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八，母亲从上海打来电话。
方蕙在那边问：“昭儿，过年什么时候回来？火车票买了没有？”汪昭一只手拿着听筒，另一只手下意识地捻着电话线，在指腹上缠了一圈又放开。“娘，今年可能回不去了。”她顿了一下，“楚材这边忙，走不开。”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瞬。汪父的声音从旁边传过来，闷闷的，像是用手捂住了话筒在说什么。方蕙过了一会儿才又开口：“你爹问你，是不是出什么事了。”不是问句，是陈述。汪父这辈子做过盐商，见过官场，知道体面人不会无缘无故在年节失礼。走不开就是不好走，不好走就是走不得。
汪昭握着听筒，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娘，您跟爹说，今年不能回去陪二老了。等这阵子过去，我和楚材回上海看你们。”方蕙又沉默了一下。这一次更长。然后话筒里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像是被人接过去了。
汪父的声音响起来。没有寒暄，没有铺垫。“昭儿，”他说，“你照顾好自己。今年回不来就算了。等过去这阵，再回来也不迟。家里的事，你不用操心。挂了吧。”
电话挂了。忙音嘟嘟地响。汪昭站在那里握着听筒，回过神来，她慢慢把听筒放回去。
腊月二十九，小年。楚材没有回来。三十也没有。
正月初五，还是没有。初六也没有。
初七上午，汪昭接到他的电话。那边很安静，听不到翻文件的声音，也听不到脚步声，像是他把听筒拿在手里，沉默了一会儿才开口。“帮我带几件换洗衣服来。在办公室。”声音是哑的，像好几天没合眼。汪昭挂了电话，上楼。
衣柜里他的衬衫叠得整整齐齐。她拿了两件白的，一条领带，一套干净的睡衣，又塞了条换洗的内裤。她把所有东西码进牛皮纸袋里，抱在胸前下了楼。
小张把车停在巷口。她上车的时候他从后视镜里看了她一眼，没说话。车子开到丁家桥。那栋灰色大楼在一月的薄雾里灰扑扑的，像一头蹲伏的兽。走廊里的灯比平时暗，有几个人进进出出，步子很快，谁也不看谁。副官在楼梯口迎她，压低声音：“太太，秘书长在办公室。”
汪昭上了楼。走廊尽头那扇门关着。她敲了两下。
“进来。”
楚材坐在办公桌后面，大衣没脱，领带松了半截。桌上文件堆了几摞，电报、报告、密函。面前摊着一张电报纸，没有抬头没有落款，只有十来行字。汪昭没有看那些字。她看了他的脸——眼下青黑，嘴唇干得起皮，头发乱着，眼镜放在桌角，没戴。
“吃饭了吗？”她问。楚材看了她一眼，顿了一下。“不记得了。”汪昭没再问，转身出去。
走廊尽头的茶水间亮着灯，暖水瓶是满的。她找了个杯子，抓了一把茶叶。不是他平时喝的那种，是母亲上回从上海寄来的龙井，汪昭舍不得喝，带给他了。开水冲下去，叶子在杯里慢慢舒展开，沉到杯底。她端着杯子回来，放在他桌上。没有推到他面前，放在文件堆旁边，离他的手不远不近。楚材看了一眼，没有端，也没有拒绝。
汪昭没有走。她在沙发上坐下来，脱了大衣搭在扶手上。墙上挂着一幅字——“乃圣乃仁”，墨色沉沉的，像压在那里的一个印章。她等了一会儿。楚材没有开口。她也不催。
沉默了很久。久到窗外巷口的叫卖声远了，久到暖气管里的水声停了。
“北方那几位，坐不住了。”楚材没有抬头，话像是说给桌上的文件听的。汪昭没有接。他在跟她说话，不是问她意见，是要把压在胸口的东西倒出来。
“阎锡山通电了。‘整个的党，统一的国’——他说南京政府背离了三民主义，背叛了先总理遗志。”楚材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不是愤怒，是累。是不管他怎么做，事情永远没完的那种深不见底的累。“你以为校长想打？”他看着她，眼神很沉，“北伐的仗，没有打完。我们以为打倒北洋军阀，国家就统一了。没有。打完一批，又来一批。”
汪昭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到窗边。窗玻璃上凝着一层薄薄的水汽，她用手指划了一下，露出外头灰蒙蒙的天。丁家桥的街上行人稀落，挑担的小贩缩着脖子走过，扁担吱呀吱呀的。她没有回头。
“那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她的声音不大，但楚材听得见。“先总理走的时候，没有留下一个大家都能服的人。廖先生遇刺之后，那个位置就空着了。校长坐上去了，但不是大家推举的，是他自己争取的。所以谁都不服。不是他不够硬，是他们觉得自己也有资格。”
她转过身，看着他。“那些人是跟着孙中山一起革命的，在党里的资历比你深，比校长深。你让他们怎么服？靠什么服？”
楚材没有说话。他看着她。眼睛里有一种很奇怪的东西，不是惊讶，不是认可，是“你居然也懂这个”的意外。汪昭没有再往下说了。她已经说得够多了。她不知道他会不会听进去，她只知道这些话他需要听。不是因为她说得对，是因为这些话不能由他的手下说，不能由他的同僚说，不能由校长说。只有她能说。因为她是他的妻子，不是他权力游戏里的人。
她走回沙发边，坐下来。
“所以这一仗躲不过。”楚材的声音低下来。“校长说，与其让他们准备好了来打我们，不如我们现在去打他们。”
“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汪昭看着楚材。“这次你不动他，他准备好了还是要来动你。不是这一次，就是下一次。不是这个人，就是下一个人。北伐留下了一笔烂账，总要有人去收。”
楚材没有说话。
“而且——”汪昭顿了一下，“他们打的是‘先总理’的旗号。”
楚材的目光动了一下。这话戳中了要害。那些人另立中央，打的不是自己的旗号，是孙中山的旗号。他们说南京背离了三民主义，说蒋介石背叛了先总理遗志。他们把先总理的旗子夺过去，插在自己的城头上。这是楚材最不能忍的。他跟着校长，从广州到南京，从北伐到定都，他做的事，桩桩件件，都是为了完成孙中山的遗愿。现在那些人说，你们背叛了？
楚材看着她。“你觉得能打赢吗？”
“能。”汪昭没有犹豫。她知道历史，她知道中原大战蒋介石赢了。她不能告诉他她为什么知道，但她可以告诉他结果。她顿了一下。“但是赢完之后呢？”她没有说下去。赢完之后，那些人还是不服。台面上的人换了一批，但根子还在。她知道。只是她不能说。
楚材也没有问。他闭上眼睛，靠在椅背上。他的眉头紧锁着，眉心那道竖纹比平时深了很多。
汪昭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到他身边，伸出手，指腹轻轻按在他眉心，慢慢推了推。他没有躲，也没有睁眼，眉头在她指腹下慢慢松开了一点。她没有说话，他也没有。外面走廊里有人经过，脚步很轻，像是怕惊动什么。副官在门外站了一下，没有敲门，脚步声远了。
她把手收回来，把那袋纸袋打开，把里面叠好的衬衫、领带、睡衣，一件一件码在沙发扶手上。
“换下来的衣服我让小张带回去，叫刘姨洗。”
楚材没有动。
“要我帮你换？”她的语气不轻不重。
楚材站起来，拿起衣服，进了隔壁休息室。门关上了。过了一会儿，水龙头响了一下，又关了。他出来的时候，换了衬衫，头发梳过了，领带还没系。汪昭走到他面前，接过他手里的领带，绕过他的后颈。他比她高一些，她微微仰头，手指在领带上翻折、收紧。她的手指碰到他的下巴，皮肤是凉的。她低着头，手上没停，“这几天别回来了，忙完了再回。家里有刘姨，饿不着。”他没有说话。
领带系好了。她退后一步，看了看，又伸手调整了一下结的位置，满意了，放下手。
“好了。”
他低头看了一眼领带，又抬头看她。他伸出手，把她拉过来，没有抱她，只是把她拉近了一点，额头抵着她的额头。两个人的呼吸搅在一起，分不清谁的。他没有说谢谢，她也知道他不说。她伸手摸了摸他的头发，硬的，扎手。
“我走了。”她说。
他松开她，点了点头。
她转身出了办公室。走廊里比来时更安静，脚步声在空旷的楼道里回响。她下了楼，小张在车里等她。车门关上的声音厚实又沉闷。
车子开出丁家桥，拐进颐和路。巷口的法桐光秃秃的，路灯亮了，光晕在雪地上薄薄铺了一层。她靠着车窗，把烟从口袋里摸出来，叼在嘴里，打火机打了两下才着。烟雾在黑暗里慢慢散开，一缕一缕的，像她说不出口的那些话。
她想起母亲那通电话，想起方蕙在电话那头沉默的那几秒。想起汪父最后说“挂了吧”时语气里的果断。他们什么都知道，什么都不问。不是不好奇，是不想让她为难。她又想起母亲用扬州话在电话那头轻轻说了一句“噶冷天，也不晓得他办公室暖气足不足”。她当时没接话，但记住了。
他像一头困兽，被关在那间灰色大楼的办公室里。电报一份接一份地来，电话一个接一个地响，各方势力在暗处磨刀。他退不得，也退不了，只能硬扛。她帮不了他。她不能替他看那些电报，不能替他开那些会，不能替他在那个绞肉机一样的圈子里周旋。但她可以给他泡一杯龙井，系一条领带，推一推他紧锁的眉头，在他眼下的青黑越来越重的时候，坐在沙发上，听他把那些不能对任何人说的话，一句一句说出来。她让他知道他不用一个人扛。
窗外的法桐光秃秃的，枝丫在风里轻轻晃。她把烟掐灭在车里烟灰缸，靠回椅背，闭上眼睛。
车停了。小张的声音从前座传来：“太太，到了。”
她睁开眼，拎起包，推开车门。
院子里的灯还亮着。她穿过院子，刘姨接过她手里的包。“太太，回来了。”
她点了一下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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