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八点十分，我站在市检察院档案室的柜台前，手指无意识地敲打着冰凉的大理石台面。空气里有股子陈年纸张、灰尘和劣质茶叶混合的味道，像时间的体味，浓得化不开。头顶的日光灯管有一根在咝咝地响，光线惨白，把一排排顶天立地的墨绿色铁皮档案柜映得森然冰冷。
老王还没来。
值班表上写着管理员王德贵，八点上班。现在八点十二分了。我又看了眼手表，金属表带贴着皮肤，冷得人一激灵。胃里空荡荡的，昨晚（或者说今晨）从健身房现场回来，只胡乱喝了半碗林薇煨的鸡汤，躺下时天都快亮了，睡得也不踏实，脑子里全是那半粒湿漉漉的纽扣和胡永强僵白的手。
“咳咳……”
一阵拖沓的脚步声伴着咳嗽从里间传来。老王佝偻着背，端着个掉了漆的搪瓷缸子，慢悠悠地晃了出来。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十岁，花白的头发稀疏地贴在头皮上，老花镜滑到鼻尖，眼皮耷拉着，一副没睡醒又被世界欠了钱的模样。
“王老师，早。”我尽量让语气听起来平和。
老王抬起眼皮，从镜片上方瞅了我一眼，慢吞吞地“嗯”了一声，算是回应。他把搪瓷缸子放在柜台上，里面泡着浓得发黑的茶，然后从抽屉里摸出一串哗啦作响的钥匙，开始慢条斯理地开身后铁柜的锁。
“调个档案，1998年的。林国栋，周芳，夫妻俩，非正常死亡。”我把写好的查询单隔着柜台推过去。
老王的手停了一下，转过头，又看了我一眼。这次眼神里多了点别的东西，像是浑浊的深潭里投进了一颗小石子，漾开一丝几不可察的波纹。“1998年？那可是老黄历了。”他的声音沙哑，带着痰音，“非正常死亡……哪个派出所处理的？”
“应该是当时的城南派出所。具体还要查。”
“城南所……”老王念叨了一句，没再问，转过身，用钥匙打开一个标着“1996-2000 死亡/注销”字样的柜门。柜子里塞满了牛皮纸档案袋，挤得密密麻麻，边角都磨得发毛了。他踮起脚，手指在堆积的档案袋脊背上慢慢划过，像在抚摸某种古老生物的鳞甲。灰尘簌簌地落下来，在惨白的灯光下飞舞。
等待的时间被拉得很长。档案室里静得可怕，只有日光灯的电流声和老王偶尔发出的、意义不明的咕哝声。我靠着柜台，目光扫过那些沉默的铁柜。这里面封存着多少人的一生，多少来不及说完的故事，多少被“结论”两个字草草收场的秘密？胡永强的档案，不久后也会被装进这样的袋子里，塞进某个铁柜，然后被时间慢慢覆盖上灰尘吧。
“林国栋……周芳……”老王嘟囔着，抽出一个看起来格外单薄的牛皮纸袋。袋子很旧，边角破损，用一根白色的棉线粗糙地捆着。他拿着袋子，没立刻递给我，而是用袖子抹了抹袋子上厚厚的灰，又对着光看了看袋子上用毛笔写的、已经褪成褐色的字迹。
“是这个。”他把袋子放在柜台上，没松手，“沈检，这老档案，可不一定全。那时候还没完全电脑化，有些材料……说不定就没了。”
“先看看。”我伸手去拿。
老王的手却按在袋子上没动。他抬起眼，透过镜片看着我，那眼神有点复杂，像在权衡什么。“这夫妻俩……我记得一点。好像是一前一后，没差几天，都走了。留下个小闺女，怪可怜的。”他顿了顿，声音压得更低，“沈检，你查这个，是……有新案子牵着了？”
他的问题看似随意，但按在档案袋上的手指，关节有些发白。他在试探，或者在提醒。
“例行核查，有个线索想印证一下。”我含糊地说，手上加了点力道，把档案袋从他手下抽了出来。棉线粗糙的质感划过指尖。
老王没再阻拦，只是端起搪瓷缸子，喝了一大口浓茶，喉咙里发出响亮的吞咽声。他的目光落在我手里的档案袋上，又很快移开，望向窗外灰蒙蒙的天空，不再说话。
我拿着档案袋，走到旁边一张专门供查阅用的旧木桌前坐下。桌子斑斑驳驳，不知道被多少人的手肘磨掉了漆。拧开桌上的绿色玻璃罩台灯，昏黄的光圈照亮桌面一小块区域。我解开棉线，很小心，怕把已经脆化的纸张弄破。
袋子里的东西比我想象的还要少。
最先滑出来的是两张对折的、颜色发黄的纸——死亡医学证明书。我展开第一张。
死亡医学证明书
死者姓名：周芳
性别：女
死亡日期：1998年10月27日
死亡原因：高坠致颅脑损伤合并胸腔脏器破裂
诊治经过：死者于1998年10月27日晚被发现于纺织厂家属院4号楼楼下，经到场医务人员检查已无生命体征。
签字医师：***（盖章）
单位：江城市人民医院
很标准的格式，字是蓝色圆珠笔写的，有些洇开。死亡日期，1998年10月27日。林薇那年十二岁。秋天。
我拿起第二张。
死亡医学证明书
死者姓名：林国栋
性别：男
死亡日期：1998年11月3日
死亡原因：溺水
诊治经过：死者于1998年11月3日凌晨被发现于城南河中，打捞上岸后确认死亡。
签字医师：王志刚（盖章）
单位：江城市人民医院
林国栋，死于1998年11月3日。距离他妻子周芳死亡，仅仅七天。
夫妻双亡，相隔一周。母亲先“高坠”，父亲七天后“溺水”。这时间点巧合得刺眼。是承受不了丧妻之痛自杀？还是……有什么东西，让这两个死亡紧紧联系在一起？
我继续翻看。下面是一份用复写纸手写的《接处警登记表》，字迹潦草，蓝色印泥已经褪成了灰白色。
接报时间：1998.10.27 21:47
报警人：张素珍（邻居）
报警内容：有人从楼上掉下来了！在纺织厂家属院4号楼！
处置单位：城南派出所
到场民警：王志刚，***
处置情况：现场发现女性死者一名，经120确认已死亡。初步勘查为高坠，排除他杀嫌疑。联系家属。
处理意见：作非正常死亡处理，进一步调查。
另一份登记表，日期是1998年11月3日。
接报时间：1998.11.3 05:20
报警人：晨练群众
报警内容：河里好像有个人！在城南河老码头这边！
处置单位：城南派出所
到场民警：王志刚，***
处置情况：打捞起男性死者一名，确认为林国栋（周芳丈夫）。现场无打斗痕迹，死者随身物品无丢失。初步判断为溺水。
处理意见：作非正常死亡处理。结合其妻近日身亡，倾向自杀。
又是王志刚和***。同样的两个名字，处理了夫妻两人的死亡现场。处理意见也高度一致：“作非正常死亡处理”。周芳的“排除他杀嫌疑”，林国栋的“倾向自杀”，都写得干脆利落，像是在遵循某种既定的脚本。
下面是一份用信纸手写的、更为详细的《关于林国栋、周芳死亡事件的情况说明》，落款是城南派出所，盖着红章，日期是1998年11月10日。字迹比登记表工整些，但透着一股公事公办的冷淡。
“经调查，周芳（女，38岁）于1998年10月27日晚意外高坠身亡。其丈夫林国栋（男，40岁）因悲伤过度，于1998年11月3日投河自尽。经勘查，两起事件现场均未发现他杀迹象，死者社会关系简单，未发现明显矛盾。特此说明。”
说明下面，是经办民警的签名：王志刚，***。在审批领导一栏，签着另一个名字：陈文涛。
陈文涛。
我的目光在这个名字上停留了几秒。有点耳熟，但一时想不起在哪里听过。可能是系统内某个不常接触的中层领导？他当时的职务应该是派出所的法制员或者副所长。
材料到这里，似乎就该结束了。一对不幸的夫妻，先后意外离世，警方调查后排除了刑事案件可能，出了情况说明，盖棺定论。干净，利落，符合程序。就像胡永强那个现场，干净得让你挑不出程序上的毛病。
但是，现场照片呢？
任何非正常死亡，尤其是高坠和溺水这种，现场照片是必不可少的证据。固定现场状态，记录尸体位置、姿态、周围环境。可我把档案袋倒过来，又仔细摸了摸，没有照片。连一张宝丽来快照都没有。
“王老师，”我抬起头，看向还在慢吞吞喝茶的老王，“这档案里，是不是少了现场照片？”
老王放下搪瓷缸子，似乎早就料到我会这么问。他走过来，扶了扶老花镜，探头看了看摊在桌上的几份文件。“照片？哦，那个啊……”他拖长了调子，“那时候不像现在，出警标配相机。所里就那么一两台老海鸥，还经常坏。有时候出了现场，没拍或者忘了拍，也常有。这夫妻俩的案子，定性是意外和自杀，没按刑案走，材料自然就简单点。”
他说得合情合理。九十年代末，基层条件有限，程序上确实可能存在瑕疵。但两个死亡，连一张现场记录照片都没有，这“瑕疵”未免太大了点。是疏忽，还是……根本不想留下更多的影像记录？
“当时询问过他们女儿吗？一个十二岁的女孩，父母一周内都没了，没人问她话？”我指着那份情况说明，“这上面说‘死者社会关系简单’，但直系亲属女儿，难道不算社会关系？不需要询问？”
老王脸上的皱纹似乎深了一些。他避开我的目光，拿起桌上的档案袋，摩挲着粗糙的牛皮纸面。“这……我就不清楚了。卷宗里没有询问那女孩的笔录，那就是……没问吧。可能孩子吓坏了，问不出什么。也可能，觉得问一个小孩没啥用。”他顿了顿，声音更低，“而且，那时候这种事……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人都死了，还能问出个花来？”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话像一根冰冷的针，轻轻扎了我一下。我忽然想起胡永强案，刘副检察长是不是也抱着类似的想法？现场干净，就当意外处理，大家都省事。
我把死亡证明和情况说明又看了一遍。目光落在周芳的死亡登记表上。在“家属或关系人签字”一栏，填着一个名字，字迹歪斜，像是握着笔的手在抖。我辨认了半天，才勉强认出是“林国栋”三个字。而在旁边“与死者关系”一栏，写着“夫”。
但我的注意力，被登记表下方，一个更不起眼的角落吸引了。那里有一个小小的签名，像是派出所内部登记人员的签收。字迹非常潦草，几乎就是一团缠绕的线条。我眯起眼，凑近台灯，仔细分辨。
第一个字笔画很复杂，看起来像是个“苏”字的上半部分，但后面的部分完全连成了一团，无法辨认。姓氏是“苏”？苏什么？
这个姓氏让我心里莫名地咯噔一下。很细微的感觉，但确实存在。苏……一个不算特别常见，但也绝不稀有的姓氏。可能是当时派出所的某个内勤，随手签下的。仅此而已。
可为什么，当我看着这个模糊的、可能为“苏”的签名时，会突然想起那半粒纽扣上蔓藤缠绕的花纹？会想起昨晚离开健身房时，心头那缕若有若无的不安？
毫无关联。只是神经太过紧绷的联想。我对自己说。
但手指却不由自主地，在那个潦草的签名上轻轻拂过。纸张粗糙的质感，透过指尖传来，带着二十多年前的灰尘气息。
“王老师，”我把材料小心地收拢，放回档案袋，但没重新系上棉线，“这份档案，我能复印一份吗？可能需要带回去仔细看看。”
老王脸上露出为难的神色：“沈检，这……不合规矩啊。老档案，特别是这种非案件的死亡档案，原则上不能外带复印的。你要看，就在这儿看。或者，你得有领导的批条……”
“我知道规定。”我打断他，看着他的眼睛，“但这个可能和我手头正在查的案子有关联。我需要仔细核对一些细节。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不带走原件，就在咱们档案室的复印机上复印一份，复印件我签字登记，责任我担。原件立刻归还，不影响你们存档。”
老王犹豫着，看了看我，又看了看那个破旧的档案袋，手指无意识地搓着。档案室里一片寂静，只有日光灯管的电流声在咝咝作响，像某种催促。
终于，他叹了口气，肩膀塌下去一点，像是妥协了，也像是卸下了一点无形的重量。“行吧……就复印一份。你快点，别让人看见。完了原件我得立刻锁回去。”他压低声音，“沈检，不是我不通融，是有些事……知道多了，没好处。特别是这种陈年旧账。”
他说最后一句时，眼神里又闪过那种复杂的、欲言又止的光。然后他转过身，佝偻着背，走向角落里那台老掉牙的复印机，动作缓慢地打开盖子，预热。
我拿着档案袋跟过去。复印机发出沉闷的嗡鸣，一道惨白的光线在玻璃板上缓缓扫过，将那些泛黄纸张上的字迹、印章、还有那个模糊的签名，一点点吞噬，又在一张崭新的A4纸上吐出来。每一声“咔嚓”，都像是时间被强行复制时发出的、细微的碎裂声。
复印件带着一股热熔的塑料味。我把原件仔细地按顺序理好，重新放进牛皮纸袋，用棉线松松地捆好，递给老王。“谢谢王老师。”
老王接过，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把档案袋紧紧攥在手里，像攥着什么烫手的东西，快步走回铁柜前，打开，塞回去，上锁。咔嚓一声，锁舌弹回。那对夫妻二十五年前的死亡记录，连同可能存在的秘密，再次被关进了冰冷的铁柜，淹没在无数类似的牛皮纸袋之中。
我拿着还有余温的复印件，走出档案室。走廊里明亮得多，窗外天色却依然阴沉。手里的几页纸很轻，但仿佛有种莫名的重量。
夫妻双亡，间隔七天。现场无照片。女儿未被询问。经办民警相同。结论干净利落——“意外”与“自杀”。
还有那个模糊的、姓氏可能为“苏”的签名。
所有这些，像散落的珠子，暂时还串不成一条清晰的线。它们只是疑点，只是不合理之处。或许真的只是巧合，是那个年代常见的疏漏。
但为什么，我心中的不安，非但没有随着查阅档案而减轻，反而像滴入清水中的墨汁，丝丝缕缕地扩散开来，将周围的一切都染上了一层晦暗的底色？
我把复印件对折，塞进公文包内层。走回办公室的路上，脚步有些沉。胃里的隐痛又开始了，不剧烈，但持续地存在着，提醒我身体的疲惫和精神的紧绷。
推开办公室的门，小陈正在里面整理胡永强案的材料，见我进来，抬头问：“沈检，档案查得怎么样？”
“有点发现，还不确定。”我在椅子上坐下，揉了揉眉心，“胡永强那边，有什么新情况？”
“正想跟您汇报。我们调取了他近三个月的通话记录和银行流水，发现几处异常。”小陈把一份打印件递过来，“死前一周，他有两笔ATM取现，合计两万元，用途不明。死前两天，他手机有一个长达十分钟的来电，来自一个没有实名登记的号码，位置在城东，之后就关机了，再也打不通。另外，他妻子刘女士那边，我们侧面了解了一下，邻居反映胡永强生前脾气暴躁，两口子经常吵架，有时还能听到摔东西和女人的哭声。但刘女士从未报过警。”
又是家暴。又是沉默的承受者。
胡永强，张建明……还有档案里那个“高坠”身亡的周芳。暴力的阴影，似乎无处不在，又以各种形式终结。
“刘女士的情绪怎么样？”我问。
“很平静。”小陈的表情有些困惑，“太平静了。丈夫突然死了，她看起来难过，但……没有那种天塌下来的崩溃感。做笔录时也很配合，问什么答什么，但感觉像在背稿子。而且，她家里收拾得异常干净整洁，胡永强的个人物品好像已经清理掉一部分了。”
平静。整洁。快速清理遗物。这不像一个突然丧夫的普通女人的反应。除非……她早有心理准备？或者，死亡对她而言，是一种解脱？
这个念头让我后背微微发凉。我再次想起档案里那个十二岁就成为孤儿的女孩，林薇。她当时，是什么心情？害怕？悲伤？还是……在漫长的岁月里，某种东西慢慢变了质？
“继续查那两万元现金的去向。还有那个神秘号码，想办法确定机主身份，至少锁定活动范围。”我吩咐道，“另外，找一下当年处理周芳、林国栋死亡案的两个民警，王志刚和***，看看他们现在在哪里，能不能联系上。”
“王志刚？***？”小陈记下名字，“这两人怎么了？”
“没什么，一点关联线索，需要核实。”我没有多说。那些陈年疑点，目前还只是我个人的直觉，不宜扩散。
小陈离开后，我独自坐在办公室里。窗外的天空压得更低了，灰蒙蒙的云层厚重得仿佛要坠下来。雨似乎快要来了。
我拿出那份复印件，在桌上铺开。目光再次掠过那些褪色的字迹，最后停留在周芳死亡登记表那个模糊的签名上。
苏。
这个字，像一根极细的刺，扎在视野的角落里，不疼，但让人无法忽视。
林薇知道她父母档案的具体细节吗？她知道现场没有照片吗？她知道那个可能姓“苏”的人吗？
如果她不知道，我该告诉她我的发现吗？以什么名义？关心？还是检察官的职业病发作，对任何疑点都想刨根问底？
如果她知道……如果她早就知道这些疑点，甚至知道更多，那她这些年平静的外表下，到底藏着怎样的暗流？
忽然间，我无比渴望回家。不是想逃避，而是一种近乎本能地，想去确认什么。确认那个和我同床共枕七年、温柔体贴的妻子，是否真的和我手里这些冰冷的、充满疑点的纸张，存在于同一个世界。
我想看看她的眼睛。在提到父母时，那双总是垂下、流露出淡淡哀伤的眼睛深处，到底还有什么。
我收起复印件，锁进抽屉。拿起车钥匙，起身离开办公室。
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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