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首相格莱斯顿和内政大臣哈考特用尽了政治辞令，把责任像灰尘一样掸向各个角落，唯独不落在自己肩上——
但《费加罗报》的专访和《波西米亚丑闻》将不在英国连载的消息，仍然像一块烧红的铁烙在了皮肤上，烫得英国人原地齐飞。
过去一周，英国报纸还在争论“该不该拒绝索雷尔入境”——
有些说该，主要是自由派报纸；有些说不该，主要是保守派报纸。
但无论如何，这些讨论至少还在“该不该”的范畴里打转。
现在《费加罗报》和莱昂纳尔把问题换了个问法：“英国还配不配自称自由国家？”
这就不一样了！
《费加罗报》不是俄罗斯的《公报》，不是柏林那些奉命行事的官报。
它是法国最有影响力的报纸，读者则囊括了全欧洲的精英，甚至在美国都有大量的订阅者。
这些精英人人读过伏尔泰，知道洛克，熟悉英国自己吹嘘的那套“自由传统”。
现在他们看到《费加罗报》在问：英国佬，你们的那套传统还在吗？
这个问题，现在的英国人自己也不敢肯定地回答。
《曼彻斯特卫报》编辑部，主编斯科特坐在办公桌后，手里拿着两份报纸。
左边是《费加罗报》，右边是《泰晤士报》。
他先看《费加罗报》的专访，看了两遍，然后看《泰晤士报》今天的社论。
社论标题是《海关执法的必要边界》，写得四平八稳。
大概意思是说政府有权基于公共秩序考量拒绝任何人入境，这是现代国家的普遍做法，法国自己也会这么做云云。
斯科特放下报纸，对助理编辑说：“《泰晤士报》在避重就轻！”
助理编辑点点头：“他们不敢碰最关键的那个问题。”
斯科特站起来，走到窗边。曼彻斯特的天空总是灰蒙蒙的，今天也不例外。
他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开口说：“英国像一座老房子，家具很漂亮，但有些房间太久没打开了，于是就连主人自己都不记得里面有什么。”
斯科特转回身：“我要写一篇社论，标题就叫《被关闭的房间》。”
助理编辑好奇地问：“那内容呢？”
斯科特叹了口气：“我不想说英国该不该拒绝索雷尔，我只说政府该不该给出适当的理由。
一个拒绝解释的自由政府，和一个拒绝解释的独裁政权，区别在哪里？”
助理编辑犹豫了一下：“这么写会不会太尖锐？”
斯科特笑了：“尖锐？法国人都把刀架我们脖子上了，我们还担心尖锐？”
第二天，《曼彻斯特卫报》的社论出来了。
文章没提索雷尔的名字，只说“最近一位外国作家被拒入境”的事，但所有人都知道说的是谁。
文章写得克制，但问题问得刁钻：
【如果一个决定无需解释，那么谁能保证这个决定是公正的？
如果连解释的义务都没有，那么权力和专断的界限在哪里？】
【我们常说俄国是专制国家，因为沙皇的警察可以随意抓人而不必说明理由。
那么，我们的海关官员可以随意拒绝外国公民入境时，我们和俄国区别何在？】
文章最后一段写道：
【自由不应该是挂在嘴边的口号，而应该一套可供所有人检验的程序。
现在，程序被我们的官僚装进了箱子里！】
这篇社论引发了巨大的反响。
《每日新闻》转载了核心段落，加了编者按：
【我们同意《曼彻斯特卫报》的观点。问题不在于谁被拒绝了，而在于拒绝的方式。】
《帕尔马尔公报》更直接：
【政府有权说不，但必须说清楚为什么。沉默不是权力，是怯懦！】
自由派报纸开始形成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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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宁街10号，首相格莱斯顿的办公室里气氛凝重。
秘书送来一迭剪报，都是今天各报的评论。
格莱斯顿快速翻看，越看脸色越沉。
他把剪报推到内政部长哈考特面前：“你的‘舆论冷却’策略好像不太管用。”
哈考特额头冒汗：“这只是自由派报纸在闹。保守派媒体还是支持我们的。”
格莱斯顿抽出一份《泰晤士报》：“支持？你看看吧，通篇都在打官腔，一句硬话不敢说。这叫支持？这叫应付！”
他站起来，在办公室里踱步：“现在问题升级了。不再是‘该不该拒绝索雷尔’，而是‘英国还算不算法治国家’。
你知道这个问题的分量吗？”
作为内政部长的哈考特当然知道，英国赖以自豪的，就是那套“法治传统”。
议会主权、司法独立、程序正义——这些词写在教科书里，刻在每个英国人的脑子里。
虽然运转起来有这样那样的“潜规则”，但那不能拿上台面来说——比如暗示把《良言》踢出“邮费优惠”名单。
现在一个法国作家，通过一家法国报纸，问英国：“你们的法治，你们的自由，你们的程序……还活着吗？”
而英国政府没法理直气壮地回答“活着”，因为政府自己就在践踏程序。
首相格莱斯顿在办公室里踱了好几个来回，最后停下脚步：“下议院下次质询是什么时候？”
“后天下午。”
“准备好。劳伦斯那些人肯定会抓着这件事不放。”
“是。”
格莱斯顿盯着哈考特：“还有，想办法让这件事过去。我不想再看到《费加罗报》的专访被反复引用！”
哈考特露出为难地深色：“这恐怕不容易。只要索雷尔还在欧洲，只要他还说话，这件事就过不去。”
格莱斯顿沉默了几秒，然后说：“那就让他闭嘴！”
“怎么闭？我们已经拒绝他入境了。”
“想办法！”
但哈考特的办法还没想出来，新的打击又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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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比《波西米亚丑闻》将首先在法国的《现代生活》与美国的《哈珀周刊》连载更劲爆的消息传来：
除了《现代生活》和《哈珀周刊》，这部还会在德国的《当代》和俄国的《祖国纪事》上同步刊出！
这个消息是《出版业周刊》确认后发布的，占了整整一栏，而伦敦出版圈和舆论界彻底疯了。
法国和美国就算了——法国是文化对手，美国是新兴市场，把作品卖过去虽然丢脸，但至少可以理解成商业选择。
但德国和俄国？
德国不仅是英国在殖民地上的竞争对手，而且在舆论当中是“没资格批评英国”的那种国家。
俄国更不用说，不仅是专制政权，而且秘密警察横行，是英国报纸隔三岔五就要拎出来嘲骂一番的那种国家。
现在，一个英国人引以为傲的侦探故事，要在德国和俄国的杂志上首发，而英国自己看不到？
这已经不是打脸了，这是把英国的脸按在地上踩。
《曼彻斯特卫报》立刻发了一篇社论，标题只有一个词：《耻辱！》
文章写道：
【当夏洛克·福尔摩斯不得不在柏林和圣彼得堡寻找归宿时，我们就该问问自己：这个国家到底发生了什么？】
【发生了什么？发生了恐惧！对思想的恐惧，对讨论的恐惧！对可能引发‘不舒服’的任何故事的恐惧！】
【内政大臣说这是为了‘公共秩序’。但公共秩序不该靠让思想窒息来维持。
当唐宁街开始决定人民该读什么、不该读什么时，他就已经越界了。】
【而现在，越界的结果是：我们失去了自己的故事，失去了自己的英雄！
不是别人抢走的，是我们自己推出去的！】
【推给法国，推给美国，推给德国，推给俄国……我们不知道下一个国家是谁。
反正“福尔摩斯”将被推给全世界，唯独不留在自己家里！】
【如果这不是耻辱，那什么是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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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社论出来当天，下议院正好有质询。
议员约瑟夫·劳伦斯站起来，手里拿着《曼彻斯特卫报》。
他盯着格莱斯顿：“首相先生，您读到今天的《卫报》了吗？”
格莱斯顿面色平静：“读到了。”
“您同意那篇文章的观点吗？英国因为恐惧而失去了自己的侦探，这是一种耻辱——您同意吗？”
首相格莱斯顿的回答仍然冠冕堂皇：“我不认为英国‘失去’了什么。作品在哪里发表，都是作者的自由选择。”
“选择？当英国的所有杂志都拒绝刊登时，这还能叫‘自由选择’吗？这叫‘没有选择’！”
首相格莱斯顿的回答仍旧冷静：“政府不会干涉杂志的编辑决定。任何作品能否发表，取决于杂志自己的判断。
如果英国的杂志都拒绝刊登某部作品，那是基于杂志内部的讨论和阅读市场的反馈所做出的独立自主的决定。”
约瑟夫·劳伦斯当然不会就此放过格莱斯顿，他把上次最后那个因为混乱和超时没有得到答案的问题再次抛了出来：
“那首相先生，我想问一个简单的问题。这个问题很多英国人都在问，但至今没有得到答案。”
“什么问题？”
“我们以后还能在大英帝国的报纸杂志上，看到莱昂纳尔·索雷尔的作品吗？”
议厅里更安静了，所有人都盯着格莱斯顿，等着他的回答。
格莱斯顿知道，这个问题他躲不掉了，他必须回答。
但他该怎么回答？说“能”，那等于打内政部的脸，打政府的脸；说“不能”，那等于承认英国在钳制言论。
那如果说“不知道”？那等于承认政府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
他站在那儿，正用尽毕生的政治智慧在思考答案。
劳伦斯还在等，整个英国都在等。
等一个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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