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六日，上午十时，柏林，人民委员会办公大楼。
“主席同志，肯尼迪先生到了。”
肯尼迪随着秘书诺依曼走进了韦格纳的办公室。
房间不大，陈设简朴得让肯尼迪有些意外。
他在美国见过太多大人物的办公室了——国会山参议员的办公室铺着厚厚的地毯，墙上挂着油画，书架上摆着烫金封面的精装书，书桌上摆着银质墨水台和水晶烟灰缸。
这间办公室里没有这些东西。
一个办公桌，几把椅子，一面墙上挂着欧洲地图，另一面墙上挂着世界地图。
壁炉上方是一尊石膏胸像，肯尼迪认出了那是卡尔·马克思—。
韦格纳从办公桌后面站起来。
“肯尼迪先生，欢迎你来柏林。”
肯尼迪握了握他的手。
“韦格纳主席，也感谢您能抽出时间来见我。”
两个人在办公桌两侧坐下来。
“肯尼迪先生，你的来意，我大概算知道了。罗斯福总统让你来柏林，名义上是考察德国的经济发展。实际上，是让你来探探我们的口风——在英国问题上，德国到底想要什么。”
肯尼迪的眉毛微微动了一下，他没有想到韦格纳会这么直接。
“韦格纳主席，既然你这么直接，我也不绕弯子了。
罗斯福总统希望了解——德国是否愿意通过政治途径解决英国当前的危机？
如果德国愿意停止对英国共产党的军事援助，美国政府愿意在伦敦和柏林之间充当调解人，推动双方达成一个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一个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肯尼迪先生，你说的这个‘解决方案’，大概是什么样的？能不能具体一点说说呢？”
肯尼迪没有犹豫。他在来之前已经和罗斯福反复推演过各种可能性，
“英国政府愿意在法律框架内承认北方解放区的特殊地位，给予一定程度的自治权。同时，英国政府愿意在经济政策上做出重大调整——包括将部分关键工业国有化、扩大工人参与企业管理的权利、建立全国性的社会保障体系。
这些改革将从根本上回应工人的诉求，消除社会动荡的根源。”
韦格纳听得很认真。
“肯尼迪先生，那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一九三三年，罗斯福总统刚上任的时候，美国有多少家银行倒闭？”
肯尼迪愣了一下。
“大概是五千多家吧。”
“五千多家银行在三个月内倒闭。美国的经济体系在崩溃的边缘。罗斯福总统做了什么呢？”
“他宣布了银行假日，关闭了全国所有的银行，然后通过了《紧急银行法》。”
“他需要国会批准吗？”
“需要。”
“他需要最高法院的认可吗？”
“严格来说，不需要。但后来最高法院确实裁定《紧急银行法》合宪。”
韦格纳微微点了一下头。
“罗斯福总统在推行新政的时候，有没有人说他是在搞社会主义？”
肯尼迪的嘴唇微微动了一下。
“有很多人这么说。”
“有没有人说他是共产党呢？”
这次肯尼迪倒是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本身就让他有些不舒服。
韦格纳也没有追问。
“肯尼迪先生，我不是在嘲笑罗斯福总统。
恰恰相反，我认为他是一个务实的人，一个愿意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做出最大限度的调整来挽救资本主义的人。
他做的事情——银行改革、农业补贴、社会保障、公共工程——在德国，早在一九二七年就已经做完了，倒不是因为我们比你们聪明，是因为德国的工人阶级比美国的工人阶级更有力量，更早地把这些政策从口号变成了法律。”
“但这就是问题所在。
罗斯福总统的新政，是在资本主义的围墙里面修修补补。
他把墙上的裂缝糊上了，把歪了的柱子扶正了，把漏雨的屋顶稍微堵上了。
但墙还是那堵墙，柱子还是那根柱子，屋顶还是那个屋顶。
罗斯福总统没有触及到根本，如果他动了，那些坐在国会的人就会站出来反对他。”
肯尼迪的手指在膝盖上微微紧了一下。
“韦格纳主席，你对美国政治的观察很准确。但恕我直言，你漏掉了一个重要的东西。”
“请说。”
“真正的美国人是不怕这些的。
我们和德国不一样。德国有悠久的历史，有共同的血缘、语言和文化。
美国没有这些。美国是靠一套制度建立起来的——宪法、三权分立、言论自由、私有财产不可侵犯。”
韦格纳想了想这样回复肯尼迪。
“‘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这是你们的《独立宣言》。一七七六年写的。一百五十九年了。你们的国父们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他们说的是人人生而平等。
但他们没有解放奴隶。他们没有给女人投票权。
他们说的‘人’，是有财产的、白皮肤的男人。”
肯尼迪的嘴唇抿成了一条线。
“一百五十九年过去了，你们废除了奴隶制，给了女人投票权，通过了反托拉斯法，实行了新政。你们在一点一点地接近那个不言而喻的真理。
我承认这一点，也尊重这一点。”
韦格纳向前倾了倾身子。
“但问题是——你们走得太慢了。”
“你们用了一百五十九年，还在半路上。而英国工人阶级——那些在利物浦码头、曼彻斯特纺织厂、谢菲尔德炼钢炉前流血汗的工人们——他们已经不想再等了。
他们不想再等一百五十九年，不想再等五十九年，甚至不想再等五年。
他们现在就要那些不言而喻的真理。”
“所以，肯尼迪先生，你说的‘政治解决方案’——那些关于自治权、国有化、社会保障的承诺——不是不可以谈。但问题不是谈不谈，是谁来谈。”
“谁来谈？”
“对。是和鲍德温政府谈，还是和英国工人委员会谈？是和那个已经失去了对半个英格兰的控制、连伦敦能不能守住都不知道的政府谈，还是和那些扛着枪、在斯托克顿的炮火中把解放区连成一片的工人谈？”
肯尼迪的喉结滚动了一下。
“韦格纳主席，你心里清楚，美国政府不可能承认英国共产党建立的政权。如果美国政府这么做了，国会山会炸，华尔街会炸，整个美国的政治体系都会炸。”
“我自然是清楚的。”韦格纳没有否认。“所以我没有要求美国政府承认。我只是告诉你一个事实——鲍德温政府已经没有能力履行任何承诺了。
你让鲍德温签一份文件，承诺给北方解放区自治权，承诺国有化，承诺社会保障——签了之后，他能执行吗？”
“不能。因为那些承诺一旦公布，伦敦的那些保守党议员就会把他赶下台。而他下台之后，接替他的人会把这些承诺全部撕毁。
你们美国人不是最喜欢说合同必须有履约能力吗？我们觉得鲍德温现在没有这个履约能力。他连自己的内阁都管不住，拿什么来兑现承诺呢？”
肯尼迪沉默了。
他知道韦格纳说的是对的。
他在华盛顿见过太多这样的例子了——总统签了行政令，国会不拨款；国会拨了款，地方政府不执行；地方政府执行了，法院判违宪。
美国的政治制度设计出来就是为了让任何事情都很难做成。
在过去，这种“慢”是优点，是一种制衡，是一种防止暴政的机制。但在今天，在红色浪潮以惊人的速度从欧洲大陆向西蔓延的今天，美国的慢变成了一种致命的弱点。
“韦格纳主席，”肯尼迪的声音有些发涩，“你说来说去，就是不打算停止对英国共产党的援助。”
韦格纳没有摇头，也没有点头。
“肯尼迪先生，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我只是说如果——有一天，美国的工人阶级也举起了红旗，也成立了工人委员会，也从波士顿到旧金山升起红旗——你希望德国政府怎么做？”
肯尼迪的脸色变了一下。
“韦格纳主席——”
“你希望德国政府袖手旁观，看着你们的政府用警察和军队去镇压他们？还是你希望德国政府像今天援助英国共产党一样，援助美国共产党？”
肯尼迪的手指在膝盖上攥紧了。
“这不是一个公平的问题。”
“但是这是一个真实的问题。
你们美国人总喜欢说让历史来做评判。但历史不是自己走过来的。
历史是被人推着走的。谁有力量，谁就能推。谁没有力量，谁就被推。
这个世界从来就是这样，你们比任何人都清楚——因为你们在美洲大陆上对印第安人做的事情，就是对这句话最好的注解。”
肯尼迪的脸微微涨红了。
“韦格纳主席，我来这里不是为了讨论美国的历史罪过。我来这里是带着罗斯福总统的诚意——”
“我知道，所以我在认真回答你。”
肯尼迪靠在椅背上，呼出一口气，他只能换了一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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