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连五天，沈碧瑶都没有再理陈东征。
不是那种赌气的不理，是那种客客气气的、像对待陌生人的不理。见面点头，说话“嗯”“好”“知道了”，不多一个字，也不少一个字。她照常做她的事——帮伙房算账、清点物资、整理文件。她照常穿军装，照常把头发盘得一丝不苟，照常在操场上走过的时候跟士兵们打招呼。但她不看他。不是故意不看，是不想看了。也许是不敢看了。陈东征不知道。
他知道的是，他心里空落落的。像一间住了很久的房子，突然把家具都搬走了，四壁空空，说话都有回音。他坐在办公室里看地图，看着看着就走神了，铅笔在纸上划出一道没有意义的线。他站在窗前看士兵训练，看着看着就发呆了，目光从操场移到她的房间门口，又移开。他夜里睡不着，翻来覆去地想那天说的话，想她红着眼睛说“你是第一个”，想她转过身问他“那你是什么”。他想了五天，没有想出答案。
但他没有去找她。不是不想，是不敢。他怕自己一开口，又说出伤人的话。他怕自己一靠近，又让她哭。他更怕的是——他怕自己一旦开始哄她、解释、道歉，就会陷进去。陷进她的眼睛里，陷进她的笑容里，陷进那种被她看着、被她等着、被她喜欢着的温暖里。他不能陷进去。他不是这个世界的人。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回去——也许明天，也许后天，也许一觉醒来就躺在那个出租屋的硬板床上，手边是凉了的泡面，屏幕上是那个让他笑得前仰后合的段子。那才是他的世界。这里不是。这里的一切，都可能是梦。
就算不是梦，就算他回不去了，他也知道自己要做什么。1935年已经过去一多半了，1936年，1937年……他算着日子。还有两年，不到两年，日本人就要打进来了。那时候，他不会再躲，不会再拖，不会再想方设法不打仗。他会带着独立旅上战场，会跟日本人拼命，会死很多人，也许他自己也会死。他不能在这时候谈恋爱，不能在这时候想娶谁。他不能让一个女人等着他，等他从战场上回来，或者等他的死讯。那不公平。
所以他忍着。五天，他没有去找她。
第五天傍晚，沈碧瑶端着两碗水走进他的办公室。她把一碗放在他面前，自己端着一碗在他对面坐下。她没有敲门，没有打招呼，就像以前一样，走进来，坐下。陈东征抬起头，看着她。她的眼睛不红了，脸上的泪痕早就干了，军装穿得整整齐齐，头发盘得一丝不苟。她看起来又变成了那个从南京来的特务组长，冷静、干练、刀枪不入。
“喝点水。”她说。
陈东征端起碗，喝了一口。水是温的，不烫也不凉。
“你不生气了？”他问。
沈碧瑶看着他。“生气。但你又不来哄我，我气给谁看？”
陈东征没有说话。
沈碧瑶喝了一口水，放下碗。“陈东征，我想了五天。”
“想什么？”
“想你为什么躲我。想你为什么不肯娶我。想你那天为什么要说那句话。”她看着他。“我想明白了。”
陈东征看着她。“明白什么了？”
“你不是不想娶我。你是不敢娶我。”
陈东征的手指微微颤了一下。他没有说话，端起碗又喝了一口水。
“你怕什么？”沈碧瑶顿了顿。“怕你哪天不在了？”
陈东征放下碗，看着她。她的眼睛很亮，没有泪光，没有怨气，只有一种很安静的、像是“我都知道了”的光。他想说“你不懂”，想说“你什么都不知道”，想说“我不是这个世界的人”。但他没有说。他只是看着她。
“沈碧瑶——”
“你不用说了。”沈碧瑶打断他。“你怕什么，我都知道。你不说，我也知道。”
她站起来，走到门口，停下来，回过头。“陈东征，我不管你怕什么。我喜欢你，跟你没有关系。你娶不娶我，是你的事。我等不等你，是我的事。”
她走了。陈东征坐在桌前，看着门口的空地。风吹过来，把桌上的文件吹得沙沙响。他用手按住纸角，看着那道她走出去的门，看了很久。他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感觉。不是高兴，不是难过，是一种更复杂的、像是“她怎么什么都知道”的困惑。
第二天，范绍增又来了。他穿着一身灰布长衫，戴着礼帽，像个做买卖的商人，身后没有跟班，没有姨太太，一个人。他走进陈东征的办公室，把礼帽摘下来放在桌上，坐下来，翘起二郎腿。
“陈旅长，今天不忙？”
“不忙。”陈东征放下铅笔。“范师长今天怎么一个人来了？”
范绍增笑了笑。“一个人来，说话方便。”
陈东征看着他。范绍增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根，点上，吸了一口，吐出一团白雾。烟雾在阳光中缭绕，像一缕灰色的丝线。
“陈旅长，有件事我想问你。”范绍增眯着眼睛。“你跟沈组长——你们到底怎么回事？”
陈东征愣了一下。“什么怎么回事？”
“别装了。”范绍增弹了弹烟灰。“我老范虽然是个粗人，但看人还是准的。你们两个，明明心里都有对方，偏偏谁也不往前走一步。她在等，你在躲。她往前一步，你退两步。你再退，她就跑了。跑了你又后悔。你这是图什么？”
陈东征沉默了一下。“范师长，你是来替刘主席探话的，还是来替沈组长当说客的？”
范绍增笑了。“都不是。我是来交朋友的。”他把烟掐灭，看着陈东征。“陈旅长，我老范这辈子没别的本事，就是会看人。你是条汉子，沈组长是个好姑娘。你们两个不在一起，老天爷都不答应。”
陈东征靠在椅背上，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道裂缝，从这头到那头，像一条干涸的河床。他看着那条裂缝，看了很久。
“范师长，我跟你实话实说。”陈东征的声音很低。“我不想娶她。”
范绍增愣了一下。“为什么？”
“不是不想，是不敢。”陈东征看着他。“我怕我哪天死了，耽误了人家。”
范绍增看着他，看了一会儿。“你怕死？”
“我不怕死。”陈东征说。“但我怕她当了寡妇。我怕她等不到。”
范绍增沉默了很久。他端起桌上的茶杯，喝了一口，放下。他看着陈东征，眼睛里的光变了，不是那种大大咧咧的光，是一种很认真的、像是“我懂了”的光。
“陈旅长，我跟你说句实话。”范绍增的声音也变了，不再是那种大大咧咧的嗓门，是一种很低的、很稳的。“如果你想追她，我有一万种办法。我老范别的本事没有，追女人的本事还是有的。我那几十个姨太太，哪个不是我自己追来的？”他顿了顿。“但如果你想甩掉她——我无能为力。”
陈东征看着他。
“甩不掉的。”范绍增说。“那种姑娘，认定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你越躲，她越追。你越冷，她越热。你越说自己会死，她越要等。你拿她没办法。”他站起来，戴上礼帽。“所以，别躲了。躲不掉的。”
他走了。陈东征坐在桌前，看着门口。阳光从门照进来，把门槛照得发白。他想起范绍增说的话——“甩不掉的。”他不知道他是对的还是错的。他只知道，她回来了，她还在，她没有走。
局势的变化是在六月初传来的。
那天下午，王德福拿着一叠电报跑进来，脸上的表情很复杂，说不清是紧张还是兴奋。
“旅座，红军的消息！朱毛红军到了陕北，在陕西、山西那边打了好几仗！”
陈东征接过电报，看了很久。
“还有四川这边的。”王德福又递过来一份电报。“徐向前部的红四方面军喊出‘打到成都吃大米’的口号，川军各部正在调动。刘湘急得团团转。”
陈东征接过第二份电报，看了很久。打到成都。他知道这是红四方面军南下失败后的口号，是政治宣传，是虚张声势。但他们喊得震天响，川军信了，刘湘信了，成都城里的老百姓也信了。街上的行人少了，铺子关门的多了，有钱的人开始往重庆跑，往武汉跑，往南京跑。整个成都城笼罩在一种说不清的气氛里，不是恐慌，是那种暴风雨来临之前的沉闷。
沈碧瑶从外面走进来，手里端着一碗水。她看到桌上的电报，放下碗，拿起来看了一遍。她的眼睛亮了，不是那种“天塌了”的亮，是那种“我赢了”的亮。她放下电报，看着陈东征。
“陈东征，你输了。”
陈东征看着她。“什么？”
“赌局。”沈碧瑶的眼睛很亮。“红一红四十余万红军会师了，喊出‘打到成都’。四川马上就要被红军占领了。你输了。”
陈东征看着她，没有说话。他知道她说的不对。红军不会占领四川。红四方面军会从川西退到甘孜，会损失大半，会不得不去陕北找中央红军。她不会赢。但他不能告诉她这些。
“等他们真的打到成都再说。”他说。
沈碧瑶看着他，笑了。那个笑容很亮，像冬天里的阳光，不暖，但刺眼。“你赖不掉的。赌局就是赌局。输了就是输了。”
陈东征看着她，心里有什么东西在动。不是高兴，不是难过，是一种更复杂的、像是“她怎么这么天真”的无奈。
沈碧瑶端着水碗，走到门口，停下来，回过头。“陈东征，你说过，‘等到时再说’。现在时候到了。”
她走了。陈东征坐在桌前，看着门口。阳光照在地板上，照在她走过的路上。他想起那个赌局，想起她说的“要是我赢了，你今年必须娶我”。他以为她不会赢。他知道她不会赢。但她以为自己会赢。她以为自己马上就要赢了。她笑得那么开心，那么亮，像一朵在阳光下突然绽开的花。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告诉她真相？他不能。让她继续高兴？他又不忍。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窗外的院子。沈碧瑶站在院子里，靠着那棵老槐树，手里端着那碗水，看着远处的天空。阳光照在她身上，把她的头发照得发亮。她在笑。不是那种淡淡的笑，是那种压都压不住的、从心里涌出来的笑。他看着那个笑容，看了很久。
风吹过来，凉飕飕的，把槐树的叶子吹得沙沙响。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觉得空气中有一股说不清的味道——不是花香，不是泥土，是一种更淡的、像是“秋天要来了”的味道。他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他只知道，她笑了，很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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