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兰乌德战役的战报,以电波和纸张的速度,向四面八方扩散开去。
延安收到电报的当天,《解放日报》出了号外。标题只有六个字——“乌兰乌德大捷”。正文简洁到近乎克制:毙伤日伪军九万,俘虏十三万,土肥原贤二自杀,贝加尔湖地区全部收复。没有渲染,没有抒情,但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在版面上,密匝匝的,一锤一锤。
报纸从印刷厂运出来的时候,街上的报童还没喊出口号,就被人群围住了。有人一张接一张地买,有人站在路边就着煤油灯读,读完了递给旁边的人,旁边的人再往下传。消息像一盆水泼进了干透的黄土里,瞬间就渗到了每一道缝隙中去。
重庆的报纸也转了。中央通讯社的稿子晚了一天,用的是“据可靠消息”的措辞,但数字不敢改。七十多万部队,苏械兵团,装甲军,航空部队。这些词组合在一起,像一块烧红的铁烙在纸上,隔着墨迹都能烫手。
英美方面的反应来得很快。路透社的电报当天就到了重庆,询问“是否有中国军队在贝加尔湖地区进行大规模作战”。美联社的记者四处打听,想弄清楚那支“苏械兵团”的番号和指挥体系。
日本国内的反应更激烈。关东军在贝加尔湖的惨败被大本营下了封口令,但战地记者私下传回的照片和数字,像暗流一样在陆军省和海军省的官僚之间涌动。参谋本部的年轻军官们私下讨论时,用了“不可挽回”这个词。有人翻出秋成从察哈尔到勒拿河的全部战历,越看越沉默。一个少佐在日记里写道:“那个人不是将军,是焊在墙上的钉子。”
而在所有这些喧嚣之外,黄山官邸的书房里,蒋介石已经连续好几个晚上没有合眼了。
他坐在那张宽大的红木书桌后面,面前摊着一份军令部连夜整理出的《第十战区战力评估报告》。报告不长,但每一页都像压在他胸口的一块石头。
七十多万人。
苏械。装甲军。航空部队。
他曾经以为,一个师的编制最多不过两万多人,秋成手上那点家底,就算扩编也撑不起多少场面。他以为自己给秋成画了个“第十战区”的圈,就能把人圈在里面。结果那个圈越撑越大,越撑越结实,最后变成了一只铁笼子——笼子外面是秋成,笼子里面是他自己。
报告里有一行字被红笔圈了出来,是何应钦加的批注:“该部实际战力,保守估计相当于国军两百万正规军。”
蒋介石盯着那行字,嘴角抽了一下。他端起茶杯,发现茶水早就凉透了,又放下了。窗外传来夜莺的叫声,断断续续的,像有人在远处咳嗽。
他没有叫侍从。他就坐在那里,盯着地图上那片被红色标注的北方区域,从贝加尔湖一直延伸到察哈尔,再到蒙古,再到热河——那一片广袤的版图,如今已经彻底脱离了重庆的视线。
更让他睡不着觉的,是接踵而来的另外几份情报。
关东军北线全面转入守势。梅津美治郎下令各部队收缩据点,停止一切主动出击。情报分析课给出的结论是:“日军在远东方向已放弃进攻意图,主力正在向华南、东南亚方向转移。”
“什么意思?”蒋介石在第二天上午的军事会议上,把情报摔在桌子上,“小鬼子在北边被秋成打怕了,不敢打了,跑南边来了?那我们这边呢?我们这边还在打拉锯战,我们的将领都是猪,蠢猪”
会议室里没有人接话。
何应钦低着头翻文件,陈诚看着天花板,白崇禧的手指在桌面上无意识地敲着。谁都知道这个问题没法回答——关外的秋成把关东军揍成了守城,关内的日军却还在和国军缠斗。这种对比,比任何战败都更让人难堪。
蒋介石没有再追问。他摆了摆手,让所有人出去了。
他自己留在地图前面,站在那里看了很久。
北方。长江以北。从太行山到大别山,从山东到苏北,那些他曾经以为可以慢慢收拢的红色据点,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膨胀。八路军的编制从三师四万多人扩充到了几十万,新四军在华中扎下了根,秋成在北边扯起了一片天。他知道,在那些敌占区的村庄里,老百姓嘴里念叨的已经不是“蒋委员长”,也不是“重庆政府”。
是延安。
是那个他曾经以为可以轻易压下去的名字。
他回到书桌前,从抽屉里拿出一份封好的信,又放了回去。那封信是前天陈布雷送来的,内容是关于华北地区“双重政权”的报告,措辞委婉,但意思很明白:在日军占领区,国民党的地方政府要么瘫痪,要么已经在事实上被共产党的“两面政权”替代了。
他拿起笔,想批点什么,又放下了。
他能怎么办?
调动大军北上去围剿?那会被全国上下唾骂,会在抗战相持阶段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他看得出来,现在的局势已经进入了相持期——只要再给中国几年的发育时间,反攻就有希望。而在这几年里,任何内部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都会成为千古罪证。
不调兵?那就只能眼睁睁看着北方那片红色越来越大,越来越深。
窗外,天色已经泛白了。山城的雾正在慢慢消散,能看见远处江面上的几点船影。一夜未眠的蒋介石站起来,走到窗前,把手按在冰凉的窗台上。
他想起很久以前,在庐山训练团的时候,他曾经跟一个德国顾问说过一句话:“中国的问题,最终还是要靠中央军的刺刀来解决。”
现在他明白,那把刺刀,已经够不着北方了。
书房的门被轻轻叩响。侍从在门外低声道:“委座,英美武官约见,问询关于第十战区的情况。”
蒋介石转过身,脸上已经恢复了惯常的平静。他整了整衣领,朝门口走去。
“告诉他们,”他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咬得很稳,“第十战区是中国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秋成将军,是重庆政府任命的副司令长官。”
他推开门,走进了走廊里亮起来的光线中。
身后,那张摊开的地图上,北方那片被红色标注的区域,在晨光中显得格外醒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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