帐中有人开始抹眼泪。
陆安的声音放缓：“江南虽已震动，然清廷援军不日将至。南京尚未收复，东南尚未底定，天下尚未光复！本王需要诸位抗清的忠诚义士每一条情报、每一份力量。”
他举起手中的酒盏。
“还望诸君助我，共创大明中兴！本王在此立誓！大明不会亏待每一个为重建大明前仆后继者！
今日诸位的每一分付出，来日也必有回报！此后诸位的每一分牺牲，来日必有追赠！今日诸位的每一分忠诚，来日必载入史册，青史美名！传之后世！还望诸位与本王！共赴国难！”
他仰头，一饮而尽。
帐中死寂了一瞬。
然后，台下所有士绅齐刷刷地跪了下去。
不是三三两两，不是稀稀拉拉，是所有人在同一时间几乎同时跪下。
衣袍擦过地毯的声音，膝盖磕在地板上的声音，茶碗被碰倒的声音，混成一片，像一阵突如其来的潮水。
有人跪得太急，磕破了膝盖；有人跪得太猛，打翻了桌上的茶碗；有人跪下去就伏在地上，肩膀剧烈地抽动。
“愿为殿下效死！”
“愿倾尽家产，资助殿下！”
“中兴大明！中兴大明！”
山呼海啸般的声音在帐中回荡，烛火被声浪震得摇摇欲熄。
有人哭，有人喊，有人捶胸顿足，有人仰天长啸。
那些在清廷治下被欺辱、被压榨多年的士绅们，那些被剃发易服、被剥夺特权、被盘剥压榨多年的士绅们，此刻像决堤的洪水，把积压了多年的屈辱和愤怒，一股脑地倾泻出来。
陆安站在台上，看着黑压压跪倒的人群，深吸一口气，抬手示意。
“能看见大明还有如此多忠臣良将，本王心中甚安。”陆安的声音穿透力极强，“诸位忠臣义士，请起。”
话音未落，一个声音从人群中率先炸开。
“我如皋李氏，愿意资助殿下三万两！”
李之椿第一个跳起来，脖子以上已是激动得面红耳赤，声音更大得让整个帐子都能听到。
李之椿乃是天启二年进士，与王思任、倪元璐、黄道周、王铎并称“天崇五才子”，是南明江南抗清阵营中顶级富豪+核心密谋领袖。
其出身如皋李氏大族，明末任吏部主事，因直言遭忌罢归，筑“指树园”闲居，坐拥如皋万顷良田、江北商号与典当铺，家财巨万。
弘光朝时他为尚宝司卿、礼部侍郎，督粮浙东；南京陷落后弃官归里，1647年被推为如皋反清义军盟主后，李之椿以鲁王政权左都御史、督师大学士身份，坐镇浙西湖州，秘密统筹江南、江北复明密谋，是当时浙西抗清地下核心。
他凭借自身雄厚财力出资造船、购火器、养死士、联络义师，一手支撑起江、浙、鲁、豫数省的情报网与武装力量，被清廷称为“叛魁李之椿”。
而在历史上的之后几年，李之椿因家仆告密被捕，狱中他绝食殉国，全家就义者达四十八人，且至死未降清。
话音未落，见别人捷足先登拔了头筹，众人也不愿观望，当即又有一个声音响起。
“我严栻，亦愿意资助殿下五万两！”
严栻是进士出身，官宦世家，田产上千亩，积蓄丰厚。他也是永历帝密令联络东南的骨干，与钱谦益协同统筹东南义旅，兵部职方司掌军政文书，此刻他紧跟李之椿，不甘人后。
“我贺王盛，愿意资助殿下八万两！”
贺王盛曾任明朝兵部官职，有官场积蓄与门生资源，家资约数十万两。
他专职传递腊丸书、联络江南内应，与钱谦益深度绑定，复社成员，此刻他也毫不犹豫地报出了自己所有的活动资金。
其余人见有人开口，纷纷涌过来，七嘴八舌地叫嚷着。
“我捐两万两！”
“我捐八千两！”
“我捐五千两！！”
“我捐一万八千两！”
声音此起彼伏，霎那间菜市场一样热闹。有人挤到前面，生怕台上殿下听不到自己的声音。
有人被挤到后面，踮着脚尖举着手，嘴里还在喊，银子数字多多少少的都有，气氛越来越热烈。
台上，陆安、张名振、张煌言、刘孔昭四人站在台侧，笑盈盈地看着下面这热闹的场面。
但他们都知道，陆安也很清楚的知道，今日聚集在这里的人，都并非是天生的大明忠臣赤子。
自满清入关后，大明士绅阶级其实初期都是观望的。
因为中华历史上有“蒙元统治不足百年”的先例，故而当满清大举入侵，士绅阶级普遍认为，清朝满人只是又一个“异族蒙元”的王朝。
必然会像元朝一样，依赖汉人士绅治理地方，最终反被慢慢他们汉化、自溃。
而清初初期的政策也强化了士绅阶级这种错觉，清廷暂时沿用明代官制、科举制，不轻易剥夺士绅的功名与免徭役特权。
初期也未强制推行“剃发易服”，甚至对江南士绅采取招抚政策（如钱谦益降清后仍任礼部尚书）；赋税虽重，但尚未到“竭泽而渔”的地步。
因此，在清军入关，夺下八成天下之时，天下士绅、江南士绅大多选择“首鼠两端”。
就像乱世只想活下去的黎民百姓一样，他们大多人，也一样也只想保住自己和家族的基业、地位。
所以他们既不主动拥护大势已去的残明，大部分也不主动降清，只求观望。
关键转折点是顺治二年，那年剃发令与多次屠城让天下士绅幻想彻底破灭，直接打破了“元朝式统治”的所有幻想。
剃发易服是文化身份的死刑，明代士绅的核心身份标识除了功名、田产，还有“束发右衽、衣冠楚楚”的儒家衣冠体系。
但顺治二年清廷颁布“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令，强制汉人剃发留辫，直接摧毁了士绅的文化尊严与身份认同。
对他们而言，剃发不仅仅是“改朝换代”，更是“变夏为夷”，是对儒家伦理的彻底背叛。
这是元朝也从未做过的事，蒙元对汉人士绅的衣冠、发式无强制要求，仅在政治上实行“四等人制”。
更何况满清频繁制造屠城惨案，让广大士绅阶级安全感彻底归零，顺治二年年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湘潭屠城、武昌屠城、大同屠城……
清军对江南士绅的“屠灭式报复”，让士绅意识到清朝不是“温和的异族王朝”，而是想要消灭汉人文化和反抗的统治力量，甚至比之前他们一直抱怨的大明朝廷要恶劣数倍不止。
故而此前观望，甚至投清的士绅都在这一刻突然明白，要么剃发变奴，要么反抗死战，没有中间路可走。
所以现在天下士绅其实暗地里都普遍心存抗清，顺治二年后，士绅的抗清从“少数义士”变成“普遍趋势”。
这一切的背后，除了生命安全、文化传承被剥夺，还有经济利益。
清廷在关内站稳脚跟后，顿时变了脸。
士绅阶级田产被夺、赋税翻倍，家业彻底破产。“税率更高”是核心，且远超明代，叠加圈地运动、盐税盘剥，士绅的经济基础被彻底摧毁。
他们赋税重到无法承受，而且明代江南士绅有“优免田赋”特权（有功名者可免部分田赋），而清初则取消士绅优免特权，甚至对江南地区征收更多军饷，税率远超明代。
如今顺治十一年，这江南每亩田赋达1.5两白银，而在明代仅0.2-0.5两，士绅的田产租金根本覆盖不了赋税，大量中小士绅破产。
除此之外，还有圈地运动，这每部分士绅田产被强行掠夺，清初八旗在天下、在江南（尤其是扬州、镇江）推行圈地，强行占夺士绅的田产，改为“八旗牧场”、满城、营房、官地。
江南士绅的核心财富，那些缙绅地主的田产，被直接剥夺，沦为无地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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