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子放到第五天的时候，有人问了一个问题：那个原型看了没有。
原型在邻县。公开报道里写得很少，六百字，说她在县图书馆守了四十一年，退休以后返聘，七十岁，还在做。报道里没有照片，只有一张她整理书架的侧影，还拍得很暗。
乐言写剧本的时候只按这份公开资料采风，没进过那个馆，也没找她说过话。
片子出来以后，制片提过好几次，说要不要请她来看一场，就一场，不对外。
乐言一直没定。
到了第五天，她派了一个人过去，是剧组的场务。去的时候带了一样东西：一张票，一张打印的放映时间表，还有一封手写的信。
信是乐言写的，很短。她写：这个人物不是照您写的，是照您这一类人写的。片子放七天，您什么时候来都行，不来也行。
场务到了邻县，在馆门口站了一会儿。
那个馆比片子里的还旧，门口有一个台阶，台阶的边上被磨得发亮。他在门口进出的几个人里认出了她——不是靠长相，是靠那个动作：她把门口一个歪掉的牌子扶正了。
他在门口等她把一位老人送出去，才上去说话。
场务把信和票交给她，说了来意。他特意说明，这票不是送的，是剧组买的，她来不来都是她的。
她听完，只问了一句：这片子里有没有说我的名字。
场务说，没有。
她说，那就好。
场务问，您来不来。
她说，我上班。
场务说，晚上也有场。
她说，晚上我回家。
场务回来后把过程复述了一遍，一个字没加。乐言听完，让他把发票和行程单报了。
场务临走前又问了一句，那张票怎么办。
乐言说，票你拿回来，或者就留在那边都行。
场务说，她没接。
乐言说，那就不要了。
过了两天，那边又来了消息，不是她本人，是馆里的一个年轻馆员。他说那位老师问了一件事：片子最后的那个镜头，柜台后面的东西是不是收干净了。
乐言让人回：收了。
那边回：她说那还行。
第七天，那家老影院的最后一场，检票的人说有一位老人来问过，问片子放完了以后还会不会再放。
检票的人说不知道。
那位老人是男是女，什么年纪，检票的人记不清了。
乐言没有去查。
她把这件事记在放映记录的最后，写得很少：第七天，一人询问是否继续放映，未留姓名。
写完之后她在办公室里坐了一会儿。
她把写剧本时用过的那本笔记本翻出来，找到那一页：三个字删掉，留了一道横线。她在那道横线旁边当时写了两个字，“太整齐”。
她想起自己写剧本的时候，删掉的那一版里有一场戏，写的是主角退休那天把柜台擦了一遍。那一场她后来删了，理由是太整齐。
现在她想起来，也许当初不该删。
但她没有去把那一场找回来。片子已经过审了，放映已经开始。她把这件事记在纸上，没做别的。
过了几天，她把那一页拿出来又看了一眼。她在那句话后面补了一行：下一部片子如果还用得着，就把它加回去。
补完之后她又把它划了，因为下一部片子还没有。
划掉之后她把本子合上。本子的封皮上贴着一张标签，是它自己的编号。据她的习惯，一本本子只用一年，用完就归到架上。这本是今年的，还有半本空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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