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慧说“我有了“的时候，建国手里正拿着一个搪瓷缸准备喝水。他把缸子放下来了——不是放回桌上，是放在膝盖上，两只手握着缸子，缸壁的温度从掌心传进去。他低下头看了一眼自己握着缸子的手——指节发白，他握得太紧了。
他在椅子上坐了一会儿。没有算时间——他不知道自己坐了多久，可能是几秒，也可能更长。客厅里的光线在变化——从正午的白亮变成下午的偏黄，他坐在那个变化里没有动。然后他开口了——问的不是“几个月了“——他问的是：“买房子需要多少钱？“
他去看了几个楼盘。不是以前那种“路过的时候顺便看一眼“的看了——是真的走进售楼处、拿了宣传单、问了价格的那种看。县城的两个盘和省城的一个盘——他在省城那个楼盘的售楼处门口站了好一会儿，直到有人推门出来看了他一眼，他才走进去。销售带他看了一套两居室的样板间——客厅铺了浅色地板，卧室的窗台做了飘窗设计。建国穿着一双沾了灰的皮鞋踩在样板间的地板上，浅色的地板上留下了几个模糊的鞋印。他站在那间样板间的客厅中间位置，按销售说的数字在心里算了一笔账——首付、贷款年限、月供。算完之后他把那个数字记在了心里。样板间里的厨房装了整体橱柜，灶台上摆着几个装饰用的瓶瓶罐罐——他伸手碰了一下其中一个瓶子的瓶口，手指上沾了一层灰——那是道具，和这间房子以后的样子没有关系。
晚上回到租来的那间小房子里，他把所有的存折和现金从抽屉里拿出来，在床上摊开。三个存折——一张是工资卡，一张是结婚时存的定期，一张是他从工作第一天开始零散存下来的活期。他把三个存折上的数字加了一遍。然后又加了一遍。两遍的数字是一样的。和售楼处那个数字之间——有差距。
他在那堆存折前面坐了一会儿。他把三个存折按顺序在床单上排成了一排——工资卡、定期、活期——三个数字并排躺着，每一个单独看都不算太少，但加在一起还是不够。他盯着它们看了一会儿，然后他站起来，走到电话机旁边。电话机放在客厅的桌子上——不是新的，外壳有一点黄，拨号盘上的数字有几个被磨掉了。他把手放在话筒上放了一下，才拿起来。
他先拨了海龙的号码——省城的号，他记得。电话响了三声就接起来了。那边先说话——“喂。“——声音里带着一点背景声，像是有人在旁边说话被压下去了。
“是我。“
“建国？“
“借我两万。“
电话那边安静了片刻——不是犹豫的安静，是海龙在换地方接电话——背景声远了，然后海龙的声音更清楚了一些：“账号发我。“
“我——“
“行了。账号发我。“
电话挂了。话筒里剩下忙音——嘟、嘟、嘟、嘟——建国听着那个声音听了一会儿然后放下了话筒。
第二天中午他去银行查了一下余额——多出了两万块。到账的时间是上午九点多——海龙挂了电话以后第二天一早就去办了。建国站在银行的ATM机前面看着屏幕上的数字——两万块，在后面加了一个逗号和两个零。他把银行卡抽出来放回钱包里，银行卡贴着钱包内袋的皮革，那一小片长方形比其他的卡多了一层厚度——是那个数字撑出来的。从银行出来的时候他站在门口的台阶上，春天的风吹过来，有一棵行道树的叶子在响——全是新的、浅绿色的叶子。他在台阶上站了片刻才迈步。
当天晚上他给王威打了电话。
王威接得慢一些——响了五六声才接，接起来的时候声音里带着一股风声——“喂？“
“是我。“
“建国？“
“借我一万。“
王威那边没有停顿——不是“考虑了一下才回答“的那种没有停顿，是他不需要考虑的那一种。他说：“好。“
他没有问做什么。没有问什么时候还。他在那个“好“字之后顿了一下——像是还想说什么，但没找到合适的词——然后又说了一遍：“好。“
建国握着话筒没有马上回答。电话里的风声还在——王威可能是站在院子里接的电话，风从话筒旁边穿过去，制造出一种持续的、低的噪声。建国在那种噪声里听着，他没有说“谢谢“。他说：“年底还你。“
王威说：“不急“——又说了一遍，“不急“。
建国握着话筒没有马上挂。风声还在，他听到王威在那头可能是换了一下手，呼吸声近了一些又远了一些。然后他说了一声“先挂了“，那边应了一声。他放下话筒以后手心有一点湿——话筒握久了，出汗了。但电话已经打完了。
钱到账是三天后。不是转账——王威不会用转账——他到镇上邮局汇的款。一张绿色的汇款单，手续费是按比例收的。建国收到汇款单的时候，纸是叠了两折的，外面套着一个透明的塑料袋，上面盖了一个邮戳。他把汇款单拿在手里看了一下——收款人的名字是他，寄款人的名字是王威，附言栏是空的。汇款单的纸比普通的纸厚一些，折痕处被压得很实，像是被人用力折了两次。他把汇款单沿着折痕重新叠好，放进了信封里——没有扔掉。
六月份的时候建国签了购房合同。首付差的那一块——存折上的存款加上海龙和王威的两笔钱——刚好够。他签字的时候笔尖没有停顿，但放下笔以后他在那把椅子上又坐了一下。他看了一眼合同上自己的签名——和他在职工登记表上写的是同一个名字。他想起一九九九年他在单位宿舍桌上摆着三样东西——辞职报告、考研报名表、转制通知——那天晚上他把辞职报告撕了，考研报名表夹进了字典，只剩转制一条路。现在他又做了一个类似的决定——从一个他不太确信的位置往前迈了一步。他不知道这一步迈出去以后会踩到什么。但他知道不走这一步的话，孩子出生以后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林慧的肚子在一天天变大。他把合同折好放进了文件袋里——和派遣证放在同一个抽屉的不同角落。
房子是省城的一套两居室。不大——两个房间，一个客厅，一个厨房，一个厕所。南向，阳光好的时候整个客厅都是亮的。建国的第一把钥匙是交房那天拿到的——不是正式入住，是去验收。他一个人站在空荡荡的客厅中间——没有家具，没有窗帘，没有住过人的痕迹。水泥地面，墙是白的，阳光从南面的窗户照进来，在地上投下一个方形的光区。光区里有细小的尘埃在浮动——被太阳晒热了的空气带着它们上下沉浮。他在客厅中间站了一下，没有坐下，也没有在房间里走动——就站在那里。空气里有一种新房子特有的气味——水泥和白漆和密封的玻璃窗在太阳下晒过以后混合起来的味道。
这是他的。合同上写了他的名字，银行从他的工资卡里扣掉了第一笔月供。从法律上讲，这间房子是他的了。
但他站在那里的时候没有感觉到“这是家“。他感觉到的是：阳光照进来的方向和省城冬天的风向——他以后要交多少钱给银行——林慧和孩子搬进来以后这个地方会变成什么样——他爹娘可能一年也不会来住一次——老槐树不在这个窗户的外面——站在这里看不到麦田。
他在空荡荡的客厅里站了很长一段时间。外面有一辆汽车经过。然后又安静了下来。他站在光里——他不是省城的人，他只是在这里有一个地址。
他蹲下来，用手指在水泥地面上划了一下——地面是粗糙的，指腹划过的时候能感觉到水泥的颗粒。这间房子从今天起归他了。每个月要从工资里扣掉一笔数字，扣二十年。二十年以后他五十多岁，女儿已经上大学了。到那时候这间房子会是什么样——他不知道。他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然后锁了门，把钥匙放进口袋里。走出单元门的时候他回头看了一眼那栋楼——六层，他的那间在四楼，阳台的栏杆是新的，还没有晾过任何衣服。他看完以后转回去，走出了小区大门。他在路边站了一下——省城的街道他不熟，这条街他以前没有来过。不远处有一棵新栽的行道树，树干上还撑着固定用的木棍。他看了一眼，然后问了路，往长途车站的方向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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