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里一直流传着女子很难活过十八岁的传言。
直到十七岁那天我才知道，那不是传言。
是诅咒。
我在蛋糕上插了十七根蜡烛，手抖得厉害，有两根怎么都插不稳，像我跟这个世界之间那点摇摇欲坠的联系。
“滢滢，别急，慢慢来。”母亲站在我身后，声音轻得像怕惊动什么似的。她的手搭在我肩膀上，指尖冰凉——母亲的手永远是凉的，从我记事起就是这样。
客厅的吊灯被调到了最暗的一档，暖黄色的光软软地铺下来，照着茶几上那个六寸的奶油蛋糕。
蛋糕是母亲下午去“甜心坊”买的，我小时候最爱吃那家的奶油，后来长大了反而不太爱甜食了，但她每年都买，从没换过。
父亲坐在沙发的角落里，手里攥着一杯茶，茶水早就凉透了。他假装在看电视，音量调成了静音。
他不时地瞥我一眼，目光碰到我的视线又迅速弹开，去盯茶杯，盯天花板，盯自己拖鞋上那道怎么也刷不掉的污渍。
我知道他在想什么。
姐姐十八岁生日那天，他也坐在那个位置，也端着那杯永远喝不完的茶。
“来，许愿。”母亲把打火机递给我，火苗在她指尖跳了跳，映出她眼角细细的纹路。她今年才四十一岁，看起来却像五十多的人了。不是岁月对她苛刻，是命运对她刻薄——先是丈夫那边的遗传病，然后是女儿，现在又是另一个女儿。
我盯着那十七簇火苗，它们摇摇晃晃的，像十七个站不稳的小人。
许什么愿呢？
许愿我能活过十八岁？这个愿望太奢侈了，苏家的女人不配许这种愿。
许愿母亲别再哭了？她每次都是背着我哭，以为我不知道，可我闻得到她枕头上隔夜的潮气，看得见她眼眶里那些碎掉的光。
许愿父亲……算了，不给他添堵了。
我闭上眼睛，认真地想了三秒钟，然后把蜡烛吹灭了。
“呼——”
十七簇火苗齐齐弯了弯腰，灭了。一缕细细的白烟升起来，在灯光下扭成一根快要断掉的丝线。
“许了什么愿？”母亲问，声音里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雀跃，像是在哄一个生病的孩子吃药。
“不能说，说了就不灵了。”我笑了笑，拿塑料刀去切蛋糕。刀很钝，奶油糊在刀面上，腻腻歪歪的，像这个家所有的情绪——都黏在一起，扯不开，也说不清。
母亲没有再追问。她转身去厨房拿盘子，背影在走廊的暗处里显得很薄，薄得像一张纸，风一吹就会皱。
父亲终于开口了：“滢滢，要不要……明天爸爸带你去海边走走？”
“不用啦，爸，我又不是明天就——”我咬住了舌尖，把那半句话吞了回去。
客厅安静了三秒。
厨房里传来盘子磕在灶台上的声响，清脆的一声“啪”，像骨头断裂的声音。我听过那种声音——姐姐从楼梯上摔下来的时候，她的左手腕就是“啪”的一声，然后弯成了一个不可能的弧度。
“我是说，我明天还要上学呢。”我改了口，把切好的蛋糕放在父亲面前，“爸，吃蛋糕。”
父亲“嗯”了一声，拿起叉子，却没往嘴里送。他低着头看那块蛋糕，奶油上还缀着一颗樱桃，红得不太真实。他的喉结动了动，像是有话要说，又被什么东西卡住了。
苏家的男人大概都是这样的——有话说不出口，有泪流不出来。
我奶奶是这样说的：“苏家的男人，嘴是焊死的，心是玻璃做的，一碰就碎，碎了还扎人。”
她说这话的时候，已经确诊了渐冻症，整个人缩在轮椅里，像一件被洗缩水的毛衣。她是在四十三岁那年发病的，比苏家女人的“大限”晚了二十五年，但她不姓苏，她姓林，是嫁进来的。
苏家的诅咒只针对苏家的女人——准确地说，是苏家男人血脉里的女人。
我父亲姓苏，我姐姐姓苏，我也姓苏。
姐姐叫苏滢，我叫苏柠。
滢是清澈的意思，柠是柠檬的柠。母亲说，生姐姐的时候想让她做个清澈通透的人；生我的时候，刚好在喝一杯柠檬水，就随手取了这么个名字。
我有时候想，如果那天她喝的是可乐，我是不是就能活得久一点？
可乐好歹有气泡，看起来热闹。
“柠柠，吃蛋糕。”母亲端着盘子从厨房出来，盘子里切了一块特别大的，奶油最多的那块，永远都是留给我的。
我接过盘子，叉了一口奶油放进嘴里。甜得发腻，腻得让人想吐，但我还是咽下去了。
因为明年可能就吃不到了。
不，不是可能。
是大概率吃不到。
苏滢没有吃到她十八岁之后的蛋糕。她十八岁生日那天，我们给她过了一个热热闹闹的生日，她吹蜡烛的时候许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愿，长到我们都怀疑她是不是在蜡烛前面睡着了。后来我问她许了什么愿，她笑了笑，说：“说出来就不灵了。”
三天后，她从楼梯上摔了下来。
医生说，是突发性的心肌病，苏家的女人到了十八岁前后，心脏就会像一台运行了太久的机器，齿轮开始松动，链条开始断裂，然后——“咔”的一声，一切都停了。
苏滢没有当场去世。她在ICU里撑了十一天。母亲寸步不离地守在病房外面，父亲跪在医院的走廊里，对着一个他从来不信的上帝磕了三个头。
我也跪了。但不是磕头，是蹲在墙角，把手指塞进嘴里咬着，不让自己哭出声来。那年我十三岁，刚上初一，穿着校服，校服上还别着“三道杠”，是大队委的标志。
我觉得自己特别可笑——我能管好全校的纪律，却管不住姐姐的心跳。
第十一天的凌晨三点十七分，苏滢的心跳停了。
母亲后来说，那天晚上她做了一个梦，梦见苏滢站在一条很宽的河对岸，穿着白色的裙子，头发很长，风很大，她在河对岸笑着挥手，嘴巴一张一合地说着什么。母亲听不清，就拼命地往前跑，可是河岸越来越远，越来越远，最后苏滢变成了一粒白色的点，像一颗星星，熄灭了。
“她说了什么？”我问。
“不知道。”母亲摇了摇头，眼眶红了，但没有哭。
她已经学会了不哭。或者说，她把所有的眼泪都攒着，攒到我这里。
我现在十七岁了。
距离十八岁，还有三百六十五天。
或者说，还有三百六十五个“可能醒不过来的早晨”。
我把蛋糕吃完了，奶油糊在嘴角，母亲伸手帮我擦掉，动作很轻，像在擦拭一件易碎品。
“妈咪，明天我想吃你做的红烧排骨。”
“好。”
“后天想吃学校门口那家馄饨。”
“好。”
“大后天……”
“什么都行，你想吃什么，妈咪都给你做。”母亲的声音终于有了一丝裂缝，像瓷器上细小的开片，不仔细看看不出来，但裂了就是裂了。
父亲在角落里终于把那口蛋糕塞进了嘴里，嚼了两下，像是嚼着一团棉花。他站起来，走到我身边，犹豫了一下，伸手摸了摸我的头发。
他的手很大，掌心粗糙，有常年握方向盘磨出来的茧子。他是出租车司机，开了二十年了，南城的每一条巷子他都了如指掌。
“滢……柠柠。”他叫错了我的名字，又迅速改了过来。苏滢走了四年了，他还是会叫错。
“爸，你是不是想叫我姐？”我笑着问。
他没说话，手掌在我头顶停了一秒，然后收回去了。
“早点睡。”他说完就转身进了卧室，门关上的声音很轻，轻得像一声叹息。
母亲开始收拾桌上的残局，把吃剩的蛋糕用保鲜膜包好，放进冰箱。她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很专注，像是在执行一套程序——擦桌子、收盘子、包蛋糕、关冰箱、洗手、擦手。每一个步骤都不能少，每一个动作都要做到位，好像只要把这个流程走完，一切就都还在掌控之中。
我知道她在怕什么。
她在怕一旦停下来，就会被那个巨大的黑洞吞进去。
“妈咪，我来帮你。”我端起两个盘子往厨房走。
“不用，你放着，妈咪来。”
“我又不是玻璃做的。”
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
母亲的手顿了顿，湿抹布攥在掌心，水顺着指缝滴下来，一滴，两滴，滴在地砖上，洇出深色的圆。
“我不是那个意思，妈咪。”
“我知道。”她笑了一下，很淡，“去洗澡吧，明天还要上学。”
我“嗯”了一声，转身往卫生间走。走到走廊中间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
母亲还站在原地，手里攥着那块湿抹布，低着头，肩膀微微耸动着。她在哭，但一点声音都没有。
苏家的女人连哭都是无声的。
我站在花洒下面，热水从头顶浇下来，蒸汽弥漫了整个淋浴间。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身体——瘦，白，肋骨一根一根地凸出来，像一架没有调好音的钢琴。
心跳很稳，咚，咚，咚，每一下都结结实实的。
我抬起左手，看着手腕内侧那些细细的青色血管。皮肤很薄，薄得能看见血液在里面流动的样子。苏家的女人都是这样的——皮肤薄，血管浅，像一层半透明的纸，包着里面所有脆弱的东西。
姐姐的手腕也是这样。
她摔下楼梯的那天，我第一个跑到她身边。她的身体以一种奇怪的角度躺在楼梯拐角处，头枕在第三级台阶上，脚搭在第七级台阶上，整个人像一把被折断的尺子。她的嘴唇是紫色的，指甲也是紫色的，眼睛半睁着，瞳孔散开，像两颗被水泡过的葡萄。
“姐！姐！”我蹲下来，握住她的手。
她的手很凉，但还有温度。那种凉不是死人的凉，是冬天里忘了关窗的那种凉——还有一丝热气，但正在一点一点地散掉。
她的嘴唇动了动，好像想说什么。
我把耳朵凑过去，听到的却只有一阵“嘶嘶”的声音，像风从门缝里挤进来，像气球被扎了一个小孔，里面的气正在慢慢地、慢慢地漏掉。
那就是苏滢最后的声音——不是遗言，不是告别，只是一缕漏气的声音。
后来我在医院走廊里等了十一天，等她从那扇门里走出来，笑着对我说：“柠柠，我没事，跟你闹着玩呢。”
但她没有。
那扇门开了又关，关了又开，进进出出的是医生和护士，是父亲和母亲，是那些穿着白大褂、表情严肃的陌生人。苏滢始终没有出来。
最后她出来的时候，是被一张白布盖着的。
我掀开白布看了她最后一眼。她变了好多——脸肿了，嘴唇干裂，鼻子里还插着管子拔掉后留下的洞。但她又在笑，嘴角微微上翘，像是在做一个很好的梦。
我握了握她的手，她的手已经不凉了，是凉的。
那种彻底的、毫无余地的凉。
我关掉花洒，用毛巾擦干身体，对着镜子里的自己看了很久。
镜子里的女孩十七岁，头发湿漉漉地贴在脸颊上，眼睛很大，但没什么神采，像两颗被太阳晒蔫的葡萄。嘴唇很薄，血色淡淡的，下巴尖尖的，锁骨凸出来，像两个小小的悬崖。
我对着镜子笑了一下，露出两颗虎牙。
“苏柠，你还能活一年。”我对自己说，“这一年，你得好好过。”
镜子里的我也笑了一下，但笑意没有抵达眼底。
我穿着睡衣回到房间，关上门，靠在门板上，听着外面的动静。母亲还在厨房，水龙头开了又关，碗碟碰撞的声音零零碎碎的。父亲在卧室里，电视机的声音隐隐约约，是在放深夜的体育节目，解说的声音很激动，但隔着一道墙，听起来像在哭。
我爬到床上，把被子拉到下巴，盯着天花板上的那盏灯。
灯是姐姐选的——不，不对，这间房间以前是姐姐的。
苏滢走了之后，母亲把我的房间搬到了这里。她说：“你姐姐的东西都还在，你不要动，就住在这里，陪陪她。”
我知道这不是真正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母亲想让姐姐在这个家里继续“存在”下去。如果这间房间空了，如果姐姐的东西被收走了，如果墙上姐姐贴的那些贴纸被撕掉了，那就意味着姐姐真的、彻底地、不在了。
所以她让我住进来，让我睡姐姐的床，用姐姐的书桌，穿着姐姐留下的那件旧睡衣。
睡衣是粉色的，棉质的，洗了很多次，软得像云朵。上面有一只卡通兔子，兔子的脸已经磨得快看不清了，但还能辨认出两只长长的耳朵。
我把脸埋进睡衣的领口，闻到了一股淡淡的洗衣液的味道——是母亲惯用的那个牌子，栀子花味的。
姐姐的痕迹正在一点一点地被栀子花味覆盖。
“姐。”我对着天花板喊了一声，声音很小，小到只有我自己能听见。
“你在那边还好吗？”
没有人回答我。天花板上那盏灯安静地亮着，灯罩里有一只飞蛾的影子，扑棱扑棱的，在找出口。
我闭上眼睛，开始数数。
一，二，三，四，五……
数到三百一十七的时候，我停了一下，因为我想起来——今天是六月十七号，我的生日。姐姐走的那天是三月十七号。
十七。
这个数字像一个诅咒，嵌在我们家的每一个角落里。
我又开始数。三百一十八，三百一十九，三百二十……
数到五百的时候，我终于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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