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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的雨是傍晚开始下的，起初只是沈阳常见的秋雨，细密绵软，打在玻璃窗上发出沙沙的声响。到了晚上九点，雨势陡然转急，豆大的雨点砸在地面上，溅起浑浊的水花。街道两旁的霓虹灯在雨幕中晕开，红的绿的黄的，混在一起像打翻的调色盘。
陈末站在外卖站点的屋檐下，低头看着手机屏幕。蓝色工作服湿了半边，雨水顺着帽檐往下滴。APP界面显示着今日战绩：已完成31单，距离35单的保底还差4单，距离40单的额外奖励还差9单。
站点老李叼着烟走过来：“小陈，还送？这雨一时半会儿停不了。”
“送呗。”陈末把手机揣进防水袋，“回去也是听我妈唠叨，嫌我不找个正经工作。”
“外卖不是正经工作？”老李笑了，“自食其力，挣干净钱，哪不正经了？”
陈末没接话，只是紧了紧雨衣帽子。有些话说不出口——比如高考落榜后那些亲戚的眼神，比如高中同学聚会时有人“不经意”问起“你现在在哪儿高就”，比如母亲越来越频繁的叹息。送外卖是过渡，他总这么告诉自己，等攒够钱就去学个技术，修车也好，电焊也罢，总比现在强。
可过渡了两年，还在这辆二手电瓶车上。
晚上十点二十八分，雨小了些。陈末接了个城东的单子，从铁西到和平区，配送费加雨天补贴能有十五块。他啐了口唾沫：“走你！”
小电驴在湿滑的路面上穿行，车轮碾过积水，溅起两道水翼。街边的店铺大多已关门，只有便利店和24小时药房的灯还亮着。陈末嘴里哼着不成调的《漠河舞厅》，那是他爸爱听的歌。老爷子年轻时在漠河当过兵，常念叨那边的冬天能冻掉耳朵。
红绿灯。黄灯闪烁。陈末减速，准备停下。
就在这时，右侧岔路口突然冲出一辆黑色轿车。没有开灯，像个幽灵，静悄悄地滑进主路。等陈末发现时，车头距离他已经不到五米。他下意识捏紧刹车，轮胎在湿滑路面发出刺耳的尖叫——
时间在那一刻变得黏稠。
陈末清楚看到车标，黑色的奔驰三叉星在路灯下泛着冷光。看到驾驶座上模糊的人影，似乎也在惊恐地张着嘴。看到自己的小电驴前轮翘起，然后整个世界开始旋转。
他飞起来了。真的飞起来了，像小时候坐过的海盗船，失重感攫住心脏。然后重重落地，背部先着地，肺里的空气被全部挤压出来，发出沉闷的“砰”声。接着是侧滚，头盔磕在马路牙子上，咔嚓一声，视野里出现蛛网状的裂痕。
疼痛还没来，最先到来的是声音。轮胎摩擦声、金属扭曲声、玻璃碎裂声，混合成一种怪异的交响。然后是人声：
“哎妈呀！撞人了！”
“快打120！报警！”
“别动他！小心二次伤害！”
有人跑过来，脚步声杂乱。一张陌生的脸出现在裂开的头盔上方，是个中年女人，嘴唇哆嗦着：“小伙子，能听见吗？坚持住，救护车马上来了...”
陈末想说话，想告诉她他没事，就是有点喘不上气。但喉咙里只发出“嗬...嗬...”的声音，像破风箱。血从额头上流下来，温热的，流进右眼，视野变成暗红色。
警笛声由远及近，红蓝光交替闪烁。有人用伞遮在他头上，雨点打在伞面上，啪嗒啪嗒。世界的声音渐渐远去，只剩下雨声和自己的心跳，一下，一下，缓慢而沉重。
救护车门打开，几个白大褂围上来。有人剪开他的雨衣和工作服，冰凉的手指在颈侧探着。“血压80/50，心率120，呼吸浅快...”声音冷静得可怕。
他被抬上担架，救护车顶灯旋转，光线透过眼皮变成流动的红。有人问：“姓名？年龄？”
他想回答，但发不出声音。有人从他口袋里掏出手机，屏幕碎了，但还亮着。锁屏壁纸是他和爸妈的合影，去年过年拍的，三个人挤在镜头前，都笑得很傻。
“叫陈末...通讯录里有个‘妈’...”
救护车门关闭，引擎轰鸣。陈末最后看了一眼车窗外——他掉落的安全帽孤零零躺在积水里，旁边是扭曲变形的电瓶车，还有一地玻璃碴。
然后黑暗降临，真正的、纯粹的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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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的急救室永远是惨白的。无影灯像小太阳悬在头顶，照得一切都无所遁形。陈末能感觉到自己被挪到手术台上，听见剪刀剪开衣物的声音，听见仪器接通的滴滴声。
“颅骨骨折，颅内出血...”
“左侧肋骨骨折三根，可能有气胸...”
“通知神经外科和胸外科会诊...”
声音断断续续，像收音机信号不好。有针扎进手臂，冰凉的液体流进血管。意识开始涣散，疼痛反而模糊了，变成一种遥远的钝痛。
他想起很多事，像走马灯。六岁在雪地里堆雪人，冻得鼻涕流出来也舍不得回家。十三岁偷骑爸爸的二八大杠，摔进沟里，膝盖破了也不敢哭。十八岁高考查分那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听见门外爸妈压低的说话声：“没事，儿子，咱们复读一年...”
最后想起的是出门前，妈妈往他怀里塞了个饭盒：“今晚包的饺子，猪肉白菜的，路上趁热吃两个。”
他说：“妈，我这是去送外卖，又不是上学。”
“那也得吃饭！”妈妈瞪他。
现在饺子应该凉透了，在配送箱里，和他一起经历了一场车祸。
手术刀划开头皮的感觉很奇妙，不痛，只是有种拉扯感。钻头的声音，嗡嗡的，像电钻装修。陈末想，原来开颅是这样的声音。然后有人惊呼：“出血量比预想大！准备输血！”
血袋挂起来，一滴一滴往下掉。他的血在往外流，别人的血在往里输。这算不算另一种形式的活着？
手术持续了六个小时。结束时天应该亮了，但他看不见。只听见医生疲惫的声音：“生命体征暂时稳住了，但脑损伤严重，能不能醒来看后续恢复...”
“植物人状态的可能性？”
“很大。家属做好心理准备。”
植物人。三个字，轻飘飘的，却像三座山压下来。陈末想喊：我能听见！我什么都听见了！但发不出任何声音。他像被关进一个透明的棺材，能看见外面，能听见外面，但无法回应。
黑暗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有意识的黑暗。
第一天，他听见妈妈压抑的哭声，在病房外走廊，捂着嘴那种哭，像受伤的小动物。爸爸在安慰她，声音沙哑：“会醒的，咱儿子命大...”
第二天，亲戚来了又走，带来水果和安慰的话。“这孩子从小皮实”“肯定能闯过这关”“需要钱就说”。客套而苍白。
第三个月，来的人越来越少。病房大部分时间很安静，只有仪器的滴滴声，护士换药时的脚步声，妈妈每天给他擦身时的温水流动声。
陈末学会了在黑暗中数数。从1数到10000，倒着数回来。回忆所有认识的人的脸，背诵所有会唱的歌的歌词。时间失去了意义，白天黑夜没有区别。他感觉自己正在慢慢消散，像沙堡被潮水侵蚀。
第一百一十二天的深夜，监护仪的警报突然响了。
不是血压下降，不是心跳停止——是脑电波。屏幕上出现一组完全异常的波形，剧烈的、混乱的、前所未见的波动。
值班医生冲进来，检查仪器，记录数据。“不可思议...”他喃喃自语，“这种活跃度...”
就在这一刻，那个声音在陈末意识深处响起：
“检测到高强度意识挣扎，符合系统绑定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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