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的天空，格外的蓝，满山的树叶开始发黄，一晃我来到老头部学校两个月了，在这两个月里，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把我辍学那段时间落下的功课都补上了。老师看我学习很用功，所以她对我很好，由于我擅长音乐，嗓子好，老师特别喜欢我，安排我当文艺委员，每堂课前都要唱革命歌曲的，都是我起头或是领唱，那时候我很自豪。
快到十月一的一天早晨，我来到班级里正在思考着唱什么歌曲时，一个熟悉的声音突然传入我的耳鼓：“占友哥，我来了！”我猛抬头一看，差点失声喊出口：“玲玲，你怎么来了呀？”我看看周围的同学都在看我和王玲玲，要喊出口的话，马上降低了音调，她被老师安排在我的后面，我看出她有点不高兴。
下课后我俩来到教室外面，我问她：“你不是在四海店你叔叔家里吗？怎么也来这里了？”“我叔叔家里太吵闹，家里总去一些人玩儿牌，半宿半宿睡不好觉，我爸爸去了，看到这种环境不好，问我去哪里，我说来你这里，我爸爸就同意了。这不，是他送我来的，刚走。”“我看你有些不高兴，还撅着小嘴儿呢，那是为啥呀？”“我想和你一张桌，老师没同意。”王玲玲的气还没消。
我现在和一名学习委员一张桌，她也是班级里的佼佼者，上初中时，我们还是男女生一张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男女生还差不多，男生比女生多不几个，王玲玲看我和那个女学习委员在一张桌她心里很别扭，这我也看出来了，我假装不知道，听老师安排吧。
周一的早晨，班主任老师把我叫到了她的办公室：“李占友，我叫你来是想问问你，你和王玲玲在小学时是同学吗？”“是啊，怎么了？”“你们一直是同桌吗？”“是啊，一直是同桌的。”“她这次来咱们学校来咱们班级就是为了你，你知道吗？”“不知道啊。”其实我是知道的，我故意那么说的。
“她又找我好几次了，非要和你一张桌，让你帮助她的功课，你同意吗？”“同意，同意，谢谢老师。”我心里乐开了花，表面上却没有看出来。“你回去把你的同桌找来。”班主任老师命令我回班了，我强压住兴奋的心情来到班级。
王玲玲的到来，无疑是给我增添了无穷的学习乐趣儿，她的相貌很出众，尤其是她那微笑的样子，甜甜的，两腮上那深深的酒窝窝，是那么迷人，班级里有几个大男生总是找借口和王玲玲搭讪，王玲玲出于礼貌，不冷不热地应付他们，这就引起他们的不满，一天晚上，当我回到男生宿舍时发现我的行李里面有一大块土坷垃，母亲给我洗的干干净净的褥单子上全都是土，看到这里我明白了，是他们－－－－－那些大男孩们。我委屈的掉下泪来。
第二天我把此事向班主任汇报了，班主任找到了他们，可是他们拒不承认，没办法，苦于没抓到现行，我的哑巴亏就算白吃了。我没有把事情告诉王玲玲，怕她受到心理上的压力，我自己暗暗地盘算着：等有一天，我要报仇。
福不单至祸不单行，等放寒假回家后发现，家里唯一的一对木箱子没了，一头老掉了牙的老母猪也不见了，什么水缸，酸菜缸都没了踪影，母亲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告诉我“破产还债，你爸有病欠场子两万多块钱，场长他们把家里东西都搬到场部顶债去了。”
我望着傻呆呆直瞅我的弟弟们，说了句：“那些东西也不值两万多块钱啊，弄到场部里有什么用呢？”我十分不理解的自言自语道。
那几件东西和一头老母猪加在一起也不值几个钱，但对我家来说是何等有用啊！尤其那头老母猪是供我上学的来源啊！那两只装东西的木头箱子，父亲用油漆在上面画了花鸟，是我家唯一装东西的物件，搬到场部有什么用呢！两口缸也搬了去，家里盛水暂时只能用水桶了，我问妈妈：“水桶怎么没拿去啊？”妈妈说：“挂在外边的杖子上了，他们认为是你郝叔家的呢，就没拿，要不也拿走了。”我随口说了句“真他娘的！跟国民党有什么区别！”
我要去场部看看我家里的老母猪，我不放心他们能否喂养好我家的老母猪。二弟领着我向场部跑去了，路上我还想怎么整治那些赶走我家老母猪的人们，想了半天，也没想出办法来，因为我人单势孤啊。我又一想：要是没人看守我家的老母猪，我和二弟就把它偷着赶回家里来，把它藏起来，让他们找不到。到了关押老母猪的地方，二弟用手指了指王兽医曾经躺过的旧仓库：“咱们家的老母猪，就被圈在那里。”
我和二弟走过去，趴窗户一看，老母猪安详地趴在那里，我叫了几声，可能是它的耳朵不好使了，没听见，也没动，它太老了。“你们要干什么？”一个站岗的民兵过来问我。“看看我家的老母猪。”“不用看，没事儿，天天有人喂养，到时候就给你家送回去了，这是敲山震虎，你家欠场子的钱也太多了。”我似懂非懂的听了民兵的话，就领着二弟回家了。路上我风趣儿地说：“咱们家的老母猪还关禁闭呢，还有人给站岗，真有意思。”
晚上不见父亲回家，母亲说：“你爸这几天上班了，取消坐班制，可以回家吃药，今天这么晚了怎么还没回来呢？”第二天早上东屋的郝登宣叔叔回来说父亲把场长打了，昨晚被关在办公室里了。
天哪！父亲还有病呢！我和母亲急忙跑到场部看父亲，那时，父亲已经吃过早饭了，父亲看到我们来了，笑着对我们说：“没事儿，你们回去吧，我就是跟他们说说理，他们以为自己是领导，就骑在人民头上为虎作伥，我就是教训教训他们。”门外站着两个民兵，还背着枪，父亲此时的酒劲儿也过了。我们听说父亲要被送到县里公安局去。后来场长没允许，怕传出去磕碜，就在场里批斗批斗算了。
原来，父亲下班没回家，想找场长求情，家里孩子多，自己又有病，欠场子的钱可以让孩子以后还，父债子还天经地义。正赶上场长他们在火炉上炖兔肉喝烧酒呢，看父亲来了，旁边的会计－－－－－－郝叔叔，还有场子的保管员见父亲来了，就对父亲说：“来来来，李师傅，喝两口。”
父亲也没推让，靠着火墙边坐了下来，坐在李场长对面，郝叔给父亲倒了一碗酒：“你有毛病，慢慢喝，别急呀。”“不急，有什么可急的？我家里的东西都被拿到场子来了，我没有吃饭的地方了。”父亲说到这里，抬眼看了一下李厂长，父亲拿起筷子夹上一口兔子肉，放在嘴里，嚼了几下便咽下肚去。
父亲还哪里有心思慢慢的喝酒啊，他端起酒碗，一口把酒喝光了，大家一看，都有些吃惊，“怎么喝的这么猛啊？李大哥，你慢慢喝呀。”郝叔还在一旁劝说父亲。喝第二碗酒时父亲酒劲上来了，眼睛有些发红，直盯着李场长道：“李大哥，李场长，能不能让人活了！说个痛快话！”李场长的小眼睛在眼睛后面眨么眨么，他以为父亲不会大打出手的，其实父亲说的就算是很明白的语言了，场长如果不自以为是，就不能挨打，他瞅都没瞅父亲，端起碗来，有滋有味的喝了一口酒，拿腔拿调的说道，“这是政策，要告你就告去！愿意哪告哪告！”
一句话激怒了父亲，父亲一酒碗砸了过去，随后扑向李场长。用砖砌的火墙被撞倒了，屋子里立刻浓烟滚滚！其他人拉仗，七手八脚把父亲推到了屋外，几个民兵将父亲捆绑起来，等李厂长发落，此时父亲的怒气还没消，不断破口大骂着。父亲一酒碗没砸着场长，只是父亲的打手打在李场长的脸上，留下俩个大红手指印子，李场长是带着眼睛的，此时眼镜也不知去向了。他命令民兵赶快找眼镜，几个民兵拿着手电筒找到了眼镜，然后把炉火浇灭了，防止着火，又看了看被绑着的父亲已经不骂了，醉了，他告诉民兵“就把他关在这里，别让他跑了！”民兵把父亲架到隔壁的房间里，郝叔他们把大衣给父亲穿上，又用一件大衣把脚包好，父亲就这样睡在隔壁的办公室里，一夜也不知抽风没抽风。
场长看到母亲鼻涕一把，泪一把地向他求情，替父亲赔不是，场长假惺惺地安慰母亲说“没事儿，我要不是看在咱们姐们的情分上，早就把他送进监狱了。”晚上全场子人都来到场部里，一屋子人，听说父亲把场长给打了，有的高兴、有的说这，说那，反正都是来看热闹的。父亲见我和母亲在台下，看着他掉泪，他笑着向我们摇了摇头，意思是说；别哭，哭了也没用。电影《红灯记》中李奶奶不是说了吗：“眼泪是救不了你爹的”。
“打倒李木匠！”一声口号响起，全屋子人都跟着喊了起来。我恨死这帮捧臭脚的人了，不分青红皂白的瞎喊，忘了给你们做木匠活和剃头了。
我当时真想冲上台去替父亲挨批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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