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元年十二月二十日，东海都督府，宁波。
入冬后的宁波港比往常安静了许多。
往日里桅杆如林、帆影蔽日的景象在十二月里已经见不到了，那些跑南洋的商船大多在入冬前就已经收港停航，有的靠泊在码头上，有的被拖进了船坞里进行一年一度的检修。
码头上的脚夫也少了大半，只有零星的几艘本地渔船还在进出港口，带着一天的打捞成果在暮色中靠岸，渔获的腥气混着海风的咸味，飘散在冬日的空气中。
但今日的宁波城，却比往日多了一些不太寻常的动静。
午后时分，一队快马从西北方向的官道上疾驰而来，马蹄踏在入城前的石板路上，发出密集的、急促的声响，像是有人在敲着一面急鼓。
马上的人穿着驿卒的制服，背着一个用油布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公文袋，腰间的令牌在冬日的阳光下泛着黄铜色的光泽。
那是通政院八百里加急的令牌，持有者一路过驿站无须停留，换马不换人，日夜兼程。
队伍在城门口没有停留，直接穿城而过，沿着城内的主街一路向南，朝着东海都督府衙署的方向疾驰而去。
沿途的百姓纷纷避让，有眼尖的认出了驿卒身上的令牌，低声议论了几句，但很快就被冬日的冷风压了下去。
东海都督府的衙署坐落在宁波城南，紧邻着甬江，是一座新近修缮过的院落。
原本这里是宁波府的一处旧官署，魏国公徐俌到任之后，将它扩建改造成了东海都督府的驻地。
院墙比寻常官署更高，门口蹲着两尊石狮子，门楣上悬着一块崭新的匾额，上书“东海都督府”五个大字，笔力遒劲，是皇帝亲笔所书。
此刻，魏国公徐俌正在都督府后院的签押房里看一份海防图。
他穿着一件半旧的玄色蟒袍，腰间系着一条素色丝绦，没有戴冠，只用一根玉簪将头发束住。
他在宁波待了一年有余，皮肤比在南京时黑了一些，也粗糙了一些。
但精神很好，那双眼睛依然锐利，看海防图的时候目光像是一把尺子，一寸一寸地量过去，像是在用视线丈量着海图上每一处港湾的深度和每一段海岸线的走向。
签押房的窗外种着几株冬青，叶子还是绿的，在冬日的冷风中显得格外醒目。
书案上堆着厚厚几摞文书，有的是各府县送来的海防报告，有的是水师各营的操练记录，还有一些是沿海商贾的呈文。
自从东海都督府设立以来，沿海各地的商贾们便知道，朝廷在海上有了一个说话算数的人了。
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靴子踩在青石板铺就的甬道上，发出“咚咚咚”的声响，在冬日的寂静中格外清晰。
徐俌抬起头来，目光从海防图上移开，落在签押房门口的方向。
脚步声在门口停了一下，然后是他从南京带来的老管家徐福的声音，带着一种压抑不住的急促：“老爷，通政院八百里加急，有圣旨到。”
徐俌放下手中的海防图，站起身来。他的动作不急不缓，整了整衣冠，理了理袖口，然后迈步走出了签押房。
徐福已经站在门口等着了，他手里捧着一封用黄绫包裹的圣旨，封口处盖着通政院的大印，旁边还放着一个用油布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大包裹，看那体积和形状，像是一摞厚厚的书册或卷轴。
徐俌的目光在那封圣旨上停了一瞬，又在那个大包裹上停了一瞬，然后微微侧身：“请到正堂说话。”
正堂里，地龙烧得正旺。
徐俌在主位上坐下，示意徐福将圣旨呈上。
他拆开封口的火漆，展开黄绫，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他看得很慢。
不是因为字多，圣旨上的字不算多，不到一千字。
但他看得很慢，像是在把每一个字都放在心里称一遍重量。
看到“重启下西洋之航”几个字的时候，他的手指微微顿了一下。
看到“遣使节、率船队，先至东南亚诸国，再远赴印度洋，探访极西之地”的时候，他的呼吸微微一滞，停了一瞬。
看到“沿途勤绘海图，详记水文、风向、港口，以为日后藩王出海建国之依据”的时候，他的眉梢不易察觉地动了一下。
看到“若能成功带回此三样作物之一者，朕予其封侯。若能将三样全部带回者，朕不吝公侯之赏。大明爵位，世袭罔替，子孙永享”的时候，他终于停了下来。
徐俌把圣旨轻轻放在桌面上，目光依然落在那几行字上。
他想起自己还在南京的时候，读过一些旧档，知道永乐年间下西洋的盛况。
那些宝船，那些水手，那些装满瓷器和丝绸的货舱，那些从海外运回来的胡椒、香料、珍珠、象牙、奇珍异兽。
那时候的大明，是海上的主人。
后来呢？
后来那些宝船被闲置在港口里，腐朽、沉没，变成水下的朽木和泥沙。
那些航海图被束之高阁，最后被一把火烧掉。
那些经验丰富的水手和舵工被遣散回家，有的去了走私船上，有的改行打鱼，有的老死在渔村里。
而江南的士绅们，靠着走私发了大财，然后一代一代地培养子弟读书科举，进入朝堂，把持权柄，把下西洋这件事从大明的记忆中一点一点地抹去。
徐俌的手指在圣旨的边缘摩挲了一下。黄绫的质地很好，光滑而厚实，是宫里特供的料子。
他的指腹在那光滑的表面上轻轻划过，感受着那细微的、几乎不可察觉的纹理。
他想起了自己在南京的日子。
那时候他是南京守备，名义上是国公，实际上是个闲差。
南京的官场，有一半是福建人，有一半是江南人。
那些人在南京六部里盘根错节，姻亲连着姻亲，同年连着同年，门生连着门生。他们表面上一团和气，暗地里一张大网。
那时候他以为这就是大明的常态，以为天下就是那些士绅的天下，以为武将的使命就是守好城门、看好仓库、等着文官们下命令。
直到陛下登基，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拿下了三阁臣，抄了三法司，削了外戚张家的爵位，更把整个福建全省的士绅连根拔起。
五千三百七十二户，二十余万人，从主脉到旁支，从田产到祠堂，片甲不留。
当时他便知道陛下，什么都能做得出来。
而现在，陛下说要重启下西洋。
徐俌的嘴角微微翘了一下，那是一个极淡的、几乎看不出来的笑容。那笑容里没有得意，没有欢喜，只有一种“果然如此”的了然。
如果是前朝的皇帝，哪怕是宣宗皇帝想重启下西洋，怕是都要闹得满朝风雨。
文官们会说“耗费民力”，会说“所获不足以偿所费”，会说“远国进贡，多为虚名，实利寡少”。
他们会写信，会串联，会找到各种理由来阻止这件事。
如果阻止不了，他们就会用更直接的手段——比如让那个想重启下西洋的皇帝“英年早逝”。
比如说，宣宗皇帝。
“宣德十年正月，帝不豫，三日而崩，年三十有八。”
不豫，三日而崩。
不豫是什么意思？
就是身体不舒服。
身体不舒服，三天就死了。
三十八岁，直接壮年而崩。
然后就是英宗皇帝，正统年间想造海船重启下西洋，圣旨刚下不久，浙江就出了叶宗留起义，福建出了邓茂七起义。
两场起义打了五年，把朝廷的银子打光了，把下西洋的事打没了。
然后就是土木堡之变，英宗被俘，朝廷元气大伤，下西洋就再也没有人提了。
再后来，宪宗皇帝咨询兵部关于下西洋的事，刘大夏直接把航海图烧了。
弘治皇帝在位十八年，连提都没提过这件事。
是不想提吗？
不，是不敢提！
毕竟在宣德至正德这近百年间，下西洋的巨利喂养出的东南文官士绅利益集团，实在是太庞大了。
庞大到他们联合起来，足以动摇国家社稷的地步。
但是，自从陛下上位之后，先拿下三阁臣，又抄家三法司，再改革六军，设立六大都督府，亲掌天下数十万大军。
最后，更是将整个福建全省二十余万士绅连根拔起，文官士绅的势力，可以说是被削弱到了有明一朝以来的极致，天下四方万民无不敬畏皇帝如敬神。
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便皇帝想要重启下西洋，或许会有文官谏言，但是绝对没有人敢阻止。
这便是皇帝用三阁臣、三法司，以及福建全省二十余万士绅性命铸就起来的霸道威望。
徐俌的手指在圣旨边缘又摩挲了一下，然后他收回了手，目光重新落在圣旨上那段关于西洋三样作物的内容。
他看了两遍。
第一遍看的时候，他有些疑惑。
红薯、土豆、玉米——他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三个名字。
他在南京的时候读过不少书，虽然不算博学，但农政、水利之类的书籍也翻阅过一些，从来没有在任何一本书里看到过这三个名字。
皇帝是怎么知道海外的这三种奇物的？
徐俌的第一反应是——皇帝可能有自己独有的信息来源。
也许是某个从海外回来的商人带来的消息，也许是某本不知道从哪里流入皇宫的海外书籍上记载的，也许是某个被皇帝信任的人从遥远的异国他乡打探回来的。
他不确定，但他决定不去深究。
因为圣旨上写得很清楚——皇帝说海外有这三种作物，那么它们就一定存在。
皇帝说它们产自极西之地，产自西班牙人手中，那么西班牙人手中就一定有这样的东西。
皇帝说谁把这三样带回来就封侯，公侯之位也在应允范围之内，那么这三样作物的价值就一定配得上这样的赏赐。
徐俌放下圣旨，目光落在一旁那个用油布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大包裹上。
他示意徐福打开包裹，油布一层一层地被揭开，露出里面整整齐齐地码着成卷的抄本——航海记录、船只档案、水手名册、航线图，以及郑和下西洋时期留存下来的所有相关文书的抄本。
这些抄本是通政院花了小半个月的时间，从尘封的档案库里一页一页翻出来的。
郑和下西洋的那些原始档案，大部分已经在成化年间被刘大夏“烧掉”了。
当然，是不是真的烧掉，并不知道。
但反正原始档案是找不到了，不过通政院和兵部职方司的档案库里还留存着一些抄本和节略。
有的是当年参与下西洋的官员留下的私人笔记，有的是兵部为了存档而抄录的航路纪要，有的是沿海卫所留存的水手名册和船只登记簿。
刘瑾奉命调集这些档案的时候，通政院的官员们翻了好几天，才从那些落满灰尘的架子上把这些东西翻出来，又花了十几天的时间，一本一本地抄录、核对、装订，然后装箱，八百里加急送到宁波。
徐俌伸出手，拿起最上面那本《郑和航海日记抄本》，翻开第一页。
第一页上写的是一段极简的叙述：“永乐三年六月，帝命郑和为钦差总兵太监，率舟师二万七千余人，驾宝船六十二艘，自太仓刘家港启航。此行将往西洋诸国，宣天子诏，布天子威，怀远人，通有无。”
徐俌又翻了几页，看到了一些零星的记录——“永乐三年十月，至占城。国王率臣出迎，献象牙、犀角、伽南香、奇南香。回赐锦绮纱罗各若干匹。”
徐俌合上书册，放在一旁，又拿起那几卷海图，解开细绳，展开一幅来看。
那是一幅绘制在厚绢帛上的海图，墨线和彩笔交织，标注着海岸线、岛屿、暗礁、港口、城镇，旁边还有细小的字迹写着航向和水深的数字，标注着风向的季节变化和潮汐的规律。
徐俌看着那幅海图，目光从大明东南沿海一路向南，掠过占城、暹罗、满剌加，穿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一路向西，经过锡兰山、古里、忽鲁谟斯。
一直延伸到那片他从未亲眼见过、却在地图上被标注得清清楚楚的极西之地。
他看了很久。
然后他把海图卷起来，放回包裹里，重新坐回主位上，沉默了片刻。
徐福一直垂手站在旁边，没有出声。
他跟着徐俌从南京到宁波，知道这位魏国公的脾性——需要他说话的时候他会开口，不需要他说话的时候他站着就行。
徐俌终于开口了，他的声音不大，带着一种沉甸甸的、像是在消化什么大事之后的审慎：“徐福，去传我的令——让浙江军军长、东海舰队提督、宁波船厂监造官、水师各营主将，以及所有在宁波的将领。”
“明日辰时到都督府议事。另外，让那些和南洋有来往的海商们各自派个管事的来，我有话要问。”
徐福应了一声：“是，老爷。”
然后转身快步走出了正堂。
徐俌一个人坐在主位上，目光重新落在那份圣旨上，又将“若能成功带回此三样作物之一者，朕予其封侯”这句话看了一遍。
封侯，这个词的分量，他比谁都清楚。
大明的爵位不是随便给的，太祖皇帝定下规矩的时候就说得很清楚——非社稷军功不得封侯。
虽然这个规矩后来被外戚和文官们破坏得差不多了，那些靠着裙带关系封侯的人比比皆是，那些靠着在朝堂上玩弄权术封侯的人也不在少数。
但一个真正的、被皇帝亲口许下的、写在圣旨里的、因为一件实打实的事情而获得的侯爵——那和那些靠关系、靠银子上位的外戚侯爷、文官侯爷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皇帝愿意为这三样东西开出封侯的价码，说明这三样东西的价值，远远超过一个侯爵的封赏。
徐俌不知道那三样作物到底有多重要，但从皇帝这种不吝封赏的态度来看，它们一定关乎大明的国本。
他把圣旨小心地折好，放进书案上一个带锁的抽屉里，然后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
他在想一件事——西班牙人。
或者说，佛朗机人。
圣旨里写得很清楚——这三样作物产自极西之地，目前握在西班牙人手中。
西班牙人在哪里？
徐俌对西班牙人了解不多，但他知道一件事——在郑和船队曾经到过的地方，一定有人见过西班牙人。
那些从南洋回来的商船上，那些和吕宋、满剌加、爪哇有贸易往来的商贾口中，一定有人听说过佛朗机人的消息。
他们从什么地方来？他们的船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带来了什么货物？他们要换走什么？他们在南洋哪些港口停靠？他们的据点设在哪里？
如果他能找到这些信息，他就能找到西班牙人。
如果能找到西班牙人，他就能找到皇帝要的那三样作物。
徐俌睁开眼睛，目光落在窗外那片冬日的天空中，云层压得很低，灰白色的，像是浸透了水的棉絮，沉甸甸地挂在头顶。
他想起圣旨上的那句话——“若遇有西班牙人——即佛朗机人——彼等自极西之地来，身边必然带有此三物。可与之贸易，亦可在必要时以武力夺取。”
贸易，或者武力夺取。
徐俌的目光微微沉了一下。
如果西班牙人不愿意交易呢？如果他们不认为大明有足够的实力来让他们交出那三样作物呢？如果他们觉得大明的舰队不过如此呢？
徐俌的嘴角微微翘了一下，那是一个带着寒意的表情，像是冬天水面下正在结冰时的那种不易察觉的悸动。
不管西班牙人多厉害，但是在大明的船队面前，他们不过是一群远道而来的客人。
如果愿意好好做交易，将那三样海外作物给他，那么他也不介意予对方一个方便。
但是，如果对方不愿意好好做交易，将那三样海外作物给他的话，那么他也不介意让他们见识一下何为大明天威。
想到这里，徐俌从椅子上站起身来，走到签押房的书案前，铺开一张纸，提起笔来。
笔尖在砚台里蘸饱了墨，悬在纸面上方停了一下，然后开始落笔。
他写道：“东海都督府令：即日起，沿海各府、县、卫所、水师营，凡有商贾、渔民、船主、舵工知晓佛朗机人即西班牙人消息者，务必上报。”
“凡提供有效线索者，赏银百两至千两不等。凡能直接引见佛朗机人者，赏银三千两，另有官职酬劳。”
他停了停，笔尖悬在“赏银三千两”后面，又加了一行字：“此令即刻生效，不限时限，直至寻得佛朗机人下落为止。”
然后他换了一张纸，继续写道：“东海都督府令：即日起，沿海各府、县、卫所、船厂，凡有造船经验之工匠，无论官办民营，一律征召入朝廷造船厂，参与大明宝船制造。”
“征召期间，工食双倍，另加补贴。凡有抗拒不从者，以耽误军务论处，上报朝廷，从严处置。”
他写完之后，又看了一遍，确认措辞足够清楚、足够有力，然后叫来书吏，让他立刻誊抄多份，分送浙江、福建、广东、南直隶沿海各府县衙门和水师各营。
书吏接过令纸，躬身退下。
徐俌站在书案后面，目光落在窗外那片冬日的天空上。
云层依然压得很低，但天边已经有一道缝隙正在慢慢扩大，透出一线铅灰色的、清冷的光。
他想起了皇帝在圣旨里写的那句话——“世界很大，大明不能永远缩在长城里面。”
他重复了一遍那句话，声音很轻，轻得几乎只有他自己能听见。
然后他放下笔，走出签押房，站在院子里，看着远处宁波港的方向。港口的桅杆在冬日的暮色中像一片稀疏的树林，静静地矗立在水面上。
他在心里默默地想着——佛朗机人，等着吧，大明的船队，很快就来找你们了。
第二天一早，东海都督府的正堂里坐满了人。
浙江军军长周仲英坐在左手第一位，他今年四十出头，身材魁梧，虎背熊腰，一张国字脸上写满了刚毅和果决，是东海都督府中资历最深的将领之一。
他的旁边坐着东海舰队提督郑鸿，一个五十来岁的瘦高个子，在海上跑了三十多年，皮肤被海风吹得黝黑发亮，一双眼睛又圆又亮，看人的时候带着一种老水手特有的、不动声色的审视。
再往下是宁波船厂监造官赵有德，一个六十多岁的老者，头发已经全白了，但精神很好，腰板挺得笔直，手指粗短，指节粗大，掌心有一层厚厚的硬茧——那是几十年来和木料、铁器打交道留下的印记。
然后还有十几位水师各营的主将、沿海各府县的指挥同知、千户等人，正堂里坐得满满当当。
徐俌坐在主位上，目光扫过在场所有人。
他没有寒暄，没有客套，直接开口了：“昨日，本都督收到陛下圣旨——陛下决定，重启下西洋。”
这句话落下的瞬间，正堂里的空气像是被什么东西猛地抽了一下。
不是喧哗，不是骚动，而是一种无声的、集体的、从胸腔里涌出来的东西——那是震惊，是难以置信，是某种被压抑了太久的记忆被重新翻出来时的那种本能反应。
周仲英端茶的手停在了半空中，赵有德的手指微微蜷了一下，像是要抓住什么。郑鸿的眼睛眨了一下，又眨了一下，然后恢复了那种老水手特有的平静。
徐俌没有给他们太多消化的时间，他继续说道：“陛下要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是训练水手，检修船只，重建下西洋舰队。”
“船只按郑和宝船的规格来造，水手按当年的标准来选。”
“明年秋天之前，至少要有规模够大的船队可以出航。”
他的目光落在宁波船厂监造官赵有德身上：“赵监造，宁波船厂的情况怎么样？能造宝船吗？”
赵有德在椅子上微微欠了欠身，声音有些沙哑，带着一种老匠人特有的沉稳：“回都督，宁波船厂现有船坞六座，大坞可造千料以上大船，小坞可造五百料以下的中型船只。”
“工匠约三百余人，其中有经验的老师傅约五十人左右。”
“如果要建造宝船——郑和宝船那种规格的——需要扩建船坞，增加人手，还要从福建、广东那边调一批精通远洋船只建造的老师傅过来。”
他停了停，又补充了一句：“另外，木料也要提前准备，宝船需要的木料不是寻常木材，要从福建、江西、湖广那边的深山老林里采运，光是运输就要好几个月。”
徐俌点了点头，目光转向东海舰队提督郑鸿：“郑提督，水手方面呢？现有水师中有多少人有过远洋航行的经验？”
郑鸿沉默了片刻，像是在心里盘算着数字，然后开口了：“都督，现有的水师将士，大部分都是在近海操练的，去过南洋的不多。”
“满打满算，真正有过远洋航行经验的，可能不到两百人——而且这些人年纪都不小了，最年轻的也四十出头了。”
他顿了顿，又补充道：“但是沿海各府县有不少退休的老水手、老舵工，他们当年跟着郑和下过西洋，或者在走私船上跑过南洋。”
“如果能把这些人重新召集起来，让他们做教头，带一批年轻的、有潜力的水手，过个一两年，就能培养出一批能远航的人来。”
徐俌的手指在椅子扶手上轻轻叩了两下，发出细微的“笃笃”声。
他在心里把赵有德和郑鸿的话过了一遍，然后给出了自己的决定：“赵监造，你负责造船的事。”
“需要多少银子、多少材料、多少工匠，列一个清单出来，我让人报到朝廷去。”
“郑提督，你负责水手的事。沿海那些退休的老水手、老舵工，能找到多少找多少，不管年纪多大，只要还能教人，就给双倍工钱。”
“另外，从各营里挑一批年轻、水性好、脑子灵光的将士，跟那些老水手学远洋航行的本事。”
他的目光又扫过在场其他人：“沿海各府的指挥同知、千户们，你们负责征集造船的木料和工匠。”
“福建、江西、湖广那边都有上好的楠木和杉木，派人去采运。沿途如果有地方官阻挠或者卡要，直接报给我，我上奏朝廷。”
正堂里的人逐一应声，各自领了任务。
徐俌又和他们商议了具体的造船进度、水手培养计划、木料采运路线等细节，一直谈到午时三刻才散。
正堂里的人散去之后，徐俌一个人坐在主位上，目光落在面前那幅海图上。
海图上标注着从大明沿海到南洋再到印度洋的航线，那些密密麻麻的地名和航线标记，像是他肩上那些等待被一一完成的任务。
他在心里默默地算着时间——现在是正德元年十二月，距离明年底要有一支规模够大的船队可以出航，满打满算只有一年多一点的时间。
一年多一点的时间，要扩建船坞，要采运木料，要招募工匠，要建造宝船，要训练水手，要重新绘制海图，要收集南洋各国的情报，要找到西班牙人。
时间紧，任务重。
但是，他却斗志昂扬，动力十足。
因为他真正在陛下身上，看到了再复昔日永乐宣威海外四方，万邦来朝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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