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雨经”的预言，如同在已渐趋平静的意识形态湖面上投下了一块巨石，激起的涟漪迅速扩散，其影响远超嵩山“紫气”之类的祥瑞。武则天敏锐地抓住了这个天赐良机（或者说，她授意下精心“发现”的良机），开始以更加公开、系统和有力的姿态，将自身权威与佛教紧密捆绑。崇佛，不再仅仅是个人信仰或为母祈福的孝行，更成为一项精心设计、服务于最高权力的国策。
麟德四年春，一道诏书自洛阳宫发出，震动天下僧俗。诏书以皇帝李治的名义颁布，但明眼人都知出自天后授意。诏书称，因“宝雨经”重现，佛法昭彰，为“广种福田，上为陛下、皇后祈福延寿，下为万民禳灾解厄”，特敕令于神都洛阳，择吉地兴建一座“空前绝后、庄严第一”的大佛寺，寺名“大周东寺”（注：此时武则天尚未改国号为周，但“大周”之号已开始在她的支持者中私下流传，此处为小说艺术加工，显示其倾向），以供奉“宝雨经”及未来自天竺、西域迎请的佛骨、经卷。诏书明令，此寺规制、用度，皆“倍逾常制”，所需金银、物料、工匠，由少府、将作等监及河南府全力支应，天下各州“随力助缘”，并号召“王公贵戚、文武百官、士庶僧俗，量力捐输，共襄盛举”。
诏书一下，朝野震动。兴建如此规模宏大的皇家寺院，耗费必然惊人。虽有国库和内帑支持，但“天下各州随力助缘”和号召百官捐输，无疑会给地方财政和官员带来巨大压力。一些较为耿直或节俭的官员，如户部侍郎卢承庆，便私下表达忧虑，认为“今四海虽安，然边备未弛，河工待修，仓廪宜实，当以惜用民力为本。营造大寺，虽曰祈福，恐伤国本”。然而，在许敬宗、李义府等人的带头响应和鼓吹下，在“天后诚心礼佛，为君为民”的大义名分下，这些微弱的异议很快被淹没。各地官员，无论心中作何想，表面上无不积极表态，筹措钱粮物资，征集能工巧匠，源源不断运往洛阳。
在诏令修建大寺的同时，武则天对佛教的尊崇，以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举动，迅速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她频频驾临洛阳及长安的各大寺院。慈恩寺、弘福寺、西明寺……都留下了她的御辇和足迹。她不再仅仅满足于在宫中佛堂听经，而是亲赴法会，拈香礼佛，听高僧讲经。每一次驾临，都赏赐丰厚，或赐金银田产，或赐紫衣、师号，或特许寺院免除部分赋役。她还下诏，命高僧大德于两京轮流开设“无遮大会”，广施斋饭，与民同“沐佛恩”，所需费用，皆由内库支给。一时间，洛阳、长安城内，各大寺院香火鼎盛，法会不断，吸引了无数百姓前往，盛况空前。
她开始频繁地召集高僧入宫，不仅限于法明禅师，还有来自各地、各宗派的著名僧侣。她在宫中设“内道场”，与高僧探讨佛法精义，尤其是关于《华严经》、《法华经》、《大云经》（注：此时《大云经》尚未被大规模篡改宣扬，此处为小说情节需要，暗示其受关注）、《宝雨经》等经典。讨论的重点，往往围绕着“菩萨行”、“转轮圣王”、“弥勒下生”、“女王治世”等主题展开。在武则天的引导和暗示下，一些善于揣摩上意的高僧，开始“深入阐发”这些经典中与女性统治者相关的微言大义。
慈恩寺的圆测法师，因其“发现”宝雨经预言之功，最受恩宠。他不仅时常入宫为天后讲经，还受命组织一批学问僧，对《宝雨经》进行详细的注疏和阐释。在武则天的默许甚至授意下，注疏的重点，被放在了“女王”如何“以菩萨心，行帝王业”，如何“慈悲为怀，教化众生”，如何“功德巍巍，堪比转轮圣王”上。圆测法师学识渊博，辩才无碍，在他的诠释下，武则天执政的合法性，不仅得到了“天意”（洛水瑞石）的认可，更在佛教经典中找到了神圣的“法理”依据，她不仅是“圣母”，更近乎是“菩萨化身”、“弥勒应世”。
武则天对圆测等人的工作极为满意，赏赐无算。她还亲自为圆测法师的注疏撰写序言（当然，可能是由北门学士代笔，但以她的名义），盛赞其“阐幽发微，深契佛心”，并敕令将这部《御制宝雨经疏》雕版印刷，颁行天下各大寺院，命僧众宣讲学习。同时，她下令加大佛经翻译的力度，从内库拨出专款，在弘福寺、大慈恩寺等地设立规模更大的译场，延请更多西域、天竺高僧，翻译更多佛经，尤其是那些宣扬“菩萨救世”、“净土往生”、“功德无量”的经典。
随着武则天崇佛姿态的日益公开和高调，佛教界的反应也迅速升温。各地寺院、高僧纷纷上表，或进献“祥瑞”（如某地发现“佛光”、“佛迹”，某寺古树开花呈现佛像等），或呈献新译、新注的佛经，或撰写诗文，盛赞天后“佛缘深厚”、“慧根独具”，是“菩萨转世，护佑大唐”。一些善于投机、渴望上位的僧人，更是极尽谄媚之能事，在讲经说法时，公然将武则天比作“当今弥勒”、“现世观音”，称其执政是“佛国净土降临人间”。
这股风潮也迅速影响了朝野官员和士绅阶层。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原本就亲近佛教或善于逢迎的官员，如许敬宗、李义府等，自不必说，其府邸中常设佛堂，与高僧过从甚密，谈论佛法成为新的风尚。而那些原本对佛教无感，甚至因道教“国教”地位而有所偏袒的官员，也开始“恶补”佛学，在家中供奉佛像，以示“与上同好”。一时间，洛阳、长安的官员宅邸中，诵经声、木鱼声不绝于耳，檀香弥漫。士人聚会，除了谈诗论文，也多了许多关于佛理的讨论，若能引经据典，附和几句“天后乃菩萨应化”之类的言语，往往能博得青睐。
这股崇佛浪潮，甚至开始渗透到民间。在朝廷的鼓励和官府的默许下，各地兴建、修缮佛寺之风大盛。权贵富商，竞相捐资建寺，以求功德，或攀附权贵。普通百姓，在官方持续举办的“无遮大会”、寺院日益频繁的法事活动影响下，对佛教的热情也空前高涨。武则天还下令，在《大唐报》上适当刊登一些高僧大德的佛法开示、因果报应故事，以及各地“佛门祥瑞”的报道，进一步在民间塑造其“佛佑圣主”的形象。
然而，在这片看似虔诚、狂热的崇佛浪潮下，并非没有暗流和杂音。
首先便是来自道教和部分笃信道教、或恪守“道先佛后”祖制的朝臣的抵触与不安。太史局官员因“妄言天象”被严惩一事，余悸未消，道门声势大挫。但暗地里的不满并未消失。一些有影响的道教领袖，如嵩山道士潘师正、泰山道士王知远等，虽未公开反对，但明显减少了与朝廷的主动往来，专注于山中清修，对朝廷的征召也常以“方外之人，不问世事”为由推脱。朝中一些出身世家、信奉道教或思想保守的大臣，如侍中许圉师、中书侍郎上官仪（此时尚未被贬）等，对朝廷如此明显、大规模地崇佛抑道深感忧虑。他们或在私下聚会时叹息“浮屠害政”，或在上奏时委婉提及“国朝以老子为祖，道教为本，不宜过崇释教，恐失根本”。但这些言论，在武则天如日中天的权威和崇佛的浩大声势面前，显得微弱而无力。
其次，是来自务实派官员，特别是李瑾一系的隐忧。李瑾本人对佛教并无恶感，甚至认为其劝人向善的教义有助于教化百姓，稳定社会。但他担忧的是，如此大规模、高调地崇佛，尤其是兴建空前规模的大寺，耗费巨资，必然加重百姓负担，影响国计民生。他曾就“大周东寺”的工程预算和摊派问题，向武则天进言，认为“祈福之心虽诚，然民力有穷，当量力而行，可稍减规制，或分年营造，以纾民力”。
武则天当时正沉浸于利用佛教构建神圣权威的兴奋中，对李瑾的建议，表面赞其“体恤民情，老成谋国”，但并未真正采纳，只是将“天下各州随力助缘”的措辞，改为“劝募随喜，不得强征”，实际执行中，地方官为表政绩，讨好上方，摊派强征之事，依然屡见不鲜。李瑾无奈，只能在政事堂尽力协调，在工程物料调配、工匠征集等方面，尽量减少对正常农业生产和边镇供应的干扰。
更让李瑾忧虑的，是佛教势力借此机会急剧膨胀可能带来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大量田产、财富以“供养”、“捐施”的名义流入寺院，导致寺院经济过度扩张，与国争利，甚至可能出现“十分天下之财，佛有七八”的局面（此为他心中忧虑，尚未成现实）。一些僧侣凭借与宫廷的密切关系，开始干预地方事务，甚至插手诉讼，以“佛法”凌驾于国法之上。虽然目前尚不明显，但苗头已现。此外，民间青壮年为逃避赋役，大量“出家为僧”，也影响了国家户籍和兵源。李瑾曾向武则天提及这些隐忧，建议加强对僧尼户籍的管理，限制寺院田产的过度扩张，规范僧侣行为。武则天对此表示“知道了，容后再议”，但并未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在她看来，目前利用佛教巩固权力是第一要务，些许弊端，尚在可接受范围之内。
这一日，李瑾在政事堂处理公务，见到一份来自剑南道的奏报，言及当地一富商，为求“功德”，将大半家产捐给某寺，其子不满，引发诉讼，地方官碍于该寺乃“敕建”，且有高僧与洛阳“有旧”，难以决断，请朝廷示下。李瑾看罢，眉头紧锁，提笔批复，要求地方官“秉公处置，依《唐律》断案，寺院不得干预词讼，僧侣犯法，与民同罪”，并命刑部下文重申此律。
放下笔，他走到窗前，望着宫城方向。那里，为修建“大周东寺”而征调的巨大木石，正通过洛水源源不断地运来，工地上人声鼎沸。更远处，隐约传来大慈恩寺悠扬的钟声。
他知道，武则天对佛教的推崇，已不仅仅是个人信仰或政治工具，更成为一种日益强烈的精神寄托和权力象征。她正在用金箔、檀香和浩大的工程，为自己铸造一顶闪耀着佛光的冠冕。这顶冠冕，暂时掩盖了儒家经典“牝鸡司晨”的诅咒，为她提供了至高无上的神圣合法性，但也正在悄然改变着这个帝国的精神面貌和社会结构。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佛光普照，亦能蔽日。” 李瑾心中默念。他支持稳定，支持武则天巩固权力以维持朝廷的平稳运行，但他始终对任何可能过度消耗国力、扭曲社会正常运转的狂热保持警惕。无论是儒家的“正名”，还是佛教的“神化”，最终都要落到实实在在的治国理政、富国强兵上来。他必须在这股崇佛的热潮中，努力稳住帝国的航船，确保它不会在炫目的佛光中，偏离了务实的航道。
而此刻，在洛阳皇宫的深处，武则天正虔诚地跪在佛前，手持念珠，默诵着新译出的《华严经》经文。香烟缭绕中，她的面容平静而坚定。佛经中描绘的“华藏世界”、“莲花藏海”的壮丽图景，与她对至高权力的渴望和掌控帝国的现实，奇妙地融合在一起。她相信，自己不仅是人间的主宰，更是得到了诸佛庇佑、肩负着特殊使命的“菩萨化身”。佛教，不仅为她提供了执政的法理，更为她构建了一个超越世俗性别、超越生死轮回的宏大精神世界，让她在面对内外压力、面对疾病缠身的皇帝、面对虎视眈眈的潜在反对者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信心和力量。
崇佛，于她，已是一条不可逆转的道路。而这条道路的尽头，是更加辉煌的巅峰，还是潜藏着未知的危机，此刻无人能够预料。帝国的天空，佛音梵唱日益嘹亮，而务实者的警钟，也在李瑾心中轻轻敲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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