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乙未，四月。北京的春天来得迟疑，杨花已开始飘絮，风里却还裹着残冬的料峭。松筠庵内那几株古柏，愈发苍翠沉郁，沉默地俯瞰着这间再次成为漩涡中心的禅房。
与上次的清茶小议不同，此刻的禅房人关攒动。空气里弥漫着墨香、汗味、还有年轻士子们身上特有的、混合着激动与焦虑的气息。地上铺开一张一丈有余的白色细葛布，上面墨迹淋漓，写满了工整而激昂的小楷，那便是康有为草拟、梁启超等人润色誊抄的《上今上皇帝书》（即《公车上书》）。万言之长，力陈“拒和、迁都、变法”三大主张，字字如刀，指向签订《马关条约》的奇耻。
康有为立于上首，面色因连日的奔走演说而略显憔悴，但那双细长的眼睛却亮得骇人，扫视着屋内屋外聚集的各省举人。他的声音带着粤语的腔调，却因情感的灌注而具有一种奇特的煽动力：“……诸君！台湾一割，天下离心！赔款二万万两，实乃竭我天下脂膏！若就此苟和，不特亡国，且将灭种！今日之会，非为私利，实为四万万同胞请命，为神州存续立言！此书上达天听，或可挽回一二；纵使不达，亦要以我辈书生之血诚，震动天下麻木之人心！”
人群一阵骚动，众人的情绪被点燃。有年轻举子振臂高呼：“康先生所言极是！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
梁启超穿梭于人群中，他虽年轻，却已是康有为最得力的臂助，此刻正拿着名册与毛笔，引导举人们依次在万言书后附着的签名素绢上留下姓名、籍贯。笔走龙蛇，或娟秀，或雄健，或谨慎，一个个名字落笔上去，不断增加，渐渐好似拧成一股粗壮的、充满力量的绳结。
吴保初挤在靠近门边的人群里。他今天特意穿了一身半旧的官袍，既表明身份，又刻意低调。心跳得厉害，手心里全是汗。眼前的情景比他想象的更为宏大、更为“犯禁”。那白布上的文字，他早已读过，其中抨击之烈、主张之激进，仍让他每次重读都感到一阵心悸。尤其是“变法”部分，直指“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并将变法具体到“富国、养民、教民、改官制、讲外交”等方方面面，这几乎是在为帝国重画蓝图。
他看到几个相熟的官员也悄然在场，彼此交换一个心照不宣的眼神，又迅速避开。他看到文廷式对他微微颔首，目光中有鼓励，也有深沉的忧虑。热血与恐惧，像两条河蟒”，在他胸腔里缠斗。他想起袁世凯那隐含警告的话语，想起族叔家书中“保全”的叮嘱。但眼前这同仇敌忾、书生报国的悲壮场面，那墨迹未干的名字所代表的“清议”力量，又让他血脉贲张。
“彦复兄！”梁启超看到了他，挤过来，将笔递上，年轻的脸上满是热切的召唤，“就差你们几位有官身的朋友了！此乃正声，当由朝野同心发出！”
所有人的目光似乎都若有若无地聚了过来。吴保初感到一阵眩晕。他接过笔，手微微颤抖。素绢上密密麻麻的名字，像一道道符咒，又像一级级台阶。签下去，便是与这些激进的举子、与康梁，彻底绑在了一起；不签，此刻退后，他仿佛能听到内心对自己的鄙夷，以及文廷式可能发出的叹息。
他深吸一口气，气体又缓缓地从肺腑排出。笔尖落下，在绢帛一角，用力写下了“吴保初”三字。字迹不如平日工整，略显急促，却异常用力，几乎透出绢背。写完，他像完成一场仪式，将笔交还梁启超，感觉自己浑身力气都被抽空了一半，另一半却转化为一种奇异的、带着悲壮的亢奋。
二
消息通过驿站、信差、甚至口耳相传，比春风更快地南下。当“公车上书”的详细内容及参与规模传到长沙时，正在会同黄遵宪、欧阳中鹄等人商议《湘报》创办细则的谭嗣同，霍然起身。
他手里抓着辗转抄录来的上书摘要，薄薄的纸张在他手中簌簌作响。他双目圆睁，脸上迅速涌起一阵潮红，那是极度兴奋的表现。
“好！好一个康南海！好一个‘公车’！”谭嗣同的声音在临时充作议事厅的旧祠堂里回荡，震得梁柱间微尘轻扬，“‘变法成天下之治’！此言掷地有声！天下苦秦久矣，今有壮士振臂于京华，吾道不孤！”
他激动地踱步，猛地转向一旁沉静而坐的陈三立：“伯严兄！你看见了吗？这才是大丈夫当为之事！不在其位，仍谋其政，以布衣之身，抗朝廷之谬！此等气魄，当通传湘省，激励士林！我欲即刻在《湘报》创刊号上全文刊载此书，并附评论，以张其势！”
陈三立手中也有一份抄件，他看得更慢，更仔细。闻言，他抬起眼，目光平静地看向谭嗣同：“复生兄稍安。刊载全文，自无不可，此亦开通风气之需。然评论之笔，须慎之又慎。”
“慎？”谭嗣同急道，“如此雄文，正当大书特书，有何可慎？莫非伯严兄以为其中主张有过激之处？”
黄遵宪轻咳一声，接口道：“复生兄，伯严之意，非是文章不佳。此书在京华，乃举子联名，清议所为。然在湘省刊发，尤其是由我们即将官办的《湘报》来刊发，并加鼓吹，性质便有所不同。王益吾（先谦）、叶焕彬（德辉）等人，正愁无把柄。若被指为‘呼应京中狂生，煽惑湘省’，恐于新政大局不利。”他久经宦海，虑事更为周详。
欧阳中鹄也点头：“公度（黄遵宪字）所言有理。湘省新政，千头万绪，正当埋头做事之时。京中风潮，可借其势，却不必直接卷入其漩涡。我意，刊载原文即可，评论可侧重其‘救亡图存’之精神，于具体政略，尤其是指斥枢廷之语，略作淡化。”
谭嗣同看着他们，胸中那股烈焰仿佛被泼了一瓢凉水，嗤嗤作响，冒着不甘的白气。他明白他们的顾虑是现实的，是为了保护湖南这块好不容易才开创出来的维新阵地。但他骨子里那份“冲决”一切的激情，让他对这种“策略性沉默”感到无比憋闷。
“诸君之虑，嗣同岂能不知？”他压下火气，声音却依然铿锵，“然天下事，有时需明哲保身，有时则需旗帜鲜明！今日京中举子已掷出檄文，我辈若在后方只做隔岸观火、修修补补之态，岂不令天下志士寒心？纵有风险，我谭嗣同愿一肩担之！评论文章，我来写！署名，用我本名！一切后果，与诸位无涉，与时务学堂、与《湘报》无涉！”
他说得斩钉截铁，目光扫过众人，最后落在陈三立脸上。陈三立与他目光相对时，看到了那里面不容置疑的决绝，也看到了深处一丝不被理解的孤独。陈三立心中暗叹，知道无法阻止，亦不愿寒了这腔最纯粹的热血。
沉默片刻，陈三立缓缓道：“复生兄既已决意，三立唯有同心。文章可写，署名亦不必独担。只是笔法上……”他斟酌着词句，“或许可更侧重于‘变法’之必要与路径的探讨，将京中上书，视为一种‘士林公议’的典范，而非对具体人事的攻讦。如此，既伸张了正气，亦稍减授人之柄。”
谭嗣同听出了陈三立话中的回护与妥协，那股倔强稍缓，用力点了点头：“好！就依伯严兄！”他立刻走到一旁书案，铺纸研墨，仿佛那胸中的火焰必须立刻化为文字，方能平息。笔锋落纸，力透纸背，标题便赫然是《读公车上书感奋而作》。
三
几乎在谭嗣同挥毫泼墨的同时，广州丁府书房内，丁惠康也读完了友人从上海寄来的、刊有公车上书全文的《申报》剪报。他读得很慢，时而停下，用铅笔在某些句子下划出浅浅的印痕。
窗外是岭南典型的午后，阳光明亮得有些刺眼，透过绿纱窗，在红木地板上投下模糊的光斑。书房内一片寂静，只有他翻动报纸的窸窣声。
良久，他放下剪报，背靠椅背，闭上眼，食指轻轻按压着太阳穴。文章中的悲愤与激情，透过文字扑面而来，他并非无动于衷。那种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忧惧，他感同身受。然而，一种更为强大的理性思维习惯，立刻开始分析、拆解这篇文章。
“拒和、迁都、练兵……”他低声自语，仿佛在与文章对话，“皆应急之策，固有其理。然‘变法’诸款……”他重新睁开眼，目光落在那密密麻麻的“富国之法（钞法、铁路、机器、轮舟、开矿、铸银、邮政）”、“养民之法（务农、劝工、惠商、恤穷）”、“教民之法（设学堂、倡西学、改科举）”等条目上。
“康南海……不愧是今文经学大家，善于条陈，气势磅礴。”他评价道，语气听不出褒贬，“然此类条目，多源自《校邠庐抗议》、《筹洋刍议》乃至西洋政书，排列组合，汇成一炉。其见识，远超前人；其心志，令人钦佩。”他顿了顿，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然则，如何实行？由谁实行？财政从何而出？阻力如何化解？新旧利益如何调和？人才从何而来？科技根基如何奠定？……文中或语焉不详，或过于理想。”
他想起自己在“寿安堂”推行一点点改良所遇到的艰难，想起那堵无形的“习惯”之墙。改变一个药铺尚且如此，改变一个帝国又将遇怎样的阻力？这些慷慨激昂的条目，在他眼中，仿佛一幅宏伟但笔触过于写意的蓝图，缺乏支撑其实现的、严谨的工程结构。
他并不认为康有为是空谈。相反，他相信康有为的真诚与学识。他只是基于自己的知识背景与处事经验，本能地怀疑这种“自上而下、全面规划”的变革模式的可行性。在他看来，社会的进步，尤其是科技与实业的进步，更像是有机体的生长，需要适宜的土壤（教育、研究氛围）、养分（资本、政策）、以及时间。一纸诏书，纵使英明，也无法让铁树即刻开花。
他提笔，在一张便笺上写下几行字，与其说是评论上书，不如说是给自己看的笔记：
“上书者，志士之血诚，时代之先声。可敬，可叹。然救国如医国，诊断固需明晰（上书之功），药方更需审慎（实行之难）。非仅改弦更张（变法），尤需培元固本（格致、实学、民智）。今之论者，多重前者而忽后者。恐疾未愈，而元气先伤。”
写罢，他摇摇头，将便笺夹入一本英文版的《生理学原理》书中。他知道，这番还算冷静、周全的思考，在眼下这举国悲愤、渴求速效灵丹的氛围里，是多么的不合时宜，甚至可能被斥为迂腐或冷漠。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远处珠江上，一艘冒着黑烟的小火轮正“突突”地驶过，拖曳着长长的涟漪。那是一个新时代微弱却确实存在的脉搏。而书房里那份充满古老文字与激情呼吁的剪报，与眼前这具象的西洋机器，构成了这个时代最尖锐的对比，也预示了未来道路的无比复杂。
他最终没有给任何友人写信评论此事。他只是将那份剪报仔细收好，与父亲丁日昌当年关于筹建轮船制造局电报的奏稿副本，放在了一起。两代人，两种风格的救国方略，静静地躺在抽屉深处。
四
京城。松筠庵的激昂与万言书的墨香，最终未能穿透紫禁城厚重的宫墙与都察院官僚式的冷漠。
几日后的黄昏，消息最终确认：都察院以“条约（指《马关条约》）已用宝，无法挽回”为由，拒绝代递这份有一千三百余举人签名的上书。
松筠庵内，残阳如血，照在空荡荡的禅房。地上只剩下一些废纸和干涸的墨点。康有为面色铁青，独自站在院中，望着西沉的落日，久久不语。梁启超等弟子围在他身边，年轻的脸上写满了失落、不甘与愤怒。
吴保初是稍晚才得知确切消息的。那一刻，他正独自在书房里，对着自己那份上书副本发呆。听到仆人吞吞吐吐的回报，他握着茶杯的手猛地一抖，滚烫的茶水溅在手背上，却浑然不觉。
拒绝了……竟然真的拒绝了。
一股巨大的空虚和荒谬感淹没了他。那签名时的悲壮，连日来的忐忑与隐隐的期待，此刻全都失去了重量，变得轻飘飘的，像一个被戳破的幻梦。他感到的不是单纯的失望，还有一种更深层的无力与恐惧：连如此规模的士林公议，都无法上达天听，这个帝国的沟通渠道，是真的完全壅塞了吗？那他们这些人，还能做什么？
他下意识地摸了摸手背上被烫红的地方，那里传来真实的刺痛。这刺痛，反而让他从那种虚脱感中稍微挣脱出来。他想起文廷式，想起袁世凯，想起那无数双在官场上或明或暗注视着的眼睛。这次上书，虽然失败，但他的名字，已经留在了那份名单上。这究竟是福是祸？
几乎与此同时，长沙和广州，谭嗣同与丁惠康也通过各自的渠道，得知了上书被拒的消息。
谭嗣同正在修改他那篇激情洋溢的评论文章。闻讯，他猛地掷笔于地。“庸臣误国！堵塞言路至此！”他低吼一声，眼中却没有太多意外，反而燃烧起一种更为酷烈的火焰，“此事未成，正说明变法之迫，更甚于前！非流血不足以惊醒此麻木世道！”他俯身捡起笔，就着未干的墨，在文章末尾，又添上了一句：“事虽未成，其义永存。天下有识之士，当知所求者为何，所抗者为何矣！”
而丁惠康，在药铺后院听到马文森医生提及此事时，只是微微顿了顿手中正在观察的显微镜调节旋钮。他抬起眼，目光平静：“果然如此。”语气里没有谭嗣同的愤慨，也没有吴保初的惶惑，只有一种近乎冷酷的“不出所料”。“自上而下的变革，依赖的是中枢的清明与决断力。而今看来，此路暂时不通。”他重新将眼睛贴近显微镜，专注于镜下那片微观世界的秩序与争斗，仿佛那才是更真实、更值得探究的战场。
暮色四合，笼罩了北京、长沙、广州，也笼罩着这个帝国。一份万言书，如石投死水，虽激起一圈涟漪，终究沉入黑暗的渊底。但它所承载的愤怒、希望、分歧与思考，却已如无声的惊雷，在无数士人心头滚过，留下了再也无法抹平的刻痕。道路，似乎并没有因为一次挫折而清晰，反而在失败的阴影下，显得更加迷雾重重，歧路丛生。而走在不同路径上的四公子，他们的步伐，也因此有了微妙而坚定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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