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丰立刻陪我去看医生，结论是“严重过敏”，最可能的过敏源是我今天早上吃的药。
陆丰觉得对不起我，“早知你这么麻烦，就不随随便便给你吃药了。不过，我自己吃那种药真的一点事也没有啊。”
我只顾愁眉苦脸看着自己快肿成半个猪头的脸，“这下怎么办？”脸上和身上的红斑和块块已经“农村包围城市”，奇痒无比，惨不忍睹。
我打电话去公司请假，吃了抗过敏药，躺到床上昏昏沉沉睡了一下午。如果说昨天晚上是一场赌气，那么，现在我正在为自己的不负责任受到惩罚。
傍晚，有人按门铃，按了好几次，我没去开门，因为我想那大概是吴丽，我不要她看见我现在的样子。我的脸自己看了都怕，不要说别人。
到晚上，换成了电话铃一遍一遍地响，直到我终于拿起话筒来。
吴丽在电话那头很着急地问：“你怎么了？”
“没什么。”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上去镇定一点，“我在睡觉。”
“是这样，”她的声音平缓下来，顿了一下，又问：“阿文，你，你有没有觉得什么不舒服？”
“没有，”我脸上热起来，加倍的痒。我一边用手掌揉脸一边对着话筒说：“我很好，真的。”
“我来看看你。”
“不要不要，”我叫起来，“你不要来。”
“我一会儿就走。”
“也不要，我……我现在不想见你，实在不想，所以我求求你不要来!”我着急了，声音提高好几度。
“你还在生我的气？”
“我不生你的气了，不过我也不想见你，我现在要睡觉，有什么事以后再说吧。就这样吧。”我几乎要哀求她。
“阿文，”她的声音无比柔和，“以后我再也不对你说谎了。再也不了。”
“嗯，那好。”大概是抗过敏药的作用，我的眼皮涩得张不开，头好像有千斤重，“那就这样吧。”
我挂上电话，马上又钻回被子里呼呼睡去。一觉醒来，已是第二天早上，脸上、身上不再那么痒，大部分的肿块已经平下去，红斑也不太明显了。我洗了脸，上班去。
在一个漫长的红灯下，昨天清晨的茫然心绪又冲上脑门：吴丽现在在想什么？除了不说谎，她还能对我做出什么承诺？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也不知从谁开始，大家都说要把“性”和“爱”分开，不管是否真的潇洒，至少要学着去潇洒，我想我也不例外。可是，从心底里，还是忍不住质疑：没有足够的“爱”，“性”又有多少分量？我试图用“性”来证实“爱”，也这么做了，却只证实一点：实在令人沮丧。
再见到吴丽的时候，我努力装得泰然自若，她好像也心照不宣，总之，我们都绝口不提前一天发生的事情。两人独处的时候，我总有点担心她会再提出要求，因为那样的话，我就不得不跟她探讨“采取措施”这个尴尬的话题，可是，她没有再提出过，只是对我更加体贴。
有一本书上说，男人要是和女人发生了关系，身体里会分泌出一种物质，让她对那个男人产生依恋的情绪。以前觉得这种说法耸人听闻，现在看来却不无道理，在那场闹剧一样的“初夜”之后，我发现自己好像的确更加依恋吴丽。同一本书上也说，男人往往把已经同她发生关系的女人当成自己的“占领区”而失去兴趣。我希望那个作者在胡说八道。
那年过生日，吴丽送给我一台小小的、红色的手机，每月有五百分钟通话时间，她把自己的手机号码设成我手机上的第一个快捷键，“这样的话，你就可以随时找我了。”我说：“我可不一定有空找你。”心里却很感动。
今年十月，吴丽去了杭州。她把两个箱子塞进道奇车的后备箱，搓搓手，微笑着说：“阿文，好好照顾自己。”我看着她脸上阳光般的笑容，拉住她的衣袖，“你不许扔下我不管。”
“不会的。”她抚摩着我的头。
我伸出手去，又要把她的头发弄弄乱，想想又没有，陆丰说过这时候摸人家的头是晦气的，立刻又把手缩了回来。
她看看我，“怎么变乖了？”她已经习惯我把她的头发弄成一窝乱草。
我嘻嘻一笑，“没什么，今天饶了你。”
那个月，我成了公司里一名正式员工。
我把希望寄托在和合作的项目上头，我想，把这个项目做好，有了一点根基，下次便可以做更加重要的项目；几个项目一下来，就有了吹牛的资本，到时候，要升级或者跳槽，都比较容易了。
陆丰向我感叹，“我们其实已经错过了最好的时机，人家前几年靠着公司股票上市，好多已经成了百万富翁呢。”
我说：“现在这样也不错啊，只要肯花工夫，总有出头之日的。”
没过多久，我就发现自己那句“只要肯花工夫，总有出头之日”的话说得过于乐观了。
合作项目进行到一大半时，我们去约客户服务部门一位负责人开会，核对我们对产品做的修正是否符合要求。
会议进行得很顺利，眼看要皆大欢喜地结束，那个人突然提出要我们把某个新增的产品功能改动一下，因为客户曾提过好几次类似的要求。那个功能正好是我做的，我觉得他提出的改动并不算难，而且听上去很有道理，就照样修改了，也没放在心上。
谁知正式展示的时候，出乎意料，客户对那个产品功能的改动大有意见，气氛尴尬起来。客户服务部门主管首先沉不住气，问：“谁做的决定？”言下之意是“我不知情”，经理立即附和，表示“我也不知情”，那个混蛋的负责人竟然马上转过头来问我：“为什么这样改动？”我被他问得目瞪口呆，脱口而出：“是你提出的呀！”结果他巧舌如簧赖个一干二净，说我理解错误。我转过头去求援地看着Chris，因为那天开会他也在场，我希望他能够出来说句公道话，但Chris眼睛盯着天花板装没看见，从头到尾一言不发，气得我简直想把手里的可乐浇到他喷满发胶的脑袋上。
在大公司工作是一种自相矛盾的经验：你在电视上、报纸上、杂志上看到自己公司天方夜谭般的标语、广告，自豪感油然而生，觉得“我们真是很厉害”。然而，当你在钢筋混凝土大楼某间会议室里被人三拳两脚揍到角落里踩成一张相片，才发现，无情下手、作壁上观的，也是一群“我们”。
散会后，经理没有骂我，只是说“以后凡是他们提的要求，一律保留书面凭证”，然后一字一顿地说：“记住了，学会保护自己，人嘴里说出来的话，一分钱也不值。”我明白了，他心里很清楚这件事上谁是无赖，或许大家都清楚，只是他们需要一个人承担责任，算我倒霉，撞了枪眼。
回家的路上塞车，我在庞大的车流里回味经理那句“人嘴里说出来的话，一分钱也不值”，越想越觉得有道理，然后莫名其妙想起一个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既然人嘴里说出来的话不值钱，女人为什么还那么相信男人的承诺？
一月份，我终于找到了一位医生，她说我的身体既然会对一种药过敏，就不能排除对其他药过敏的可能性。她说可以给我再开一点试试，我想起过敏时的可怕样子就起鸡皮疙瘩，连忙摇头，“不用了，不用了。”
有人说，看一个女人是否真正爱你，就看她会不会让你吃药。假如真是这样，那么，我的身体已经宣告，我必须取一个真正爱我的女人，因为她必须天长日久忍受我。
我的医生还接收新病人，于是我问陆丰他想不想转过来，陆丰说：“算了，我还是照顾本家的生意吧。”
“对了，周文，上次那个问题，我问过陆小苹了。”
“哪个问题？”
“就是女医生碰到男病人起自然反应那个问题呀。陆小苹的答案是‘女医生从业时，首先是医生，然后才是女人’。假惺惺。”
“你拿那个去问她？她还回答你？”我觉得不可思议，“当心她反过来告你性骚扰。”
“怕什么，我又不是在她办公室里问的。你猜怎么样，原来我们去同一家健身房，上星期六我在那里碰到她，正好她脱光了要往游泳池里跳，我都差点没认出她来。”
“怎么样？”
“像只剥光的田鸡，”陆丰半眯起眼睛，“不过肩背倒还过得去，大腿其实也不错，比我原来想像的要性感一点。”
“然后呢？”
“然后我们各游各的，等到吃饭，那旁边就一家餐馆，我正好跟她搭一张桌子，没什么话说，就顺便问她那个问题。她居然脸都红了。”
“不是所有人都像你那么皮厚。你们还说了些什么？”
“差不多都是她在说，这个人大概出了医院就不知道该怎么跟男人说话，翻来覆去那家健身房怎么好，设施怎么齐备，年费怎么合理，她怎么每周都去，啰嗦死了，难怪三十岁都没结婚。”
“她告诉你她三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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