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都护府的设立，如同一块巨石投入湖面，在高句丽故地激起了层层涟漪。军事征服的雷霆之后，是更为复杂、艰巨且漫长的战后治理与消化。李瑾深知，刀剑可以摧毁一个国家，但要让这片土地上数百万民众真心归附，让“安东”真正安宁，需要的不仅仅是驻军和衙署，更是人心。
首要且最敏感的，便是对高句丽遗民的处置。这并非简单的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关系，而是涉及数百万人口、复杂的社会结构、深厚的历史文化认同的庞大工程。一着不慎，便可能引发连绵的抵抗，让之前的军事胜利付诸东流。李瑾在深思熟虑并与幕僚反复商讨后，定下了“分化、吸纳、同化、安抚”并举的总体策略，并雷厉风行地开始推行。
一、贵族与精英：迁徙与驯化
高句丽王室、泉男生一党核心成员及其直系家族，被列为必须“内徙”的首批对象。在精锐唐军的“护送”下，高藏及其妃嫔、子女、近支宗室数百人，连同泉男生、渊净土等已死或被捕叛臣的主要亲属、党羽，共计两千余口，分成数批，踏上了前往洛阳的漫长旅程。他们将被安置在洛阳、长安附近的特定里坊，赐予宅院、田产，享有一定的生活保障，但处于严密的监视之下，形同高级囚徒。这是斩断高句丽复国政治象征和核心力量的关键一步。沿途，李瑾严令护送将领务必保证这些人安全，不得虐待，但亦不得使其与旧部有任何联系。
对于其他高句丽贵族、官员、地方豪强、大商贾，则采取了“自愿内附，厚赏分置”的政策。都护府发布公告，明确列出内附的好处：授予中原官职（多为散官、虚衔）、赐予关内、江淮、山南等地良田美宅、子弟可优先进入国子监或地方官学就读、经商给予便利等。同时，对坚持留居本地者，则要求其遣送至少一名嫡子或重要子侄前往平壤或洛阳“入侍”（实则为质），并详细登记其家族人口、田产、奴仆，接受都护府的监督和赋税征调。
此策一出，反应各异。部分对高句丽王室感情深厚、或对唐充满疑虑的贵族，宁愿交出人质，也要留在故土，观望风色。但更多嗅觉灵敏、或本就与泉男生政权不睦的贵族、富户，看到了融入强大唐朝体系可能带来的长远利益和安全感，选择了举家内迁。短短数月间，陆续有近百户高句丽上层家族，变卖部分不易携带的产业，携带着金银细软、书籍典籍、能工巧匠，在唐军保护下，踏上了西行或南下的道路。他们被分散安置在中原各地，避免了形成新的地方势力，同时也将高句丽的文化、技术（如某些建筑、医药、工艺）带入了唐朝，开始了缓慢的文化融合。
二、平民与士卒：安置与吸纳
对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平民、普通士兵、手工业者、商人，李瑾的政策以“安抚稳定，恢复生产，逐步吸纳”为主。
第一要务是恢复秩序，保障民生。严厉镇压趁乱劫掠的溃兵、匪盗，宣布大赦除了泉男生死党外的所有胁从军民。派出大量宣抚使，持李瑾手令，深入城乡，用高句丽语和汉语发布安民告示，承诺“各安生业，既往不咎”，宣布免除安东都护府辖境内所有百姓当年的租庸调，并视情况减免未来一至两年的赋税。同时，打开从高句丽王室、叛乱贵族府库中缴获的部分粮仓，在平壤、辽东城、国内城等主要城市设立粥棚，赈济因战乱而流离失所的难民，并发放少量粮种、农具，鼓励其返回原籍或就近开垦无主荒地，恢复农业生产。
“民以食为天。春耕已误，夏耘秋收不可再失。传令各州县，首要之务，便是助民复耕。凡有主之地，确认地契后，发还原主耕种；无主之地、叛产，由官府统一招佃，或分与无地之民、有功将士屯垦，三年内租赋减半。” 李瑾在都护府会议上强调。他深知，只有让百姓有地种、有饭吃、有活路，社会才能稳定，统治才有基础。
第二是吸纳丁壮，化兵为民，亦民亦兵。高句丽军队在战后瓦解，大量士卒溃散回乡，或成为流民。李瑾下令，原高句丽士兵，可自愿选择：一是解甲归田，与平民一样分地、免赋；二是通过选拔，编入新设立的“安东团结兵”或“城傍兵”，成为大唐在当地的辅助军事力量，接受唐军训练和指挥，驻扎本地或轮戍他处，给予军饷、田地，立功者可升迁甚至转入正规唐军。此举既消化了不稳定因素，又为唐军补充了熟悉地形、气候的兵员，还节省了从内地调兵的巨大消耗。当然，对这些“团结兵”的编制、将领任命、驻地调防，李瑾牢牢掌握在都护府和亲信汉将手中，防止其尾大不掉。
第三是推行教化，开启同化之门。在平壤设立“安东官学”，招募通晓汉文和高句丽语的学者任教，首批学生主要从归顺的高句丽中下层官吏、地方豪强子弟以及唐军中有功将士子弟中选拔，教授儒家经典、大唐律令、汉文书法算术。李瑾甚至亲自题写了“宣化导俗”的匾额。同时，下令各州县，鼓励甚至资助地方兴办乡学、村学，教材以朝廷颁布的《五经正义》等为主，师资可聘请流寓至此的汉人士子，或选拔本地通晓汉文的学者。对于学业优秀者，可推荐至洛阳国子监深造，或参加唐制的科举考试（虽初期名额极少，但象征意义巨大）。教育，是从根本上改变下一代认同的长远之策。
三、土地与赋税：制度的接轨
要建立长久统治，必须在经济基础上与唐朝制度接轨。李瑾以都护府名义，开始在高句丽核心区域推行唐制的基础——户籍和土地制度。
他派出大量由唐吏、投降高句丽文吏、唐军文职人员组成的清查队伍，深入各地，结合高句丽旧有户籍（部分毁于战火）和实地核查，重新登记户口，编制新的户籍册，区分“课户”（承担赋税徭役）与“不课户”（如官员、军人、特殊技艺者等）。同时，大力推行均田制。将大量因战乱形成的无主荒地、没收的叛乱贵族土地，以及部分官有牧场、山林，按唐制授予无地、少地的平民、归顺士兵、内迁汉民。规定“丁男、中男给田百亩，其中二十亩为永业田，八十亩为口分田”，女子、奴婢、工商户减等授田。永业田可传子孙，口分田身死还官。这一政策极大地吸引了无地流民和贫苦百姓，迅速稳定了基层社会，也为朝廷未来的赋税收入打下了基础。
赋税方面，暂时实行“从轻从简”的原则。在免税期结束后，计划推行与内地基本一致的租庸调制，但考虑到战后恢复的实际情况，税率可能有所降低，并允许部分折纳当地特产（如人参、皮毛、海产等）。同时，鼓励商业流通，在平壤、辽东城、国内城等地设立官市，减免商税，吸引中原、新罗、靺鞨乃至倭国商人前来贸易，促进经济恢复。
四、地方与边防：羁縻与震慑
对于鸭绿江上游、长白山地区以及半岛东部、北部山区的那些半独立的高句丽城寨、靺鞨部落、契丹羁縻部族，李瑾采取了更为灵活的羁縻政策。只要其首领愿意前来平壤朝见，表示归顺，献上象征性的贡品，便授予其都督、刺史、县令等官职，允许其世袭，并保持相当的自治权，内部事务一般不予干涉。但要求其承认安东都护府的权威，遵守大唐律法基本原则（如不得擅自攻伐），按时朝贡，提供少量兵员（称为“蕃兵”），并派遣子弟入平壤“学习”。这种“以夷制夷”、“因俗而治”的策略，以最小的成本稳定了广阔的边疆地区，同时也为日后逐步加强控制埋下了伏笔。
军事上，在稳定核心区的同时，李瑾丝毫没有放松警惕。梁建方坐镇平壤，统辖两万关中、河东精锐府兵，作为核心机动力量。孙仁师的水师则牢牢控制着西海岸和主要江河航道。王方翼、曹怀舜、高侃等将领分驻辽东城、国内城、乌骨城等要地，各统一军，镇抚一方。新编练的“安东团结兵”则分散驻扎于各州县，协助维护治安，并定期与唐军合练。一道道烽燧、哨卡被修复或新建，构成了一个严密的军事控制网络。
五、宗教与文化：尊重与引导
高句丽社会深受佛教、道教以及自身萨满传统影响。李瑾对此采取“尊重现状，加以引导”的策略。下令保护各地寺庙、道观，禁止军队侵扰。平壤等地的重要寺院，还得到了都护府少量的赏赐和修缮资助。但同时，也鼓励中原僧侣、道士前来传法，并开始在平壤修建孔庙（文庙），定期举行祭孔仪式，将儒学教育置于首位。通过控制宗教领袖的任命（如由都护府认可大德高僧）、支持符合唐朝利益的教义宣讲，逐步将宗教力量纳入管理体系。
在语言、服饰、风俗方面，李瑾并不强求立即改变，但通过官方文书必须使用汉文、官员需着唐服、鼓励汉人移民与当地人通婚（给予一定优待）、在官学和公共场合倡导唐俗等方式，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
麟德五年秋冬，整个安东大地，在唐军的刀锋和李瑾一系列缜密政策的共同作用下，从战后的废墟和恐慌中，逐渐显露出些许复苏的迹象。田野里重新出现了劳作的身影，尽管稀疏；市集中开始有了零星的交易；逃往山林的民众陆续返回家园；官学里传出了稚嫩的诵读声；新编的“团结兵”在唐军教官的带领下进行着操练……
当然，矛盾、冲突、反抗并未消失。偏远山区仍有小股溃兵盗匪为患，偶尔有怀念故国的地方势力暗中串联，新罗、靺鞨在边境地带小动作不断，部分政策在执行中走了样（如个别唐军士卒或官吏欺压本地人），移民与土著在土地、资源分配上产生纠纷……每日都有各种问题呈报到李瑾的案头。他如同一个高超的医师，仔细诊断着这片刚刚经历剧痛的土地，小心地处理着每一处潜在的病灶，平衡着各方利益。
这日，李瑾在杜宾客、高侃等人陪同下，巡视平壤城外的屯田。秋阳高照，一片新开垦的田地上，来自中原的移民与归顺的高句丽百姓混杂在一起，在唐军退役老卒（现为屯田官）的指挥下，挖渠引水，平整土地，准备冬小麦的播种。虽然彼此语言不通，配合生疏，但至少相安无事，为了生计而共同努力。
“大总管，你看，” 杜宾客指着远处一片已收割完毕、秸秆尚未清理的稻田，那里插着一块木牌，上面用汉文和高句丽文写着“安东都护府平壤县永业田”，“那是按新制分给本地丁户陈三的永业田，二十亩。他原是泉男生部下一士卒，战后归乡，分得此田，感激涕零，言必称‘天可汗恩德’。其子，已被选入平壤官学蒙童班。”
李瑾微微颔首。陈三这样的普通百姓，所求不过是一份安定的生活，几亩可以传之后代的田地。谁能给他这些，他就认同谁的统治。高句丽的国号、王室，对挣扎在温饱线上的他们而言，或许太过遥远。关键在于，大唐的统治，能否比高句丽旧贵族更公正，更少盘剥，更能带来实际的利益。
“路漫漫其修远兮。” 李瑾望着远处苍茫的群山和蜿蜒的浿水，低声道，“纳其地易，纳其心难。设都护府，行唐制，只是骨架。要让这数百万高句丽遗民，真正视自己为唐民，心甘情愿为大唐戍边、纳粮、效命，非数十年之功，非一代人之力可为。我等今日所为，无非是播下种子，夯实根基。日后是长成参天大树，稳固疆域，还是水土不服，再生祸乱，要看后来者如何浇灌，更要看朝廷能否持之以恒，善加抚育。”
杜宾客、高侃闻言，皆肃然。他们知道，李瑾看的，远比一场战役的胜利、一座都护府的设立更为长远。灭国不易，固国更难。安东都护府的未来，高句丽遗民的命运，乃至大唐东北边疆的长治久安，都系于这最初的政策与实践中。而他们，正是这历史的执笔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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