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皮火车在湖南和广东交界的地带钻了一整夜的隧道，耳朵里全是轰隆轰隆的回声，气压一会儿高一会儿低，耳膜胀得生疼。陈建军没怎么睡，硬座车厢里挤满了人，座位上坐着，过道里站着，厕所门口蹲着，连行李架上都躺着人。空气浑浊得像被人反复嚼过的口香糖，烟味、汗味、泡面味、脚臭味搅在一起，熏得人脑袋发昏。
他抱着一个蛇皮袋，里面塞了几件换洗衣服、母亲连夜烙的十张饼、一张皱巴巴的岳阳到广州的火车票——票价十七块八，硬座普快。蛇皮袋是化肥袋子改的，上面“洞庭氮肥厂”几个字还依稀可辨。他把袋子抱得很紧，像抱着什么值钱的宝贝。
其实袋子里最值钱的东西是母亲临行前塞给他的八十块钱。十块一张的，崭新的，在枕头底下压了一整夜，叠得整整齐齐，用一块蓝布包着，塞在蛇皮袋最深处。母亲说，到了那边先别乱花，找到阿强再说。
火车在第二天下午两点多到了广州站。九十年代的广州，正是改革开放的热潮涌动期，广州火车站作为华南地区最大的交通枢纽，成了无数外来务工者、创业者、寻亲者的第一站，也成了鱼龙混杂、藏污纳垢的地方——这里既有梦想的起点，也有意外的陷阱，空气中除了湿热的咸腥，还飘着一股浮躁、混乱又充满生机的气息。
陈建军跟着人流从车厢里涌出来，脚踩上月台的一瞬间，腿有些发软——坐了一天一夜的硬座，腿肿了，脚胀得鞋都紧了一圈。他站在月台上愣了几秒钟，抬头看了一眼广州的天空。天是灰白色的，比湖南的天更闷，空气里有一种他从未闻过的味道，咸腥、湿热，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暗处发酵，混着远处飘来的柴油味、海鲜干货的腥气，还有说不清道不明的烟火气，那是南方大城市独有的味道，陌生又压抑。
广州火车站比他这辈子见过的任何建筑都大。灰扑扑的水泥外墙爬着些许污渍，候车楼的玻璃蒙着一层厚厚的灰尘，看不清里面的模样，出站口像一张巨大的嘴，把人流吐出来，吐到站前广场上。广场上黑压压的全是人，清一色的外来务工者模样，扛着蛇皮袋的、拎着编织袋的、背着洗得发白的牛仔包的，还有人抱着用被子裹着的婴儿，人潮涌动，摩肩接踵，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喇叭里循环播放着“各位旅客请注意，保管好个人财物，谨防扒窃”的广播，普通话说完说粤语，粤语说完说英语，三种语言搅在一起，像一锅煮烂的粥，嘈杂得让人耳朵发鸣。广场四周的墙壁上，贴满了密密麻麻的小广告，招工的、租房的、办证的，还有用红油漆写的“专治疑难杂症”，被风吹得卷边，又被新的广告层层覆盖，透着一股杂乱的烟火气。
陈建军在人潮中站了一会儿，辨不清方向。他想起阿强信上写的：到了广州火车站，出站往右走，到省汽车站，买到樟木头的票。他默念了一遍，出站往右，省汽车站，樟木头。九十年代的广州火车站广场，没有清晰的指路牌，只有几个锈迹斑斑的指示牌，被人群挡得严严实实，想要找到方向，只能跟着感觉走，或是一遍遍打听。
他把蛇皮袋往肩上挪了挪，开始往右走。
广场上到处是拉客的人，这是九十年代广州火车站最显眼的景象——穿著花衬衫、留着长头发的男人，手里举着写着“东莞、深圳、惠州、中山”的硬纸板，嘴里用半生不熟的普通话喊着，声音沙哑又急切；还有些中年女人，挎着布包，穿梭在人群里，见人就凑上去问“去哪里啊？坐车不？便宜又快”，有人稍有犹豫，就会被死死拽住胳膊，硬拉着往路边的黑车走去。陈建军躲开几只伸过来的手，低着头往前走，他不敢和任何人对视，怕被缠上。一个中年妇女凑过来，身上带着一股廉价香水味，问他去哪里，他摇了摇头，那妇女翻了个白眼，嘴里嘟囔着一句听不懂的粤语，转身就去缠下一个人。
出站口往右是一条窄马路，路面坑坑洼洼，铺着的沥青早已被来往的车辆磨得发亮，路边摆满了地摊，形成了一条杂乱的临时集市，这也是九十年代广州火车站周边的常态。卖水果的摊主推着破旧的木板车，上面摆着发蔫的香蕉、沾着泥土的橘子，吆喝声此起彼伏；卖盒饭的蹲在地上，一个铁桶架在煤炉上，里面的米饭冒着热气，菜是清一色的青菜和几块肥肉，五块钱一份，吸引着饥肠辘辘的旅客；卖假烟的把烟摆在报纸上，红塔山、阿诗玛，包装粗糙，一眼就能看出是假货，却还是有人抱着侥幸心理去买；卖地图的手里攥着一叠泛黄的广州地图，一块钱一张，嘴里喊着“广州地图，不迷路”；最扎眼的是卖“暂住证”的，几个瘦小的男人蹲在墙角，压低声音吆喝，手里拿着一叠印着模糊字迹的卡片——陈建军不知道那些暂住证是假的，只是觉得奇怪，这东西怎么还能当街卖，他多看了两眼，一个瘦小的男人立刻凑上来，眼神警惕地问他“要不要办证？便宜，五十块一张，走到哪都能用”，他赶紧摇头走开，心里有些发慌，总觉得这些人不是好人。
路边还有几个擦鞋的、修鞋的，蹲在树荫下，面前摆着一块木板，等着客人上门；偶尔有几个乞丐，穿着破旧的衣服，手里拿着一个豁口的碗，在人群中穿梭，低声乞讨，有人随手丢一枚硬币，有人则不耐烦地挥手赶走。远处的墙角，还蹲着几个无所事事的年轻人，染着黄头发，嘴里叼着烟，眼神游离地打量着过往的旅客，像一群伺机而动的野猫，那是当时火车站周边常见的闲散人员，有人是无业游民，有人则是扒手，专门盯着那些背着大包小包、看起来老实好欺负的外来者。
他找了好一会儿才找到省汽车站。省汽车站就在马路对面，和广州火车站隔着一条车水马龙的街道，门口同样挤满了人，门口的柱子上贴着“严禁拉客、严禁倒卖车票”的标语，却没人遵守。售票窗口排着长队，队伍歪歪扭扭，根本不像排队，像一群人粘在一起往前挪，推搡、拥挤是常态，有人怕被插队，死死拽着前面人的衣角，有人则趁机往队伍里挤，嘴里还骂骂咧咧。陈建军挤进去，蛇皮袋卡在两个栏杆之间，他用力拽了一下，袋子撕开一道口子。他心头一紧，赶紧检查了一下——还好，撕的是侧面，东西没掉出来。周围的人根本没注意到他的慌乱，依旧自顾自地拥挤、吆喝，没人在意一个外来务工者的蛇皮袋，也没人在意他眼里的紧张。
排了将近半个小时，终于挪到了窗口前。他把头探进去，里面坐着一个穿制服的女人，面无表情地看着他，脸上带着一丝不耐烦——九十年代的窗口服务，大多带着这样的疏离，每天面对成千上万的旅客，早已没了耐心。
“到樟木头的票，一张。”
“十二块。”
他把蛇皮袋放下来，蹲下身，伸手进去摸那块蓝布。蓝布还在，他松了口气，解开布包，里面是八张十块的票子，他把最外面那张抽出来，折好，剩下的重新包好，塞回袋子深处。他把十块钱从窗口递进去，女人撕给他一张票，找回两个钢镚，叮当作响地落在窗台上，他赶紧捡起来，攥在手里。这时候，他没注意到，身后一个穿着灰色外套的男人，悄悄凑了过来，眼神死死盯着他放在地上的蛇皮袋，手指悄悄伸进了那个撕开的口子，动作又轻又快，周围的拥挤和嘈杂，完美掩盖了他的动作。
他把票揣进裤兜里，抱起蛇皮袋，从人群里挤出来。蛇皮袋似乎轻了一点，他没在意，只当是自己太紧张，产生了错觉——一路颠簸，又挤了这么久，他的胳膊早已酸麻，根本感觉不出袋子重量的细微变化。
候车室在二楼。他把票衔在嘴里，一只手拎着蛇皮袋，另一只手扶着栏杆往上走。楼梯是水泥浇筑的，表面粗糙，有些地方已经破损，露出里面的石子，楼梯上全是人，上上下下的，好几次差点被撞倒。到了二楼，候车室里更是杂乱不堪，几十张破旧的塑料椅子摆得歪歪扭扭，上面坐满了人，有人靠着椅子睡觉，嘴角流着口水；有人在大声说话，口音混杂着湖南话、四川话、河南话；还有人在地上铺着报纸，直接坐了下来，手里拿着泡面，吸溜吸溜地吃着，汤汁洒在地上，散发出一股油腻的味道。
候车室里闷热得像蒸笼，几台老式吊扇在天花板上慢悠悠地转，搅动的风根本吹不到地面，反而把空气中的汗味、泡面味、霉味搅得更浓。他身上的汗衫已经湿透了，贴在背上，黏糊糊的，额头上的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流，滴在蛇皮袋上。他想把蛇皮袋打开透透气，但周围全是人，行色匆匆的人擦肩而过，有人眼神飘忽，有人盯着别人的行李打量，他犹豫了一下，还是没有动——母亲的叮嘱在耳边响起，要保管好自己的东西，这里不比家里，人心复杂。
他把手伸进蛇皮袋，摸了一下蓝布包的位置。
蓝布包不见了。
他愣了一下，以为自己摸错了位置。他把袋子里的东西往外掏——衣服、裤子、烙饼——掏了个底朝天。没有。蓝布包不在里面。
“不……不可能……”他喃喃自语，声音发颤，手开始不受控制地发抖，“我明明放进去了，怎么会没了？”他把蛇皮袋翻过来抖了几下，布料摩擦的声音在嘈杂的候车室里显得格外刺耳，却什么都没有掉出来。他又把衣服一件一件拿起来抖，指尖慌乱地摩挲着每一寸布料，连衣角的褶皱都仔细摸了一遍，可那熟悉的蓝布触感，那崭新的纸币质感，始终没有出现。
周围一个同样扛着蛇皮袋、操着四川口音的大哥注意到了他的慌乱，凑过来低声问：“兄弟，咋了？丢东西了？”
陈建军抬起头，眼睛通红，声音带着哭腔：“大哥，我……我钱没了，八十块，我娘省吃俭用攒的，是我来广州的全部钱啊……”他的声音哽咽，话都说不完整，胸口像是被一块巨石压着，喘不过气来。
四川大哥叹了口气，拍了拍他的肩膀，语气里满是同情：“唉，兄弟，你怕是被扒手盯上了。这广州火车站，扒手多的很，专挑你们这种第一次来、老实巴交的外来人下手。你是不是刚才排队买票的时候把袋子放地上了？”
陈建军猛地一怔，脑海里瞬间闪过那个穿灰色外套的男人，想起排队时对方刻意的靠近，想起自己低头掏钱时，似乎有东西碰到了蛇皮袋。“是……是有个穿灰外套的男人，就在我身后！”他激动地抓住四川大哥的胳膊，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大哥，你说我现在去找他，还能找到吗？”
四川大哥摇了摇头，语气沉重：“难喽，兄弟。这扒手作案快得很，得手就混进人群跑了，转眼就没影了。不过你别慌，前面有个治安岗亭，你去报个案试试，说不定运气好，能把钱找回来。”
“报案？”陈建军愣了愣，他长这么大，从来没跟警察打过交道，心里既紧张又茫然，但一想到那八十块钱，想到母亲的叮嘱，他还是咬了咬牙，“好，我去报案！谢谢大哥，谢谢大哥！”
他匆匆谢过四川大哥，拎着空了大半的蛇皮袋，跌跌撞撞地往候车室门口跑。此刻的他，心里既有一丝侥幸，又满是绝望——侥幸的是，或许警察能帮他找回钱；绝望的是，他也清楚，火车站人这么杂，扒手早就跑远了，报案可能也只是徒劳。但他没有别的办法，那八十块钱，是他的希望，他不能就这么轻易放弃。
治安岗亭就在广场角落，一个穿着藏青色制服的警察正坐在里面，面前放着一个旧办公桌，桌上摆着一个对讲机和一本登记本。陈建军走到岗亭门口，手脚都在发抖，犹豫了半天，才鼓起勇气敲了敲门。
“进来。”警察抬起头，语气平淡，见他一脸慌乱，又补充了一句，“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陈建军走进岗亭，声音还是发颤：“警……警察同志，我……我钱被偷了，八十块，是我娘给我的，还有一块蓝布包着，就在刚才省汽车站买票的时候被偷的，有个穿灰外套的男人，就在我身后……”他语无伦次，把事情的经过断断续续地说了一遍，越说越激动，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死死憋着，不敢掉下来——他怕警察笑话他，怕自己显得太没用。
警察拿出登记本和笔，一边记录，一边问道：“姓名，哪里人，丢了多少钱，具体在什么位置被偷的，扒手长什么样，有没有什么特征？”
陈建军努力平复着情绪，一一回答：“我叫陈建军，湖南岳阳的，丢了八十块，十块一张的，用蓝布包着，在省汽车站售票窗口排队的时候被偷的。扒手穿灰色外套，个子不高，其他的……我没看清，当时太挤了。”他低着头，声音越来越小，心里的侥幸一点点褪去，他知道，自己连扒手的具体模样都记不清，警察根本没办法找。
警察写完，把登记本合上，看着他，语气严肃又带着一丝无奈：“小伙子，我知道你着急，这火车站人多杂乱，扒手作案隐蔽，你又没看清对方模样，我们只能尽力排查，但是你也要有心理准备，找回来的可能性不大。以后出门在外，财物一定要贴身放好，别轻易放在地上，尤其是人多拥挤的时候。”
“找不回来了吗……”陈建军喃喃自语，像是被抽走了所有力气，双腿一软，差点蹲在地上。警察扶了他一把，递给他一杯水：“别灰心，我们会留意的，要是有消息，会通知你。你先留下联系方式，要是没地方去，就先在广场旁边的候车区等着，别乱跑，注意安全。”
陈建军接过水杯，手指冰凉，他摇了摇头，声音沙哑：“我没有联系方式，我刚来广州，要去樟木头找朋友，连打电话的钱都没有了。”他把水杯放在桌上，没有喝一口，转身走出了岗亭。
走出岗亭的那一刻，阳光依旧毒辣，广场上的嘈杂声再次涌进耳朵里，可他却觉得浑身冰冷，大脑一片空白。报案的希望彻底破灭了，他知道，那八十块钱，真的没了。那是母亲省吃俭用攒下来的钱，是父亲面朝黄土背朝天挣来的血汗钱，是他在广州立足的全部希望，就这么被偷走了，连一点痕迹都没有。
他蹲在岗亭旁边的墙角，把脸埋在膝盖里，这一次，眼泪再也忍不住，悄悄从眼角滑落，浸湿了裤腿。他不敢哭出声，只能压抑着，肩膀微微颤抖——他是个男人，是来广州闯天下的，不能就这么轻易哭，母亲和父亲还在老家等着他的消息，他不能让他们失望。可心里的委屈和绝望像潮水一样涌来，压得他喘不过气，他甚至开始后悔，后悔不听母亲的话，后悔自己太大意，后悔来广州这个陌生的城市。
他想起了母亲。想起母亲把八十块钱叠好塞进蓝布里的样子，手指有些哆嗦，叠了好几遍才叠整齐，嘴里反复叮嘱他“省着点花，找到阿强就好了”；想起母亲连夜烙饼的样子，灯光下，她的头发已经有了几缕白丝，眼睛熬得通红，却还是笑着说“烙点饼，路上吃，比火车上的泡面便宜”；想起母亲站在村口送他的样子，站在那棵老槐树下，一直站到他拐过弯去，看不见了，他回头的时候，还能看到她的身影，在风中微微晃动。要是母亲知道钱被偷了，一定会很伤心吧？他不敢想，也不敢给家里发电报，他没有钱，更没有勇气告诉父母这个坏消息。
他想起父亲。父亲那天晚上什么也没说，只是坐在炕边，抽着旱烟，烟袋锅子一下一下地敲着炕沿，直到深夜；第二天早上，他帮他把蛇皮袋提到村口，说了一句：“到了拍个电报回来。”就走了。没有送到车站，没有挥手，没有多余的嘱咐。走的时候背微微驼着，步子不快不慢，像去田里干活一样平常，但陈建军知道，父亲心里是牵挂他的，只是男人不善于表达。他想起父亲常年劳作的手，布满了老茧，粗糙得像树皮，那八十块钱，里面也有父亲的血汗。他对不起父亲的期盼，对不起母亲的叮嘱。
他想起阿强。阿强在樟木头的玩具厂打工，去年过年的时候回了老家，拍着他的肩膀说“广州好赚钱，你跟我一起去，我罩着你”；阿强说到了广州给他打电话，他去车站接。可是他没有阿强的电话号码——阿强信上写了，他把那张信纸放在衣服口袋里，和碎纸片一起。他摸了摸口袋，信纸还在，碎纸片也还在。他掏出来看了一眼，上面是阿强歪歪扭扭的字：“建军，到了广州给我打电话，号码是……”号码是0769-xxxxxx。
他没有电话可以打。九十年代的广州，公用电话虽然有，但大多在小卖部、邮电所，打电话要花钱，一分钟几毛钱，他连一毛钱都没有。他看着那张信纸，心里又酸又涩，明明离阿强只有一步之遥，却因为没有钱，连联系他的资格都没有。要是阿强在身边，是不是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他心里充满了无助。
他把信纸重新折好，塞回口袋。碎纸片也塞回去，贴着心口——那是他的录取通知书，是他寒窗苦读十几年的希望，却被他不小心撕碎了，就像他此刻的梦想，被现实狠狠打碎，却又舍不得丢弃。他想起自己为了考大学，每天熬夜苦读，想起收到录取通知书时父母的笑容，想起自己撕碎通知书时的绝望，再看看现在的自己，钱没了，梦想碎了，连方向都没了，他觉得自己像个失败者，一无所有。
他就这样蹲了很久，周围的人群像河水一样流过，没有人看他一眼。九十年代的广州火车站，每天都有这样的意外发生，有人丢了钱，有人丢了行李，有人被骗，大家早已见怪不怪，每个人都只顾着自己的行程，谁也没有多余的精力去关心一个陌生人的悲伤。一个穿红裙子的女人从他面前走过去，高跟鞋踩得咯噔咯噔响，她的影子从他身上扫过去，又消失了，她穿着时髦，和周围的务工者格格不入，大概是本地人，或是来广州出差的；一个老头挑着两筐橘子从他旁边经过，橘子散发出一种甜腻的气味，他的胃突然痉挛了一下——他已经快一天没正经吃过东西了，在火车上只啃了半个烙饼，此刻又急又饿，胃里像被什么东西揪着一样疼。
他从袋子里翻出剩下的烙饼，掰了一小块，塞进嘴里。烙饼已经有些馊了，面皮发黏，带着一股酸味，他嚼了几下，咽下去了。然后把剩下的烙饼重新包好，塞回袋子——这是他唯一的食物了，不能浪费，他不知道接下来还要饿多久，不知道还要走多少路。
他站起身，腿蹲麻了，站起来的时候眼前一阵发黑，他扶着墙站了几秒钟，等那阵眩晕过去。心里的绝望渐渐褪去了一些，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不甘——难道就这么放弃了吗？钱没了，可以再赚；梦想碎了，可以再拼；找不到阿强，可以慢慢找。他不能就这么被打败，他还有父母要赡养，还有自己的路要走，他不能让那些扒手得逞，不能让父母失望。
他把蛇皮袋重新扎好，拎起来，朝候车室外面走去。他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但他知道，樟木头还在南边，阿强还在樟木头等他。八十块钱没了，但人还在，腿还在，手还在，他还能干活，还能赚钱，还能重新攒钱，还能找到阿强，还能让父母放心。
他走下楼梯，穿过广场，走到一个没有那么多人的地方——马路边，一棵歪脖子榕树下面。
榕树的枝叶很茂盛，遮住了一部分毒辣的太阳，这是他在这片杂乱的广场上，找到的唯一一处阴凉。他把蛇皮袋放在地上，靠着树干坐下来。
广州的太阳毒辣，树叶筛下来的光斑落在他的脸上、胳膊上，明晃晃的，像碎掉的镜子。远处有人吵架，粤语骂来骂去，他一个字都听不懂，只能隐约感觉到他们的愤怒；更远的地方，广州火车站的大钟楼顶上，那面红旗被风吹得猎猎作响，钟摆滴答滴答地转动，像是在诉说着这座城市的喧嚣与无奈。马路对面，依旧是密密麻麻的地摊和人群，卖暂住证的、拉客的、乞讨的，依旧在重复着同样的动作，仿佛刚才的一切，都只是他一个人的悲剧。
他从口袋里摸出那张撕碎的录取通知书，十六片，叠得整整齐齐。他没有把它们拼起来，只是攥在手心里，攥了一会儿，又塞回去。那是他的遗憾，也是他的念想，提醒着他，无论有多难，都不能放弃。他想起自己寒窗苦读的日子，想起父母的期盼，想起自己来广州的初衷，心里渐渐坚定起来——这点挫折不算什么，只要人还在，就有希望。
然后他把手伸进蛇皮袋，摸出半个烙饼，就着广州火车站广场上灰蒙蒙的空气，一口一口地嚼。烙饼很难吃，馊了，发酸，但他没有吐。他每嚼一口，心里的坚定就多一分。
樟木头。樟木头还在南边。
他把烙饼咽下去，抬起头，看着头顶上碎镜子一样的光斑，眯起了眼睛。风一吹，带来一丝微弱的凉意，他的眼神里，渐渐褪去了迷茫和悲伤，多了一丝坚定——不管前路有多难，他都要走下去，在这片陌生的城市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路。他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但他知道，他不会再轻易放弃，不会再因为一次失窃就一蹶不振，他要靠自己的双手，赚回属于自己的一切，不辜负父母的期盼，也不辜负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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