麟德七年，冬。
登州传来的消息，最终印证了朝廷最坏的猜测。倭国执节使栗田真人在接到朝廷“严词诘问、即刻入朝解释”的敕令后，并未如预期般惶恐请罪，反而在拖延了十余日后，递上了一道用词恭谨、实则绵里藏针的“陈情表”。
表文中，栗田真人（或者说，倭国朝廷借他之口）先是极力颂扬大唐皇帝、天后圣德，感念天朝多年教化之恩，随后话锋一转，声称“鄙国僻处海东，近年天灾频仍，疫病流行，国中多故，府库空虚”，故而“遣使之费，实难筹措”，请求“暂缓遣唐使数年，待国中稍苏，再行遣使，永续旧好”。至于整顿水师、修筑边备之事，则轻描淡写地解释为“防备海贼，绥靖地方”，并信誓旦旦“绝无丝毫悖逆之心，天日可鉴”。最后，恳请大唐“体恤下国艰难”，并“恩准”栗田真人等“因病体未愈”，先行返回倭国“调治”，待他日国中安定，再遣“纯诚之使”前来朝贡。
这道表文被快马加鞭送至洛阳，送达政事堂时，已是腊月。窗外寒风凛冽，堂内炭火正旺，但宰相们的脸色，却比外面的天气还要冷峻几分。
“好一个‘暂缓数年’！好一个‘防备海贼’！” 郝处俊将表文抄本重重拍在案几上，花白的胡须气得微微颤抖，“倭奴狡诈，竟敢如此敷衍天朝！此表看似谦卑，实则倨傲！暂缓遣使是假，断绝往来是真！防备海贼？我大唐水师巡弋海疆，海靖波平，何来大股海贼需其举国戒备？分明是暗怀异志，厉兵秣马，欲行不轨！”
李敬玄捻着胡须，脸色阴沉：“其言‘国中多故，府库空虚’，或非全然虚言。然以此为借口，断绝遣使，实属悖逆。遣使之费能有多少？不过借口罢了。更可疑者，是其使节竟求先行归国！这分明是做贼心虚，恐我朝扣留人质，或从其口中探知虚实！”
薛元超叹息一声：“观此表文，倭国其心已异。所谓暂缓，恐是永绝。高句丽方平，四夷震恐未定，倭国便敢如此，若我朝不施以惩戒，他日吐蕃、突厥、西域诸国，乃至新罗、渤海，岂不皆有样学样？天朝威严何存？”
所有人的目光再次聚焦于李瑾。自高句丽凯旋后，李瑾在对外战略，尤其是东夷、海疆事务上的话语权，已无人能及。此刻，他正拿着那份表文的原件，目光沉静地逐字阅读，脸上看不出喜怒。
良久，李瑾放下绢帛，缓缓开口，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金属般的冷冽：“诸位相公所言，皆中要害。倭国此举，名为乞缓，实为断绝。其国中或有灾疫困顿，然绝非主因。主因在于，高句丽之灭，令其惊惧交加，畏我兵威，又自恃海险，欲行割据自立之事。其所谓整顿水师，名为防贼，实则防唐。此番表文，乃是试探，试探我朝反应，试探我朝是否有跨海征伐之决心与能力。”
他站起身，走到悬挂的巨幅地图前，手指点在朝鲜半岛与倭国九州岛之间的海域。“倭国自恃者，无非大海天堑。彼以为，前隋三次征高句丽而无功，前朝大军亦曾受阻辽泽坚城。唐虽强，能灭高句丽于陆，未必能渡海伐岛国。此乃其敢于如此敷衍之底气所在。”
“然则，我朝岂可坐视？” 郝处俊怒道，“当立即下诏，严词斥责，命其国王亲来洛阳谢罪，并即刻恢复遣使，否则，天兵一到，玉石俱焚！”
“下诏斥责，自然要下。” 李瑾转过身，目光如电，“然仅凭言辞，恐难撼其心。彼既已决心试探，必已做好与我朝交恶之准备。寻常诏书，不过废纸。需有雷霆之势，方能使彼辈知惧。”
“太子太师之意是……” 薛元超试探问道。
“重提旧事，明其罪状；陈兵海上，示我决心；遣使问罪，观其应对。三步并进，迫其抉择。” 李瑾斩钉截铁，“若其幡然悔悟，亲来谢罪，恢复旧制，则羁縻如故，然其水师需受我监察，其国政需向我报备。若其执迷不悟，甚或口出狂言……” 他停顿了一下，声音更冷，“则新账旧账，一并清算！届时，白江口之水，可还没忘记二十多年前的血色！”
“白江口！” 几位宰相心头都是一震。那是龙朔三年（663年）的旧事，距今已二十余载。当年，倭国倾举国水师，联合百济残部，与唐朝、新罗联军大战于白江口（朝鲜半岛锦江入海口），结果被唐将刘仁轨、刘仁愿等率领的唐军水师大败，四百余艘战船焚毁沉没，海水为之染赤。此战彻底粉碎了倭国干预朝鲜半岛的野心，奠定了此后一段时间东北亚的格局，也迫使倭国在此后二十余年里，对唐朝保持极度恭顺，不断遣使学习。
“白江口旧恨……” 李敬玄沉吟道，“时过境迁，旧事重提，以作出兵之名，朝野恐有非议，谓我朝翻旧账，欺凌弱国。”
“旧恨？” 李瑾冷笑一声，走回案前，拿起一份他事先准备好的卷宗，“李相，此非旧恨，实乃倭国累世不臣之铁证！我早已命人查阅馆阁旧档，汇集倭国自前隋以来，种种狂悖、不敬、乃至侵扰之行迹。”
他翻开卷宗，朗声念道：“前隋大业三年，倭国遣使小野妹子至隋，其国书竟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狂妄无礼，隋帝不悦。此为其一。”
“前隋时，倭国曾暗中支持高句丽，阻挠隋军，其心可诛。此为其二。”
“国朝初年，倭国与百济、高句丽暗通款曲，屡有使者往来，图谋不轨。贞观年间，其国更收留高句丽、百济逃亡贵族，阴蓄异志。此为其三。”
“至龙朔年间，其国竟敢悍然发兵数万，战船千余，渡海与百济残部勾结，公然与我天朝为敌，白江口一战，焚我战船（唐方亦有损失），杀我将士，其罪滔天！此为其四！”
“白江口败后，其国虽表面称臣，然自称‘天皇’，用我年号、官制，却行自立之实，国中常以‘神国’自诩，轻视华夏。此为其五。”
“如今，见我新灭高句丽，不思加倍恭顺，反生异心，停派遣使，整顿水师，其不臣之心，昭然若揭！此为其六！”
李瑾合上卷宗，目光扫过众人：“有此六条，倭国之罪，罄竹难书！白江口之役，非是旧恨，乃是其累累罪行中最为昭彰之一件！其国非但未曾真心悔过，反因我朝宽仁，变本加厉！今高句丽既平，安东新设，海疆之安，关乎东北大局。倭国孤悬海外，若任其坐大，与朝鲜半岛之新罗（需警惕）、百济遗民，乃至沿海不安分之徒勾结，则必成我朝心腹之患！今日其敢停派遣使，明日就敢侵扰新罗，后日就敢寇我登莱！岂可因大海阻隔，便养虎遗患？”
他深吸一口气，语气转为沉痛激昂：“诸位试想，白江口一战，我大唐多少忠勇将士，血染碧波，埋骨异域？彼时先帝（太宗）在位，犹以此为大憾！今我朝国力之盛，军威之强，远胜昔日。高句丽此等陆上强国，数月而平。倭国，一海岛小邦，仰我鼻息而存，竟敢效尤高句丽，行悖逆之事！若不以雷霆之势，犁庭扫穴，永绝后患，则白江口殉国之将士英灵何安？则四夷观之，岂不以为我大唐可欺？则后世史笔，将如何评说我等当国之人，畏缩苟安，坐视海疆不宁？！”
这一番话，既有理有据，又充满感情，尤其是提到白江口殉国将士，更是让在座众人动容。郝处俊拍案而起：“太子太师所言极是！倭国恶行累累，今又自绝于天朝，若不征讨，何以告慰先烈？何以震慑四夷？老臣愿附议，请陛下、天后下诏，明数倭国之罪，兴问罪之师！”
李敬玄和薛元超对视一眼，也看到了彼此眼中的凝重与决断。李瑾的论述，已将倭国问题从简单的“遣使礼仪”之争，上升到了国家安全、历史旧账、天朝威严的战略高度。尤其是将倭国与高句丽类比，指出其潜在威胁，极具说服力。在唐朝刚刚取得灭国大胜、国势如日中天的背景下，这种“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的强势思维，很容易获得共鸣。
“太子太师思虑周全，老臣亦以为，倭国之事，不可姑息。” 李敬玄缓缓道，“然跨海用兵，非同小可。水师需整顿，战舰需修缮，粮秣需转运，天时需择取。更需详探倭国山川地理、兵力部署。非有万全准备，不可轻动。”
薛元超补充道：“还有新罗。新罗与倭国有世仇，亦是我朝藩属。若征倭国，新罗态度至关重要。是令其出兵助战，还是严守中立，需早定方略。此外，朝中恐怕亦有不同声音，需预先绸缪。”
李瑾点头：“二位相公所虑甚是。征伐乃国之大事，自当谋定后动。我意，可分三步走：其一，立即以陛下、天后名义，颁诏天下，明数倭国自前隋以来，特别是白江口之战及现今停派遣使之罪，诏书中可重提白江口旧事，申明此乃讨逆复仇、伸张天讨之义战！此诏须传檄四方，尤其是新罗、渤海、乃至吐蕃、突厥，使其知我出兵之名正言顺！”
“其二，命兵部、户部、工部，即刻着手筹备。登州、莱州、楚州、明州（今宁波）诸水师，加紧整训，检修战船，储备箭矢、火器（火炮、猛火油等）、粮秣。着令将作监、格物院，协助水师，改良海船，研制适于跨海作战之军械。同时，遣精干斥候，假扮商人、僧侣，潜入倭国，详绘其海岸、港口、道路、城池之图，打探其兵力虚实、国内舆情。”
“其三，遣一重臣为特使，持此问罪诏书，率精锐水师一部，护送前往倭国。一则向其国王当面问罪，观其反应；二则，亦是武装巡弋，展示军威，探查其海防虚实。若其国王畏惧，亲缚请罪，或可暂缓兵锋，然其国政、水师，必须受我监管。若其稍有迟疑，或出言不逊，则特使即可凭诏书，宣示其罪，断绝邦交，我大军随后即至！”
他目光灼灼，看向三位宰相：“此三步，步步紧逼，名为问罪，实为备战。以半年为期，若倭国能在我大军集结完毕前，做出令我朝满意之让步，则兵戈或可暂息。若其冥顽不灵，则待明年夏秋，东南风起，便是大军东渡，犁庭扫穴之时！”
郝处俊、李敬玄、薛元超三人沉吟片刻，相继颔首。李瑾的方略，考虑周全，步步为营，既有外交上的最后通牒，又有军事上的切实准备，将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又占据了道义和历史的制高点。
“太子太师此策甚妥。” 薛元超道，“只是，这问罪特使，人选至关重要。需位高权重，能代表朝廷威严，又需胆略过人，临机决断。”
李瑾沉吟道：“此事，需奏请陛下、天后圣裁。不过，我意，或可由一位熟悉海事、胆气过人之中枢重臣，或一员能代表军方之宿将担任。具体人选，可稍后再议。当务之急，是即刻拟定问罪诏书，并启动备战事宜。”
四人又商议了一些细节，直至暮色降临。最终，一份由政事堂四位宰相联署的奏疏，被紧急送入宫中。奏疏中详细阐述了倭国之罪（重点重提白江口旧恨）、其潜在威胁、以及“先礼后兵、陈兵问罪、以备征伐”的三步策略，并附上了李瑾草拟的《问罪倭国诏》草稿。
紫微宫中，李治倚在榻上，精神不济，主要由武媚娘阅览奏疏。她仔细看完了每一行字，特别是李瑾所列举的倭国六条罪状和重提白江口之战的段落，凤目之中，光芒闪动。
“白江口……旧恨……” 武媚娘轻声自语。她当然记得那场战役，那是先帝高宗时代对外战争的一次重大胜利，极大地巩固了唐朝在东北亚的霸权。如今，李瑾巧妙地将这段历史重新提起，不仅勾起了朝野对倭国的旧恶，更将可能的征讨行动，包装成了“复仇”与“维护天朝尊严”的正义之举，极大地削弱了“恃强凌弱”的道德压力。
“重提旧事，以彰其恶；陈兵海上，以慑其心；遣使问罪，以观其变……三郎此策，步步为营，老成谋国。” 武媚娘对身旁的李治柔声道，“陛下，倭国确有不臣之心。高句丽方平，若容倭国效尤，则四夷效仿，国威何存？白江口殉国将士英灵何安？瑾儿所言，不无道理。当示之以威，若其悔悟，则羁縻之；若其顽抗，则征伐之。海疆不安，则辽东、新罗亦难宁。此乃一劳永逸之策。”
李治咳嗽了几声，略显浑浊的眼睛看着武媚娘，缓缓点头：“媚娘所言……甚是。倭国……小丑耳。然跨海……用兵，需谨慎。既有旧恨，又添新仇……问罪可也。具体……媚娘与三郎……斟酌办理。勿使……国库空虚，民生疲敝。”
“陛下放心，臣妾与三郎、诸位相公，自会妥善处置，必不使陛下忧心。” 武媚娘温言安慰，眼中却闪过一丝锐利的光芒。高句丽的胜利，极大地增强了她的威望和权力欲。若能再平倭国，将帝国的影响力真正扩展到海洋，那将是何等功业？而且，借此机会，进一步巩固李瑾的军事领导地位，震慑朝中可能的异议，也是一举多得。
很快，圣旨下达。朝廷正式颁布《问罪倭国诏》，诏书历数倭国自前隋以来罪状，尤其详述白江口之战“忘恩负义，以怨报德，侵我藩属，杀我将士”之恶行，痛斥其现今“停派遣使，阴蓄异志”之悖逆，责令倭国王“速遣亲信重臣，奉表至洛阳，自陈其罪，并即刻恢复遣使，永绝邪心”，否则“王师所指，海波难平，勿谓言之不预！”
诏书以邸报形式，通告全国州县，并传檄四方藩国。同时，兵部、户部、工部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备，登、莱、楚、明等州水寨，日夜赶工，整修战舰，囤积物资。一批精干的“商人”、“僧侣”，也从登州、明州等地悄然出海，驶向东方。
白江口的旧恨，被重新点燃，化为宣示征讨大义的熊熊烈火。战争的齿轮，在诏书颁下的那一刻，开始缓缓转动。而此刻的倭国，是否感受到了来自西面海洋上，那越来越近的、夹杂着历史硝烟与冰冷杀意的海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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