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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47章:涨潮之前

    12月,第四轮摇号的结果出来了。

    中签率百分之二十五。比第三轮又高了五个点。按理说这是好事——中签的人多了,能认购的新股也多了。但陶爱民在报刊室翻报纸的时候,注意到一个细节:新股上市首日涨幅收窄了。

    第二轮认购的新股,7月上市,平均涨幅百分之两百。第三轮的新股,11月上市,平均涨幅百分之一百二。到第四轮,报纸上已经开始讨论“新股破发“的可能性。

    涨幅在缩。速度在慢。水还在涨,但潮头已经平了。

    陶爱民把报纸合上,没有多想。他手里已经没有认购证了,十二月初全部清干净了。第四轮跟他无关。

    但跟别人有关。

    学校里,暑期冲进股市的那批人,命运开始分叉。赵红军赚了三千多,国庆后及时退了出来,逢人便说“见好就收“。钱明没赚没亏,本钱拿回来了,算是白忙一场。大四的孙浩还在里面,投了八千块,账户浮盈一千多,但他没卖——他说“等涨到两万再走“。

    然后是黄伟。

    黄伟是经济系大三的,跟赵红军同班。人瘦,话少,戴一副黑框眼镜,成绩中上。暑假里赵红军拉他去上海开户,他犹豫了三天,最后把自己攒了一年的八百块生活费投了进去。

    八百块。一年的饭钱。

    他买了一只化工股,七块二进的。涨到八块五没卖,跌到六块八没割,跌到五块三的时候他终于卖了。八百块变成五百六。亏了两百四。

    加上来回车票、开户费,实际亏了将近四百。

    但这些数字不是最要命的。最要命的是,他后来又借了四百块补仓。补在六块一的价位。然后又跌了。

    到12月中旬,黄伟的总亏损超过了八百块。一年生活费,全没了。

    那天晚上,陶爱民在图书馆看完书回宿舍,路过三号楼的时候听见楼上有动静。有人在哭,哭得很压抑,像把脸埋在枕头里。

    同楼层的人站在走廊里,小声议论。

    “黄伟喝多了,半瓶白酒。“

    “他亏了多少?“

    “八百。一年的生活费。“

    “操。“

    陶爱民站在走廊里,听了一会儿。哭声断断续续的,中间夹着干呕。有人进去递了杯水,被推开了。

    他想了想,转身下了楼。

    二十分钟后他回来了,手里拿着一袋馒头和一壶热水。他敲了敲黄伟宿舍的门,开门的是黄伟的室友。

    黄伟躺在床上,脸朝墙,肩膀在抖。地上倒着一个白酒瓶子,空了。空气里全是酒精味和汗味。

    陶爱民把馒头和热水放在桌上,没有说话。他拉了把椅子,在床边坐下。

    黄伟没回头。

    两个人沉默了很久。走廊里的脚步声来来去去,有人探头看了一眼,又缩回去了。

    “黄伟。“陶爱民开口了,声音不高。

    黄伟的肩膀抖了一下,没回头。

    “你现在亏的,是学费。“

    黄伟慢慢翻过身来。眼睛红肿,脸上全是泪痕和酒渍,头发贴在额头上。

    “将来你会赚回来。“陶爱民说,“但记住这个滋味。“

    他没有说“别难过“,没有说“钱没了可以再赚“,更没有掏钱替黄伟补窟窿。给钱是最简单的事,也是最坏的事——它会让人觉得亏损能被轻易抹平,下次还敢赌。

    他只说了那两句话,然后站起来走了。馒头和热水留在桌上。

    黄伟后来确实赚回来了。很多年以后,他成了一名基金经理,以风格稳健著称。他管理的基金,从未在任何一年亏损超过百分之五。业内人士问他秘诀,他说:“我记着一个滋味。“

    这是后话。

    12月下旬,期末考试。陶爱民照常去上课、考试、交卷。政治经济学九十一分,西方经济学原理八十五分,会计学基础九十三分,统计学八十八分。成绩不好不坏,中上水平。

    考完试那天下午,他一个人去了图书馆三楼。三楼靠东边有一张长桌,平时没人坐。他把蓝皮本子摊开,从第一页开始,一页一页地翻。

    2月。自有资金4200。舅舅借了两万。父亲给了五千。周文远出了三千。合计61988元。

    3月。买入第一批认购证。

    5月。第一轮摇号。未中签认购证从三十涨到三百。

    6月。第二轮摇号。中签率百分之十五。卖五百张未中签证,借三十五万,追加认购五十四万。

    7月。新股上市。九万股,市值两百七十万。

    8月。一股不卖。

    9月。第三轮摇号。中签三百零二张,全部卖出。一百二十万零八千。还清借款。

    10月。开始分批卖股票。

    11月。清仓完毕。

    12月。清掉剩余认购证。

    从4200到390万。

    他把蓝皮本子合上,放在桌面上。手掌按在封面上,深蓝色的布纹摩挲着掌心。

    390万。这个数字放在1992年的中国,能买下临江市中心一整条街的铺面。能在云州港边圈几十亩地。能让一个十九岁的大学生成为整个省最有钱的人之一。

    但他忽然觉得这个数字很轻。

    不是因为不满足。是因为他知道这不是终点。三百九十万是一个数字,但数字后面还连着很多东西——政策、时机、人脉、格局。这些东西比钱重得多。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信纸。是他上午从传达室拿的,学校的信纸,淡绿色格子。

    他拿起笔,写了一封家书。

    信很短。

    “父亲、母亲安好。

    儿在校一切平安,本学期功课顺利,期末成绩尚可。课余做了一点投资,运气不错,本金已翻倍。请勿挂念。

    天冷了,父亲的腿要注意保暖,别再下田。母亲的药按时吃,别省。

    儿过年不回了,留校看书。开春再回。

    儿爱民敬上“

    他把信折好,装进信封,贴了八分钱邮票。信封上写的是江东省汉丰市清源县红旗镇陶家湾,收信人陶援朝。地址他闭着眼都能写,从小学三年级开始给父亲写信,写了十几年。

    “本金已翻倍“。他写的是这四个字。不是翻了六十三倍。

    翻倍,在父亲听来已经足够惊人了。一个农民的儿子,四千二百块钱翻一倍变成八千多,够买一头牛了。父亲会高兴,会担心,会在村里人面前忍不住说两句,但不会吓到。

    六十三倍。三百九十万。这个数字如果传回村里,传到不该传的人耳朵里——他不想冒那个险。

    他把信揣进口袋,明天一早投到邮筒里。

    窗外的天已经暗了。图书馆三楼的灯还亮着,空荡荡的阅览室里只有他一个人。远处传来火车的汽笛声,长长的一声,像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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