涩，“我们在红墙边走了很久，你说这墙像凝固的海。我说海怎么会是红色的？你说有些海在心里，是什么颜色都可以。”
老林没有说话，只是看着海。
“后来我去过很多地方的海，”赵心林继续说，“青岛的海咸腥，三亚的海热烈，北海的海温柔。但总觉得少点什么。现在我知道了——少的是那个说‘墙是海’的人。”
她的声音很轻，被海风吹散了一些，但每个字都清晰地传进我们耳朵里。
“老林，”她转向他，“我这辈子，爱过别人，结过婚，离过婚，经历过很多事情。但最干净的，最明亮的，永远是十六岁那年，在教室里，你回头对我说‘这道题我教你’的那个下午。阳光从窗户照进来，你睫毛上有光。”
老林低下头，我看见他眼角有泪光。
“我不后悔来厦门，”赵心林说，“这里很好，海很好，生活也很好。我只是遗憾……遗憾我们没有更勇敢一点。如果当年我跟你去北京，或者你留在厦门，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不知道，”老林终于开口，声音沙哑，“也许在一起，也许不在一起。但至少……不会错过这么多年。”
“是啊，”赵心林仰头看着天空，天空是纯净的蓝色，没有一丝云，“不会错过这么多年。”
海鸥飞过，发出清亮的叫声。海浪持续地拍打沙滩，像大地的心跳。
“我有时候想，”赵心林又说，“人生就像这海潮。来了，又退了，留下一些东西，带走一些东西。我们以为自己在选择方向，其实只是随波逐流。到最后的最后，能握在手里的，只有几个瞬间的记忆。”
她伸出手，接住一片被风吹过来的榕树叶子。“就像这片叶子，不知道从哪里来，不知道要到哪里去。但它此刻在我手里，是真实的。”
老林握住她的手——很轻，像握着一片羽毛。赵心林没有抽回，只是静静地看着他。
“我带了样东西给你，”老林从风衣内袋里掏出一个小盒子，打开，里面是一条银项链，吊坠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那年在地坛，你捡了一片银杏叶，夹在书里。后来叶子碎了，我就找人打了这个。本来想毕业时送你，但你没来毕业典礼。”
赵心林接过项链，银杏叶在她掌心闪着细碎的光。“真好看，”她轻声说，“帮我戴上？”
老林帮她戴项链。手指有些笨拙，扣了好几次才扣上。银杏叶垂在她锁骨下方，随着呼吸微微起伏。
“谢谢，”她说，“这是我收到过最好的礼物。”
太阳开始西斜，把海面染成金色。远处的鼓浪屿亮起灯火，像海上的珍珠。
“该回去了，”赵心林说，“晚上风大。”
我们慢慢往回走。影子在沙滩上拉得很长，三个人的影子交错在一起，像某种亲密的舞蹈。
回到小区门口，赵心林停下脚步。“就到这儿吧，”她说，“明天不用来了，我弟弟一家从上海过来，要住几天。”
老林看着她：“我后天的飞机。”
“嗯，”赵心林点头，“一路平安。”
他们又对视了一会儿。然后赵心林上前一步，轻轻拥抱了老林——很轻，像怕碰碎什么。老林的手抬起来，悬在空中几秒，最终轻轻落在她背上。
拥抱很短，只有两三秒。分开时，赵心林的眼睛红了，但她笑着：“走吧。好好生活。”
“你也是，”老林说，“好好治疗，好好吃饭。”
“好。”
我们转身离开。走了几步，我回头，看见赵心林还站在小区门口，朝我们挥手。夕阳把她的身影镀上一层金边，瘦小，但挺直。她脖子上的银杏叶吊坠在余晖里闪了一下光，像星星。
走远了，老林才停下脚步，背对着我，肩膀微微颤抖。我站在他身后，没有上前。
过了很久，他转过身，眼睛是红的，但脸上是平静的。“走吧，”他说，“回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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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夜里，我们在酒店附近的沙滩上散步。月亮很大，几乎满月，在海面上铺出一条碎银般的路。
“她会好吗？”我问。
老林摇头：“晚期了，扩散了。医生说最多半年。”
我们沉默地走着，踩在潮湿的沙子上，留下一串串脚印，很快又被海浪抹平。
“你知道吗，”老林忽然说，“今天见到她，我忽然不觉得遗憾了。”
我看向他。
“这二十三年，我一直在想，如果当时我们在一起，现在会怎样。想过一百种，一千种可能。”他弯腰捡起一个贝壳，在手里转着，“但今天看到她的画，看到她的房子，看到她即使生病了依然把生活过得那么认真……我就明白了，她过得很好。按照自己的选择，走自己的路，成为了自己想成为的人。”
他把贝壳扔回海里：“而我也是。我开了咖啡馆，看了很多海，遇到了很多人，听了很多故事。我们虽然没有在一起，但都成为了完整的自己。这比在一起更重要。”
海浪涌上来，淹没我们的脚踝，冰凉。
“爱情不一定要拥有，”老林继续说，“有时候，爱情是记忆里的一个光点，照亮你走完剩下的路。是知道世界上有个人，曾经那么懂你，那么珍惜你，这就够了。”
我想起王爷爷笔记里的阿月，想起夏玉的前夫，想起老张地铁通道里的老人。所有的相遇都有期限，所有的离别都有意义。
“你还会想她吗？”我问。
“会，”老林诚实地说，“但不再是以遗憾的方式想。而是像想一个老朋友，想知道她今天有没有好好吃饭，有没有画新的画，有没有被海风吹到。是祝愿，不是执念。”
月亮升得更高了，海面像铺了一层水银。
“明天我想去鼓浪屿，”老林说，“她说她以前常去那里写生。我想看看她看过的风景。”
“我陪你。”
“好。”
回酒店前，我们在便利店买了啤酒，坐在沙滩上喝。远处有年轻人点起篝火，弹吉他唱歌。歌声被海风吹过来，断断续续，听不清歌词，但旋律很美。
“年轻真好，”老林说，“有那么多时间可以浪费，有那么大胆量去爱去恨。”
“你现在也不老。”
“老了，”他笑了，“但老有老的好。更明白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更懂得珍惜瞬间，而不是追逐永恒。”
我们碰杯。啤酒的泡沫在月光下泛着微光。
“谢谢你陪我来，”老林说，“一个人来，可能会撑不住。”
“应该的，”我说，“而且，我也需要看海。”
“地坛的墙看够了？”
“看够了。现在想看真的海。”
他笑了，那笑容在月光下很柔和：“其实都一样。海在心里，墙也在心里。重要的是看的时候，心里装着谁。”
我想起倭哥的书店，老张的音乐会，夏玉的宠物店，诗雅的水果店，韩宇的消防梦，王爷爷的雪山。每个人心里都有一片海，或汹涌，或平静，但都在那里，托举着所有的记忆和希望。
“我会把这次旅行拍下来，”我说，“放进‘星海计划’。”
“好，”老林点头，“给她也留一份。她说想看你的照片。”
“我会挑最好的给她。”
我们喝完啤酒，把易拉罐扔进垃圾桶。往酒店走的路上，老林的手机响了。他看了一眼，是赵心林发来的消息。
他停下脚步，看了很久。然后抬起头，眼睛里有一种复杂的神色——悲伤，但释然。
“她说，”他的声音有点颤，“‘银杏叶很温暖，像你的手。晚安。’”
我拍拍他的肩。他深吸一口气，把手机放回口袋。
“走吧，”他说，“明天还要早起。”
第二天，我们去了鼓浪屿。坐轮渡，上岛，在迷宫般的小巷里穿梭。老林拿着赵心林发来的一个地址——她以前常去写生的地方。
那是一个僻静的小海湾，游客很少。有几块巨大的礁石，礁石上长着青苔。海在这里很平静，像一面巨大的镜子，倒映着天空和云。
“就是这里，”老林说，“她说她最喜欢坐在这块礁石上，一看就是一下午。”
我们在礁石上坐下。老林从包里拿出一个小木盒——昨天在赵心林家，我注意到他悄悄收起了茶几上的一个空药盒。
“我想把戒指留在这里，”他说，“和过去正式告别。”
他摘下那枚戴了二十三年的银戒指，看了很久，然后轻轻放在礁石的一个凹槽里。阳光照在戒指上，“ZL”两个字母闪闪发光。
“ZL，”我说，“赵林。”
“嗯，”老林点头，“年轻时的誓言，以为能永远。现在明白了，永远不在时间的长短，而在记忆的深浅。她在我心里，永远都是十六岁的样子，这就够了。”
他拿起一块小石头，压在戒指上。“这样就不会被风吹走了。”
我们静静坐了一会儿。海鸥在头顶盘旋，远处有钢琴声传来——鼓浪屿是钢琴之岛，几乎家家户户都有钢琴。
“她弹钢琴吗？”我问。
“弹，”老林说，“以前在学校文艺汇演上弹过《致爱丽丝》。我坐在第一排，看她手指在琴键上跳舞，觉得那是我见过最美的画面。”
钢琴声继续飘来，是《天空之城》，空灵而忧伤。
“该走了，”老林站起来，“去给她买馅饼。老张还等着呢。”
我们离开小海湾。走到巷口时，老林回头看了一眼。礁石在阳光下泛着灰白的光，戒指所在的地方，有一个小小的阴影。
那是告别，也是安放。
把所有未完成的，所有遗憾的，所有美好的，都安放在时间里，然后继续前行。
因为生活还在继续，海还在那里，星海咖啡馆的灯还亮着，故事还没有讲完。
而我们会带着这些记忆，这些光点，走向各自的海洋。
在抵达之前，在离开之后。
永远记得，永远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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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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