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了上海站，天刚亮。
陶爱民在站前的大饼摊上花九分钱买了三只大饼，边走边吃。他没坐公交，按图上画的，步行加电车，一毛钱，四十分钟，到了西康路。
那家证券门市部门脸不大，两开间，铁栅栏门刚拉开一半，门口已经排了二十来个人。队伍里什么人都有：穿中山装的、穿工装的、穿西装的，还有几个蹲在墙根抽烟的，脚边各摞着一条鼓鼓囊囊的麻袋。
麻袋里是什么，陶爱民清楚。是全国各地流到上海来的国库券，一麻袋一麻袋，按面值论百万计。蹲在麻袋旁边的这帮人，往后有个统称——“百万“。
他没急着排。他先沿着队伍从头走到尾，又走到门市部另一侧，那里贴着一张手写的行情牌，墨迹未干：
收购：八七年券 九十七块五／百元。八八年券 九十七块／百元。八九年券 九十六块五／百元。
卖出：九十八块五起。
陶爱民站在牌子前，把这三个数看了两遍，心里那杆秤落了地。他两千块的本钱，收进来的是八七、八八、八九年的混券，平均八折。照这个牌价出手，混着算，大约在九十七块一——两千五百面值，两千四百二十多块。
毛利四百出头。这一趟，成了。
他排进队尾。排队的工夫，他不闲着，耳朵照旧支着。前排一个穿咖啡色夹克的中年人，一看就是常跑的老客，正跟人闲聊：“……合肥那个价是邪乎，省里门市挂牌收，六八、七零的折都有，就是收得少，一天放两个钟头的号，排到天黑也未必轮得上……“
六八折。陶爱民把这个数收进心里。合肥的货源贴水更深，比汉丰还要低一成多——只是收得少，要排号，要耗时间。他默默记下：第二趟，合肥。
他排进队尾。排队的工夫，他不闲着，耳朵照旧支着。前排一个穿咖啡色夹克的中年人，一看就是常跑的老客，正跟人闲聊。聊着聊着，那人回头瞥见陶爱民，一身洗白的蓝布衣裳，学生头，忍不住搭话：“小兄弟，学生子？念大学的？“
“嗯，去上海办点事。“陶爱民答得客气，“头一回跑这条道，跟您几位学学。“
老客姓马，跑合肥线跑了两年，见这学生说话不油不怯，倒起了谈兴：“学什么学，这条道没学头，就一个字，熬。“他掰着指头讲：合肥的国债服务部设在工商银行楼上，一天放两百个号，天不亮就得去排；本地黄牛跟柜台里的人人头熟，号把了一大半；外乡人硬排，排上了，收货还限数，一人一天只收两千。“我上个月在合肥蹲了五天，收了六千面值，刨去吃住车费，落了一百八。“老马叹口气，“这条道，越来越挤喽。“
“马叔，那您还跑？“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老马笑笑，“挤是挤，总比在厂里拿死工资强。“
陶爱民陪着笑了两声，心里把这笔账拆开了算：老马的错处不在腿上，在章法上——他一次只带小本钱，收到就出手，出手了再回去收，一个来回半个月，利钱全耗在路上和柜台上。这不是跑买卖，这是给铁路和旅店打工。要破合肥的号，靠排是排不来的，得找到把号的人，把几趟的货并成一趟走。
这笔账，他没说出口。交浅言深，是大忌。
八点半，开门。
队伍往前涌了一截。柜台里三个人，一个验券，一个点钞，一个复核。轮到陶爱民，他把布包放上柜台，一沓一沓把券码出来，按年份分了三堆。
“多少？“验券的抬眼皮。
“八七年券，一千一；八八年券，八百；八九年券，六百。合计两千五。“他说，“麻烦您点。“
验券的手停了一下。跑这柜台的人多了，能进门就把券按年份分好堆、报数报到个位的，不多。他重新看了这学生一眼，拿起券，一张一张过手，对着光验底纹，验完一堆递过去点钞。点钞的刷刷点完，复核的再过一遍——两千五百块，一张不差。
“两千四百三十七块五。“里头报数。
陶爱民点头：“对得上。八七年的一千一乘九十七块五是……一千零七十二块五。八八年八百乘九十七，七百七十六。八九年六百乘九十六块五，五百七十九。加起来，两千四百三十七块五。“
柜台里三个人都停了停。复核的老法师从老花镜上沿看了他一眼，没说什么，把钱推出来：一沓沓点过的钞票，纸条上写着数。
钱一入手，陶爱民在柜台边上就干了一件事：四百块放进内衣口袋当盘缠和备用金，两千块现钞原封不动捆好——这笔钱他要带回去，一分都不动。柜台旁边就有一个卖出窗口，九十八块五能买进，可同一块牌子底下，收购价是九十七块五——在这里买券，一进一出先赔一块。划算的买卖不在这两米的柜台上，在他来的路上：合肥的货源六八折。对下一趟来说，最好的货就是现金。
出了门市部，日头升高了。他没有急着走，沿街慢慢走了一段，走到外滩。
江风扑面。他站在防洪墙上，往西看，是外滩那一排石头洋楼，钟楼的指针慢慢在走；往东看，是烂泥渡，是成片的芦苇滩和低矮的仓库，几根烟囱冒着烟。
一九九〇年四月，中央宣布开发开放浦东。这五个字眼下还躺在报纸的角落里，上海人自己都还没咂摸出味来。满滩的芦苇，往后会变成陆家嘴，变成全世界租金最贵的一片天际线——那根烟囱的位置，三十七年后是一座四百多米的高楼。
他在防洪墙上站了十分钟。前世，他来过外滩十几次，开会、考察、招商，车队直接开进江底隧道，没有一次是站着看它的。这一世他是走着来的，兜里揣着两千块的券，看了十分钟。
值。
身后传来渡轮的汽笛。一艘满载的摆渡船正从北京东路码头离岸，船舷擦着浑黄的江水，往对岸的烂泥渡去，甲板上黑压压站满了自行车和上班的人。一毛钱一张的摆渡票，把浦西的人摆到浦东去，再摆回来，一天几十个来回。陶爱民看着那条船想：往后摆这些人过江的，就不是船了。
中午，他花一毛五吃了一碗阳春面。原打算在上海住一夜、看看行情再走，可货出手得比预想顺，赶得上当天的回程车——大车店那三角订钱，就算交了学费。他进站，上了回程的车。
还是靠窗，还是不闭眼。车过江桥的时候，他掏出作业本，就着车灯，把这一趟的账从头合了一遍：
本钱两千，收进面值两千五百。上海出手，得两千四百三十七块五。毛利四百三十七块五。刨去来回车票四十九块六、四天吃饭住宿八块八，净——三百七十九块一。
他笔尖顿了顿，在底下又添了两行：
第一趟：净三百七十九块一。
第二趟：合肥。
写完，他合上本子，靠在椅背上。车厢摇晃，麻袋客们东倒西歪地睡熟了，鼾声此起彼伏。两千四百多块现钞捆成两处，贴身的那一包缝在裤腰里，硬硬的一圈，随车身一颤一颤。
四千二百块的本钱，去的时候是六条蛇皮袋、一张存折、一对镯子、一张借条。回来的时候，是两千四百三十七块五的现金，加上这四天里摸熟的一条路。
差着三万六千块呢。他在心里说。不急。
车窗外，江南的黑夜一大片一大片地退过去。他数着远处零星的灯火，忽然想起白天那个复核的老法师看他的那一眼——那一眼里没有别的，就是一个跟数字打了半辈子交道的人，看见另一个会把账算到个位的人时，忍不住多看的一眼。
这一眼，比两千四百三十七块五还值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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