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六年初，汉中。
独立旅在汉中已经驻扎了三个月。三个月里，陈东征每天做的事就是训练、看地图、写日记。沈碧瑶每天做的事就是帮他整理文件、清点物资、坐在他旁边看他看地图。两个人像两棵种在同一个院子里的树，靠得很近，但谁也不碰谁。
沈碧瑶接到调令的那天，是个阴天。云层压得很低，灰蒙蒙的，像是要下雪又下不来。她站在院子里，手里攥着那纸调令，看了很久。调令很短，只有一行字：“沈碧瑶即日回南京特务处本部报到。”她没有告诉陈东征，把调令折好放进口袋里，走回自己的房间。
那天晚上，她没有去陈东征的办公室。她坐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前摊着信纸，手里握着笔。煤油灯的火苗在风中摇晃，把她的影子投在墙上，黑乎乎的。她写了几行字，看了看，撕了。又写了几行，又撕了。纸篓里堆满了纸团，每一个纸团里都是她想说又不敢说的话。
她想写“我喜欢你”，但觉得太直白。她想写“你愿不愿意娶我”，但觉得太主动。她想写“我走了，你不要忘了我”，但觉得太软弱。她写了撕，撕了写，写到半夜，信纸只剩最后一张了。她深吸一口气，拿起笔，一笔一划地写。
“我等你。除非你先娶了别人，否则我不会嫁人。不管多久。”
她写完，看着那几行字，看了很久。字迹工工整整的，一笔一划，像是在刻字。她把信纸折好，装进信封，在信封上写了“陈东征亲启”四个字。她把信封放在桌上，吹灭了灯，躺下来，一夜没睡。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沈碧瑶就起来了。她换了一身军装，把头发盘好，对着镜子看了看。镜子里的人穿着一身笔挺的军装，少校衔的领章别得端端正正，腰杆挺得笔直。她看着那个人，觉得那个人不像自己。那个人应该笑，但她笑不出来。
王德福赶着马车送她去车站。陈东征也来了，骑在马上，走在马车旁边。两个人谁都没有说话，只有马蹄踩在石板路上的声音，嗒嗒的，在清晨的空气中很清脆。沈碧瑶坐在马车里，隔着帘子看着他的背影。他的背影在晨光中很瘦，肩膀微微塌着，像是在扛着什么看不见的东西。她看了一会儿，放下了帘子。
车站到了。沈碧瑶下了马车，站在月台上。陈东征也下了马，站在她对面。两个人面对面站着，谁都没有说话。风吹过来，凉飕飕的，把她的头发吹到了脸上。她没有理，只是看着他。他的脸上没有表情，但他的眼睛里有光。那种光不是平时那种冷淡的、疏远的光，是一种更复杂的、像是“我知道你要走了”的光。
沈碧瑶从口袋里掏出那封信，塞到他手里。她的手在发抖，信纸在她手指间沙沙作响。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嗓子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她转过身，拎起行李，快步走向火车。她没有回头。
火车开了。沈碧瑶坐在靠窗的位置，隔着车窗看着月台。陈东征还站在那里，手里攥着那封信，没有拆开。他看着火车，看着她的窗户，没有挥手。沈碧瑶看着他，看着他的身影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最后变成一个点，消失在晨光中。她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
回到南京后，沈碧瑶被分到特务处电讯组担任副组长。她的工作是监听和破译日军的电报，每天戴着耳机，坐在电台前，从早到晚。同事都是年轻人，有男有女，大家相处得不错。时间一长，大家都知道她有一个未婚夫在部队里，是个旅长，姓陈，是陈诚的侄子。有人问她什么时候办喜事，她说“快了”。有人问她未婚夫长得怎么样，她说“还行”。有人问她你们怎么认识的，她说“工作认识的”。她从不主动提起陈东征，但别人问起的时候，她也不否认。
一九三六年夏天，有人从汉中带回来消息，说独立旅还在训练，陈旅长还是每天看地图、写日记，没有打仗。沈碧瑶听到消息，没有说什么。她把一份破译出来的日军电报放在桌上，继续戴着耳机工作。
一九三六年冬天，西安事变的消息传来。特务处乱成了一锅粥，所有人都在加班，所有人都在等消息。沈碧瑶连续工作了三天三夜，眼睛熬得通红，手指被电键磨出了血泡。她在等汉中的消息，等陈东征的消息。消息终于来了：何应钦命令独立旅进攻西安，陈东征拒绝了，说“进攻西安会伤了委员长”。何应钦气得要枪毙他，没想到张学良居然放了委员长，何应钦也就不说话了。沈碧瑶听到这个消息，沉默了很久。她想起陈东征在赤水河边说的那些话，想起他说“我只是不想让他们死”。她忽然觉得，他拒绝进攻西安，不是因为他怕伤了蒋介石，是因为他不想打内战。她不知道自己是高兴还是难过，只是坐在电台前，很久没有动。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爆发。特务处再次乱成了一锅粥，所有人都在加班，所有人都在等消息。沈碧瑶又连续工作了几天几夜，眼睛熬得更红了，手指上的血泡好了又起。
一九三七年九月，沈碧瑶得知111旅调防金山卫。她在地图上找到金山卫的位置，手指在那个点上停了很久。金山卫，杭州湾北岸，离上海很近。她不知道日本人会不会在那里登陆，但她心里涌起一股强烈的不安。她不知道自己在不安什么，是怕他打仗，还是怕他打输了，还是怕他——她不敢想下去。
她写了一封信，托人带给陈东征。信很短，只有几行字：“听说你去了金山卫。我不知道那里会不会打仗，但我知道，你一定会做好准备。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会等你。不管多久。保重。”她写完，把信折好，装进信封，交给来取信的邮差。她站在窗前，看着邮差的背影消失在街角。她站了很久，然后转过身，继续工作。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金山卫的战报开始传到南京。第一份战报说日军在金山卫登陆，111旅正在抵抗。第二份战报说日军进攻被击退，111旅伤亡不大。第三份战报说日军增兵，111旅还在坚守。第四份、第五份、第六份，每一份都说111旅还在，陈东征还在。沈碧瑶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去翻战报，找金山卫的消息。找到了，看一遍，再看一遍，然后放回去。她不跟任何人说，也不问任何人。她只是看。
一天，她在电讯组听到两个同事在聊天。“听说了吗？金山卫那个旅，守了一个月了。”“哪个旅？”“111旅，旅长叫陈东征，是陈诚的侄子。”“陈诚的侄子？那不是沈副组长的——”一个同事转过头，看着她。沈碧瑶没有抬头，继续抄写电文。她的手指很稳，一个字都没有写错。
那天晚上，她一个人坐在宿舍里，面前摊着那个小本子。她已经很久没有打开过了。她拿起笔，写了一行字：“他在金山卫守了一个月。他还活着。”她写完，看着这行字，看了一会儿。她把笔放下，合上本子，塞进枕头下面。她躺下来，闭上眼睛。她想起在汉中火车站，她把信塞到他手里，转身就走。她后悔没有回头看他一眼，后悔没有说“我喜欢你”，后悔没有说“你保重”。她怕以后再也没有机会了。
她翻了个身，把被子拉过头顶。被子很薄，但她不觉得冷。她只是觉得，有些路，走着走着，就只剩下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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