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八号到十三号，六天，陶爱民把自己按在了教室里。
周文远后来跟人形容这六天，说陶爱民像个还俗的和尚——不是出家像还俗，是还俗了才发狠念经的那种。早晨六点教室，夜里十点熄灯，中午趴在桌上睡二十分钟，闹表都不用，到点自己醒。
卷子做完了对答案，对完答案再从头做。经济学的论述题，他答得极有分寸——懂十分，写七分，锋芒收着。这不是敷衍，是他想明白的一件事：十八岁的年纪，答出一个四十岁人的老辣，不是本事，是破绽。前世三十年单位写材料的功夫，这一世要压在舌头底下，用到该用的地方。
一月十四号开考，连考五天。
经济数学那一场，他提前四十分钟交卷。走出考场，走廊上一个人都没有，冬天的太阳照在水泥地上，白花花的一片。他站在那儿，忽然想起前世——前世那道丢了负号的大题，那个蹲在院里抽了一夜烟的父亲，那八十块钱的复读贷款。这一世，数学一百二十，满分，卷子答完还检查了两遍。
有些账，两辈子才算得平。
成绩出来，全系张榜：第一名，周文远，平均九十一分四；第二名，陶爱民，平均九十一分一。两个人差零点三分，输赢全在会计学的一道分录题上。
周文远在榜前站了半天，回宿舍的路上，一路都在算那道分录题。走到五号楼底下，他忽然站住，转过头来。
“陶爱民，你暑假留校吗？“
“留。怎么了？“
“下学期有统计课。“周文远说，“我要提前学。你最好也提前学。零点三分，下学期我要再赢你一次，赢得干净。“
陶爱民笑了。这一世，能有一个人为一个零点三分较劲，是福气。
一月十九号，考完最后一场的第二天，他回家了。
临行前，他把信用社里的钱全取了出来——一万一千多块，连本带息。列车长那句“一回两回是运气“他记着，钱过万不上身、分处缝藏、白天车、直达票，三样一样不落。棉衣里侧、裤腰、帆布包夹层、鞋垫底下，四处。一路上他没合眼，不是怕，是睡不着——钱太厚了，硌得慌。
春运的车上，人挨着人。对面一个抱孩子的妇女，孩子哭一阵睡一阵；旁边一个跑年货的贩子，麻袋里露出冻梨的光。陶爱民把包抱在怀里当枕头，眼观鼻，鼻观心，一路念账——不是怕忘，是念账能让人醒着。前世他出长差，列车包厢里一宿一宿睡不着的毛病，是闲的；这一世他睡不着，是兜里驮着一个家。
到家已经是夜里。堂屋的灯亮着——电灯，十五瓦，父亲信里说的那盏。母亲在灯下等着，桌上扣着一只碗，碗里是留给他的两只荷包蛋。他一口气吃完，连汤都喝了，母亲就在旁边看着，看完把碗收了，又把他棉衣上四处针脚挨个捏了一遍——她缝的地方，她都记得。
第二天上午，他摊账。
一万五千零五十四块三毛五，一沓一沓码在八仙桌上，码了半张桌子。作业本翻开，从六月十一号那页起，一页一页翻给父母看：借条三千六，卖粮一百四十四零四毛，卖猪二百六十四，镯子五十八，赎镯子加两块；十一趟车，每一趟的本钱、出手、净落，笔笔到底。
母亲的手在围裙上擦了三遍，才敢去碰那摞钱。她一张一张地数，数到一半数不下去了，抬起头：“爱民，妈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
数不下去，是因为数着数着想起来的东西太多。她后来跟父亲说，数到第三沓的时候，手就抖了——不是为钱，是想起六月里他揣着镯子出门那天，天没亮，她站在村口看儿子的背影，那时她以为家里塌了半边天；数到第五沓，她想起儿子这一冬天，一趟能挣回她和父亲一年的工分钱。她的儿子十八岁，别人家的十八岁在球场上撒欢，她的十八岁在夜车上抱着包睁眼到天亮。
“往后的钱，妈不数了。“她把剩下的钱推回去，站起来去灶间烧水，走到门帘边又回头补了一句，“妈只管一件事——你身上，不许再缝那么多钱。“
父亲没数钱。他抽完了一支烟，把烟头摁灭，问了一个问题。
“啥时候是个头？“
屋里静了。这个问题，母亲不会问，舅舅不会问，周文远不会问，只有父亲会问。一辈子跟机器打交道的人知道，再好的转轴，也有转不动的那一天。
“跑到开学。“陶爱民说，“开春就不跑了。“
“为啥？“
“行情变了。“他把账本转过去，指着给父亲看，“您看，汉丰收八折，临江如今八一、八二；合肥七三、七六，一天一个价往上抬；上海的卖价呢，九十七块五，三个月没动过。买的人越来越多，卖价不涨——中间这条缝，一天比一天窄。“
他顿了顿：“现在收手，这条缝还是钱。等缝合上了再收，压在手里的券就成了死钱。爹，挣钱这个事，跟开车床一个理——活儿干到最顺的时候，就得想着停车，等冒烟了再停，就晚了。“
父亲盯着那本账看了很久。他看不太懂每一笔，可他看得懂那个趋势：收进来的折数，一列比一列高。
“行。“父亲说，“听你的。“他又抽出一支烟，点着了，忽然又问，“那——挣多少算够？“
陶爱民沉默了一下。
这个问题的答案，在明年二月的上海，在那张三十块钱一张的纸上。可这话现在说，谁信？说了，父亲第一个把他锁在家里。
“够我们全家过河的。“他说。
夜里，他睡在自己屋里。迷迷糊糊听见堂屋有动静，起来看，是父亲在磨刀石上磨菜刀——快过年了，要备年货了。在灯影里，父亲弓着背，一下，一下，磨得很匀。
陶爱民站在门帘后面看了一会儿，没出声，回去睡了。
第二天一早，父亲把他叫住，从怀里摸出一个旧布块包，一层一层打开——有三百块钱，和新的票。
“嘿，这是我们厂里的年终奖嘞，加我三个月攒的。“父亲把钱往桌上一放，“仔你拿去，入个股吧。“
陶爱民看着那三百块钱，看了足有五秒钟，然后把旧布块包推了回去，连钱一起。
“爸，本钱够了。“他把包布的四个角替父亲折好，“您的钱，留着。“
“嫌少？“
“不是嫌少。“陶爱民说，“是开春我有大用场，到时候，我要跟您和妈商量一件大事。那件大事，比这三百块大得多——您把钱攥好，一分都别乱花。“
父亲愣住了。磨了一辈子机器的手，捏着那个手绢包，半天，问：“多大的事？“
“过了年，“陶爱民说，“我就知道多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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