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真发过去没两天，大柱的回信就来了。信里没提那两只花骨朵，倒是写了句让六花儿笑喷的话：“花大姐，你那画……比俺画得强。就是太素净了，要是在大馒头上点个红点儿，就跟俺们食堂过年蒸的喜馍一个样了。”
六花儿捏着信纸，笑得肩膀直抖。这个傻柱子，脑子里除了馒头就是馍。笑着笑着，她忽然想起自己大学时代那些关于“大”字的故事——那时候她对名字有“大”字的人，可是有过一番执念的。
那得从她上大学那年说起。去学校报到前，她途中路过二姨家。大方已经长成清秀少年了，见她来了，眼睛亮晶晶的，从抽屉最里头掏出个小布包——里面正是当年六花儿送他的那颗彩色石头子，磨得光滑溜的，一看就是经常拿出来摸。
“六姐，我一直留着。”大方说这话时耳朵尖有点红。
六花儿心里一暖，拍拍他肩膀：“傻小子，一颗破石头子儿，留着干啥。”话这么说，嘴角却翘得压不住。两人又像小时候那样，凑在一块儿说了半天话。二姨在旁边瞅着，笑眯眯的，眼神里有点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从二姨家出来，六花儿揣着那颗被大方焐热了的石头子还给了大方，心里满意满地去了学校。可一进校门，她就觉出不对劲了。
那会儿是1976年秋，全是工农兵大学生。全班37人，从22到32岁的都有，男生占了一半。六花儿被敲锣打鼓接到教室时，好家伙，齐刷刷的眼睛全盯过来了——不是看脸，是看她那身蓝布衫下面，怎么也藏不住的凹凸曲线。
六花儿当时就觉着后背发毛。这些年她虽然试着挺直腰杆了，可被人这么明目张胆地打量，还是浑身不自在。她下意识又想含胸，可转念一想：凭什么？老娘上大学凭的是脑子，又不是凭这两馒头！
这么一想，她反而把胸脯挺得更高了，目光在教室里扫了一圈。这一扫，就扫到了花名册上两个显眼的名字——洪大勇，黄大河。
“大”！六花儿眼睛一亮。她名字里没有大字，可从小到大，她就觉得名字里带“大”的人实在，可靠。眼前这两个，一个大勇一个大河，光听名儿就让人觉得有缘分。
她特意挑了靠窗的位置坐下，斜对面就是洪大勇。那人长得浓眉大眼，个子高高壮壮的，确实配得上“大勇”这俩字。黄大河坐在后排，瘦高个，戴副眼镜，看着文气些。
开学头一周，六花儿就发现大学跟山里完全不是一回事。这里的姑娘们会讨论布拉吉（连衣裙）的款式，会悄悄抹雪花膏，会扎漂亮的头绳。六花儿听着那些叽叽喳喳的讨论，心里直皱眉：穿那么花哨干啥？能当饭吃？
她把自己带来的两件衣服摊在床上看——是蓝的灰的，最鲜亮的一件是流行的洗得发白的浅黄军装。二姨临走前塞给她一块的确良布料，粉底带小碎花的，让她做件新衣裳。六花儿当时就推了：“花里胡哨的，像资产阶级小姐。”
可现在看着宿舍里其他姑娘的花衬衫，她心里又有点不是滋味。那天晚上，她偷偷把的确良布料拿出来，对着镜子比划。布料贴在身上，衬得她皮肤更白了，凹凸的身材在柔软的布料下显出了轮廓。她看着镜子里那个曲线分明的自己，忽然想起生产队那些老婶子的闲话，手一抖，布料滑到了地上。
“算了。”她弯腰捡起来，塞回箱子最底层，“穿那么扎眼，招人说道。”
从那天起，六花儿就走上了一条“与众不同”的路。她不跟女生们扎堆讨论打扮，反而往男生堆里凑。打球、辩论、搬书，哪儿需要出力，哪儿就有她。没半个月，全班男生都管她叫“花哥”——说她爽快，讲义气，一点没有那些女生的扭捏劲儿。
六花儿听着这称呼，心里有点复杂。一方面，她确实觉得跟男生相处更自在，不用费心那些弯弯绕绕的小心思；另一方面，她又隐隐觉得，自己好像又被推到了一个“不像姑娘家”的位置上。
这种复杂在她遇到马利时达到了顶峰。
马利是班里长得最俊的男生，皮肤白，眼睛亮，说话温声细气的。可他家成分不好——富农。那时候讲究阶级斗争，这种出身让人心里犯嘀咕。马利自己也清楚，平时总是独来独往，很少跟人深交。
一次课间，六花儿正埋头抄笔记，马利走过来，默默给她倒了杯热水。暖水瓶上印着红红的双喜字，在简陋的教室里显得格外扎眼。
“六花儿同学，”马利的声音轻轻的，“你看……”他指着双喜字。
六花儿抬头，对上他那双清澈的眼睛，心里忽然“咯噔”一下。那是种很微妙的感觉——好像有根小羽毛，在心尖上轻轻扫了扫。
从那以后，马利总会有意无意地接近她。图书馆帮她占座，食堂打饭多打一勺菜，下雨天递过来一把伞。六花儿不是木头，她能感觉到马利眼神里的温度。有几次，她甚至发现自己在偷偷看马利低头写字的侧脸——鼻梁挺直，睫毛长长的，确实好看。
可每当这时候，她脑子里就会冒出两个声音。一个说：“马利人多好，又细心又温柔，比那些咋咋呼呼的强多了。”另一个立刻反驳：“他家是富农！你忘了咱们家是铁杆贫农？这要是在一起，以后孩子填表，成分怎么写？”
这还不是最要命的。最要命的是，六花儿发现自己跟马利在一起时，总会下意识地含胸——好像自己这身凹凸的曲线，在他面前成了某种负担。马利从没说过什么，可他那双干净的眼睛扫过她身体时，六花儿总觉得浑身不自在。
她在日记本里写道：
大号执念
名字里带“大”的，我总多看一眼，
觉得实在，厚重，像山。
可眼前这个清俊的人啊，
他叫马利，名字里没有“大”，
却让我心里起了波澜。
我数着自己的出身：贫农，三代清白；
又摸摸这身凹凸：太显眼，不像正经姑娘该有的款。
到底哪个才是真正的“大”？
是成分表上那个符号，
还是胸膛里这颗扑通乱跳的心肝？
诗写完了，问题还在那儿摆着。六花儿愁得几天没睡好，直到马利在一次晚自习后，把她叫到了操场上。
月光很好，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老长。马利从兜里掏出一小包东西——是几块用油纸包着的芝麻糖。
“我娘寄来的，”他把糖塞到六花儿手里，“你尝尝。”
六花儿捏着那包还带着体温的糖，喉咙有点发紧。她抬头看马利，月光照在他脸上，那双眼睛亮得让人心慌。
“马利，”她听见自己的声音有点抖，“咱们……不合适。”
话一出口，她就后悔了。因为她看见马利眼里的光，一点点暗了下去。
“是因为我家成分吗？”马利问得很平静，好像早就知道答案。
六花儿张了张嘴，想说“不是”，可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她低头看着自己的脚尖，想起小时候因为“指腹为婚”被许给表哥大星，想起那些关于“胸大无脑”的闲话，想起这些年为了“像个正经姑娘”做的所有努力。
最后她说：“马利，你很好。是我……我配不上你。”
这话说得多虚伪啊。六花儿说完自己都想抽自己嘴巴子。可马利只是静静地看了她一会儿，然后轻轻点了点头。
“我明白了。”他说完转身走了，背影在月光下显得格外单薄。
六花儿站在原地，手里那包芝麻糖突然变得沉甸甸的。她剥开一块塞进嘴里，甜得发苦。
这事儿过去没多久，班里又出了档子更轰动的事——教日语的刘老师，一个三十出头、丈夫在外地的女老师，跟洪大勇好上了。
消息传开时，整个系都炸了锅。刘老师比洪大勇大了整整十岁，还是已婚。那些日子，宿舍里、食堂里、操场上，到处都能听到嘀嘀咕咕的议论。
“啧啧，真是世风日下。”
“刘老师也真是，为人师表的……”
“洪大勇图啥？图她年纪大？”
六花儿听着这些话，心里一股无名火“噌”地就上来了。那天下午正好班系里组织老师与学生开生活会，刘老师在场，学生看她的眼神全变了，交头接耳的，捂嘴偷笑的。
系主任让学生讨论对老师上课的想法。
六花儿“腾”地站起来，椅子腿在地上划出刺耳的响声。全班瞬间安静，所有人都看着她。
“有的老师与学生一见钟情！”六花儿的声音又清又亮，跟当年怼老光棍时一个样，“我觉得应该注意一下身份。”
会议室里鸦雀无声。刘老师愣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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