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2年2月，维也纳
起诉来得比预想的快。
工厂主协会雇了一个维也纳最好的律师——赫尔曼·韦斯特，一个五十多岁的秃顶男人，说话慢条斯理，但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他曾在好几起诽谤案中为原告赢得巨额赔偿，号称“不败的韦斯特”。费舍尔看到原告律师的名字时，脸色沉了下来。
“这个人很难对付。”他对伊洛娜说，“他不讲道理，只讲法律。法律上，你确实写了‘工人的肺烂了’。这句话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是工厂主故意造成的。”
“我有医院的诊断书。”
“诊断书只能证明肺烂了，不能证明是谁的责任。”
“我有工人的证词。”
“工人的证词，法官可以采信，也可以不采信。韦斯特会说工人‘受你煽动，作伪证’。”
伊洛娜沉默了。她知道费舍尔说得对。法律不是讲理的地方，法律是讲证据和程序的地方。她有证据，但程序上，韦斯特可以把她的证据一个一个地打掉。
“你打算怎么办？”费舍尔问。
“出庭。说清楚。”
“你说不清楚。法庭上，不是谁声音大谁赢。”
“那谁赢？”
“谁证据硬谁赢。”
伊洛娜走回自己的办公桌，坐下来，把抽屉里的证据全部翻出来——医院的诊断书、工厂的通风记录、工人的证词。她一份一份地看，用红笔标出每一个日期、每一个数字、每一个签名。她要把它们整理成一份无可辩驳的档案。
卡尔打电话来。
“伊洛娜，我帮你请一个律师。”
“不用。我自己来。”
“你自己来？你不是律师。你不懂法律。”
“我懂事实。事实比法律大。”
卡尔叹了口气。“伊洛娜，你太倔了。”
“不是倔。是不想欠人情。”
“这不是人情。这是帮你活下来。你输了，要赔钱。赔不起，要坐牢。坐牢了，你还怎么写？”
伊洛娜握着听筒，没有说话。
“伊洛娜，”卡尔说，“律师我已经请了。他叫弗里茨·诺伊曼，维也纳最好的民法律师。他不要钱。他说他读过你的文章，他支持你。”
伊洛娜的眼泪掉了下来。她没有擦，让它流。
“卡尔，谢谢你。”
“不客气。”
弗里茨·诺伊曼第二天就来了。他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瘦高个，戴着一副圆框眼镜，说话很快，像一把机关枪。他花了两个小时看完伊洛娜的证据，然后靠在椅背上，摘下眼镜，擦了擦。
“拉科齐小姐，您的证据很充分。但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这些证据只能证明工人的肺烂了，不能证明是工厂主故意不装通风设备导致的。韦斯特会说，工厂主不知道通风设备有用，或者买不起。”
“他们买得起。他们买了别墅。”
“别墅不是证据。别墅只能证明他们有钱，不能证明他们知道通风设备有用。”
伊洛娜沉默了。她知道诺伊曼说得对。
“那怎么办？”她问。
“找一个人。一个工厂里的技术人员，懂通风设备的。让他出庭作证，证明工厂主知道通风设备有用，但故意不装。”
“我认识一个人。他叫埃里希·迈尔，是纺织厂的工程师。他给我提供过通风记录。他可能愿意作证。”
“你联系他。我准备传票。”
伊洛娜拿起电话，拨了迈尔的号码。电话响了很多声，没有人接。她又拨了一次。这一次，有人接了，但对方没有说话。
“迈尔先生？我是伊洛娜·拉科齐。”
沉默。
“迈尔先生？”
“拉科齐小姐，我不能作证。”他的声音很低，像是在怕被人听到。
“为什么？”
“因为老板知道了。他说，如果我作证，就开除我。我一家四口，靠我吃饭。”
伊洛娜握着听筒，沉默了几秒钟。
“迈尔先生，我理解。您不用作证。我找别人。”
“对不起，拉科齐小姐。”
“不是您的错。”
她挂了电话，坐在椅子上，看着窗外。天快黑了，路灯还没亮，街道上一片昏暗。
诺伊曼看着她。“他不愿意？”
“不愿意。他怕被开除。”
“那就找别人。工厂里不止他一个工程师。”
伊洛娜点了点头。她拿起电话，开始一个一个地打。打了十几个，没有人愿意作证。有的直接挂断，有的说“你打错了”，有的说“我不认识你”。
诺伊曼叹了口气。“拉科齐小姐，没有证人，您的证据就是一堆纸。韦斯特会一个一个地撕碎。”
“那就让他撕。撕碎了，我再粘起来。”
诺伊曼看着她，沉默了几秒钟。“您跟你父亲一样。”
“您也认识我父亲？”
“不认识。但韦伯说过。他说你父亲是个固执的人。你也是。”
伊洛娜没有回答。她把那些证据摞好，放回抽屉里。
“诺伊曼先生，开庭是哪天？”
“三月一日。”
“还有三周。三周内，我会找到证人。”
诺伊曼站起来，伸出手。“我信您。”
伊洛娜握了握。“谢谢。”
的里雅斯特，炮台。
保罗的飞机飞了一百五十米。
他把机翼的蒙布换成了更轻的帆布，从马尔科那里弄来的。机身的纵梁换成了竹子的，比松木轻三分之一。螺旋桨换成了四片叶片的，用最轻的巴沙木削成——雅各布攒了三个月的钱，从意大利的一个木材商那里买来的。
飞机从山坡上滑下去，飞过了一百二十米线，又飞过了红旗——一百五十米。落在地上，滑了一段，停了。
施密特跑过去，把红旗插在一百五十米的地方。“一百五十米！下次要飞两百米！”
保罗从座位上跳下来，走到飞机前面，用手抚摸着机翼。蒙布在阳光下闪着白色的光，木骨架的形状清晰地透出来。
“科恩先生，一百五十米。”
雅各布走过来，站在他旁边。“嗯。一百五十米。”
“还有八百五十米。”
“不急。慢慢来。”
“我急。”
“急也没用。飞机不是你急就能飞远的。”
保罗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那双手上全是茧子和胶水渍，指甲缝里嵌着木屑。
“科恩先生，您说，我能飞过海吗？”
“能。但你的飞机太小。风会把它吹偏。”
“那就做大一点。做翼展十米的。”
“十米？那是大飞机了。”
“大飞机才能飞远。”
雅各布想了想。“你先飞到五百米。五百米了，再做大的。”
“五百米。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保罗伸出手。雅各布握住了。
维也纳，伊洛娜的公寓。
二月中旬，伊洛娜找到了一个证人。
他叫弗朗茨·约德尔，是玻璃厂的一个老技工，干了三十年，退休了。他认识伊洛娜采访过的那些工人，也认识那些工厂主。他说他愿意作证。
“我不怕被开除。我已经退休了。”他在电话里说，“我只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保护我的家人。我怕他们报复。”
“我会的。我请律师帮您申请证人保护。”
“好。那我作证。”
伊洛娜把约德尔的联系方式给了诺伊曼。诺伊曼第二天就去了约德尔家，做了详细的笔录。约德尔说，工厂主们早就知道通风设备有用，但嫌贵，一直拖着不装。他说，有一年夏天，一个工人晕倒在车间里，医生说是缺氧。工厂主说，“让他休息一下，明天继续。”
诺伊曼把笔录整理好，作为证据提交给法院。
韦斯特很快做出了反应。他申请法院驳回约德尔的证词，理由是“退休工人，记忆力衰退，证词不可信”。
诺伊曼反驳：“约德尔先生退休不到一年，记忆力正常。他的证词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应当采信。”
法官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胖老头，姓霍夫曼，说话慢吞吞的，但眼神很锐利。他听了双方的辩论，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说：“证词有效。可以采信。”
韦斯特的脸色变了。但他没有慌。他知道，这只是第一回合。还有第二回合，第三回合。
伊洛娜坐在旁听席上，握着拳头。她的手心全是汗。
莱奥坐在她旁边。他从的里雅斯特请假来了——这一次，上面批了。不是因为他的理由充分，而是因为施密特帮他说了谎。施密特对上面说，“莱奥的母亲病了，需要他照顾。”上面信了。
“你紧张吗？”莱奥低声问。
“不紧张。”
“你在撒谎。你的手在抖。”
伊洛娜把手放在膝盖上，压住。“好了，不抖了。”
莱奥伸出手，握了握她的手。她的手很凉，但很稳。
“伊洛娜，”他说，“不管结果如何，我在这里。”
“我知道。”
法庭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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