麟德十九年，夏。就在武则天御注《仁王经》的震撼余波尚未完全平息，天下僧俗仍在消化那字字千钧的朱批御注、各地寺院开始奉命镌刻御注碑文之际，洛阳宫廷的注意力，又以一种微妙而庄重的方式，投向了终南山方向。
一、 终南云雾，鹤影仙踪
终南山，层峦叠嶂，云雾缭绕，自古便是道家洞天福地，隐士修行之所。在一条清幽的山谷深处，松柏掩映着一处并不宏伟、却格外清静古朴的道观——“玄都观”。此地并非天下知名的宫观，但近年来，却因观主司马承祯 道长而声名渐起。
司马承祯，字子微，河内温人。其人身姿清癯，道骨仙风，年约四旬，却已修行三十余载。他并非符箓斋醮、炼丹服饵的方术之士，而是精研《道德经》、《庄子》，兼修儒家经典，主张“坐忘”、“主静”，以澄心静虑、修养心性为修道根本。其学说融通道、儒，文辞雅赡，在士大夫阶层中颇有影响。更难得的是，他品性高洁，不慕荣利，多次婉拒朝廷征召和地方官吏的供养，潜心山中著述、授徒，著有《坐忘论》、《天隐子》等，阐发其“收心”、“简事”、“真观”、“泰定”、“得道”的修行次第，在道教内部开一派新风，被誉为“心性道教”或“重玄学派”的杰出代表。
这日清晨，玄都观内香烟袅袅，早课方毕。司马承祯正于观后静室中抚琴，琴声清越，有出尘之致。忽有弟子来报，山下来了一队仪仗鲜明的人马，打着朝廷旗号，为首者乃是一位身着朱袍的宦官和一位鸿胪寺官员。
司马承祯琴声未乱，只淡淡吩咐：“请至客堂奉茶，容我更衣。”
来者是宫中内侍省副监高延福和鸿胪寺丞王守拙。高延福满面笑容，态度极为恭敬：“司马真人，咱家奉天后陛下敕命，特来终南，宣召真人赴东都洛阳。天后陛下久慕真人道学精深，德行高洁，欲请真人入宫讲论道法，阐扬玄风。此乃道门盛事，真人万勿推辞。”
王守拙也拱手道：“天后陛下对真人《坐忘论》、《天隐子》等著作，颇为赞赏，尝言‘此真得老庄之精髓，有裨治道人心’。此番相召，实是陛下崇道重玄、礼贤下士之盛意，亦是天下道流之荣光。陛下特赐紫金道冠一顶、云鹤纹绛纱道袍一袭、白玉拂尘一柄，以为信物，还请真人笑纳。” 身后小内侍恭谨地捧上御赐之物，光华隐隐，非同凡品。
司马承祯神色平静，并无受宠若惊之态。他沉吟片刻，道：“山野之人，疏懒成性，恐不堪供奉天颜，有负陛下厚望。”
高延福早有准备，笑道：“真人过谦了。天后陛下深知真人性喜清静，不慕荣利。此番召请，绝非以俗礼相拘。陛下言，可于洛阳宫中僻静处，专设集玄院，供真人清修讲学。真人可随时出入宫禁，不受常朝约束。陛下但有空暇，便来问道，执弟子礼亦无不可。此乃旷古未有之殊遇，足见陛下诚心。”
“执弟子礼”四字，分量极重。司马承祯目光微动，他并非不通世务之人，深知这“旷古殊遇”背后的政治意涵。天后刚刚以雷霆（而又巧妙）手段，通过御注佛经，确立了皇权对佛教的指导地位，此时又对自己这个并非道教主流领袖、但以心性修养和学术见长的道士如此礼遇，其用意，恐怕不止于“崇道”那么简单。
他想起近几个月来，朝廷推行“限僧策”，佛寺震动。而一些道教宫观，尤其是一些靠近都市、拥有大量田产和“寄庄”（依附人口）的大宫观，其实也存在类似问题，只是规模不及佛寺，且因李唐皇室尊老子为祖，道教地位特殊，暂时未被重点整顿。但风声已然传出，据说《寺院道观管理条贯》的草案中，已将道观与寺院一体纳入“清田”、“限制度”的范围。天后此时高调抬举自己这个注重精神修养、相对清贫、且与那些“富观”无甚瓜葛的道士，是否意在传递某种信号？抑或是要在道教内部，树立一个符合朝廷期待的、新的典范？
思及此处，司马承祯心中了然。他缓缓起身，整了整身上半旧的道袍，对高延福、王守拙稽首道：“陛下天恩浩荡，礼贤下士，山野之人，敢不从命？只是，贫道有三不：一不受官爵，二不预朝政，三不涉俗务。唯愿与陛下清谈玄理，论道修心。若陛下允准，贫道便随二位前往洛阳。”
高延福与王守拙对视一眼，眼中皆有喜色。只要这位“司马真人”肯出山，条件自然好说。“陛下早有明言，绝不以俗事烦扰真人。真人所请，皆可允准。”
数日后，司马承祯一袭御赐的云鹤绛纱道袍（他坚持平日仍穿旧袍，只在正式场合用御赐之物），乘坐朝廷提供的安车，在弟子数人陪伴下，离开终南，前往洛阳。消息不胫而走，天下道流为之侧目。
二、 集玄清谈，御前论道
洛阳宫中，紧邻翰林院，新辟了一处清幽院落，题名“集玄院”。院内松竹掩映，清泉潺潺，陈设古朴雅致，藏书丰富，俨然一处世外桃源。司马承祯入住后，武则天果然信守承诺，并未以寻常臣子之礼相待，而是隔三差五，在处理完繁重政务后，轻车简从，来此与司马承祯“清谈”。
所谓清谈，并非闲谈。多是武则天就《道德经》、《庄子》、《周易》及司马承祯著作中的疑难发问，司马承祯则从容阐释。武则天天资聪颖，又久经政治历练，所问往往切中要害，甚至暗合治道。
一日，武则天问及“无为而治”。司马承祯答：“陛下，无为者，非拱默山林，无所作为也。乃不妄为，不强为，顺万物自然之理而行之。陛下统御万方，日理万机，此乃‘有为’。然陛下若能清静其心，明察秋毫， 任用贤能，法令简明， 使百官各司其职，百姓各安其业，不劳神于琐务，不逞智于巧诈， 则虽日理万机，其心常静，其政简肃，此乃‘无为’之真意，亦合‘治大国若烹小鲜’之旨。”
武则天颔首，又问：“真人《坐忘论》中，主‘收心离境’。然朕处宫阙之中，境遇纷繁，何以收心？”
司马承祯道：“收心离境，非谓避世离俗。身在庙堂，心可超然。陛下但能 于万机之中，常存敬畏， 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于得失之际， 常怀虚静，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于裁决之时， 明辨是非， 摒除好恶，唯理是从。久久行之，则 外物虽扰，我心自定， 此即尘世中之‘坐忘’，忙乱中之‘泰定’。”
这些论述，将道家修养心性的功夫，与帝王治国理政的心术相结合，深得武则天之心。她发现，与那些热衷于炼丹祈福、谈论符箓神异的主流道士不同，司马承祯的学说更注重内在心性的修养和智慧的开掘，更具理性色彩，也更易于与儒家治国理念、乃至法家的务实精神相融合。这正符合她目前“引导宗教，服务政治”的大思路。
除了私下清谈，武则天还数次在公开场合，召司马承祯于贞观殿或集仙殿，与儒臣、学士乃至高僧（在控制下）进行小范围的“三教论衡”预演。司马承祯学识渊博，辩才无碍，阐释道家思想时常引儒家经典为佐证，强调“道”与“礼”的内在一致性，论述“清静无为”与“选贤任能、省刑薄赋”的治国方略相通，赢得不少朝臣的钦佩。其淡泊名利、专心学术的形象，也与那些汲汲于营建宫观、结交权贵、聚敛财富的“富观”道士形成鲜明对比。
三、 紫绶金章，立碑传道
数月后，时机成熟。武则天下诏，在洛阳南郊明堂之侧，举行隆重的“敕封、颁赏大典”，对象正是司马承祯及其代表的“重玄”道派。
典礼当日，旌旗招展，仪仗森严。文武百官、诸番使节、两京著名道观观主、高道齐聚。司马承祯身着御赐道袍，从容立于丹墀之下。
首先，由内侍监宣读了长长的封赏诏书。诏书中高度赞扬司马承祯“道契崆峒，心游寥廓。探玄元之奥旨，究天人之际。著述宏富， 羽仪 人表， 振 玄风 于 既 颓， 阐 至 道 于 来 叶。” 特敕封其为“金紫光禄大夫、鸿胪卿、 玄都观主、 弘文馆学士、 上清玄都大洞三景法师” 等一系列崇高而显赫的虚衔。其中“金紫光禄大夫”为从三品文散官，“鸿胪卿”是鸿胪寺长官（正三品，但此为加官，以示尊崇，并不实际任职），“弘文馆学士”是文学清要之职。这一连串头衔，将政治荣誉、宗教地位、学术身份完美结合，可谓尊崇备至。
同时，赐其紫绶、金鱼袋、玉圭、象笏等仪物，赏赐绢帛千匹、金银器皿若干，并敕令将司马承祯所著《坐忘论》、《天隐子》等书，抄录送入秘阁收藏，并颁行天下道观，令道士研习。更重要的是，敕命于玄都观原址，扩建殿宇，赐名“大玄都观”，并诏令天下各州，可选名山洞府，仿“大玄都观”规制，设立“玄都下院”或“静修精舍”，推广司马承祯之学说。
这不仅是给予司马承祯个人无上荣宠，更是正式将他的“心性道教”学说，抬高到官方认可、扶持的主流道派地位，意图在道教内部树立一个“清净修行、学理精深、忠君爱国”的新标杆，与那些注重外在仪式、方术，甚至热衷于兼并田产的“世俗化”道派形成区别。
诏书宣读完毕，全场寂静。许多传统道派的领袖面色复杂。他们或许拥有更悠久的历史、更庞大的信众、更华丽的宫观，但在这一刻，朝廷认可的“道学正统”光环，似乎正从他们身上，移向那个来自终南山、看似清贫简朴的司马承祯。
接着，武则天亲自将一道她亲笔题写的匾额赐予司马承祯，上书四个大字：“道契无为”。这既是褒奖，也是定调——她所欣赏和扶持的，是契合“无为而治”（实则是她的“有为而治”的另一种表述）政治理念的、理性化的、服务于统治的道家思想。
最后，在震天的“万岁”声中，司马承祯代表天下道流，向天后进献了一份特殊的“礼物”——一部由他主持编纂、刚刚完成的《道德真经集注·御览本》。此书汇集了历代对《道德经》的重要注解，并在关键处，以“臣承祯谨按”的形式，阐发了“道法自然”与“王道政治”相契合的观点，特别强调了“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与君王“以民为本”的关联，以及“清静无为”对“节制欲望、减少扰民”的治国启示。 这无异于道家版本的“御用注疏”，与武则天的《仁王经注》有异曲同工之妙。
武则天欣然接受，并当场宣布，将以此《御览本》为基础，敕命于天下各州治所及主要道观，勒石刻碑，与《仁王经》御注碑并立， 供士民瞻仰学习，“使天下皆知， 道 释 二教， 虽 途 殊 而 归 同， 皆 在 导 人 向 善， 辅 翼 王 化。”
四、 平衡之道，弦外之音
“封赏道家宗”之举，如同在“媚娘注佛经”引发的震荡湖面上，投下另一颗精心计算的石子，激起不同但同样深远的涟漪。
在道教内部，司马承祯及其“重玄”学说一夜之间成为显学。许多年轻道士、甚至不满旧有道派腐败的资深道士，开始转而研习《坐忘论》，崇尚清修，谈玄论道。朝廷扶持的“玄都下院”在各地开始筹建，吸引了不少真心向道之人。那些原本可能因佛教受挫而蠢蠢欲动、试图扩张的传统“富观”势力，则感受到了压力。他们意识到，朝廷并非简单地打压所有宗教，而是在有选择地扶持符合其要求的宗教形态。司马承祯的受封，是一个清晰的信号：朝廷欣赏的是理性、内省、注重个人修养与社会和谐、不热衷于积聚财富和干预世俗的道教流派。任何试图对抗朝廷整顿、或行为不端的道观，都可能面临与佛寺相似的命运，甚至可能被朝廷扶持的“新正统”所取代。
在朝廷和士大夫层面，此举赢得了许多原本对佛教过度膨胀不满、又希望借助本土道教力量加以制衡的官员的赞许。他们欣赏司马承祯学说中融合儒道的倾向，认为这更符合中华正统。武则天通过此举，既展示了其对本土文化的尊重，又巧妙地分化、引导了道教势力，在佛教之外，树立了另一个可供利用、且更易于控制的宗教标杆。
在佛教界，尤其是那些正在经历“限僧策”整顿的僧侣中，心情复杂。一方面，他们看到朝廷并未独尊道教，对司马承祯的封赏更多是学术和荣誉性质，并未给予道教类似佛教曾经拥有的免税免役等经济特权（实际上，对道观的“清田”、“限制度”也在同步 quietly 进行）。另一方面，他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天后此举，意在维持一种平衡。佛教不能独占鳌头，道教（以及其他思想，如儒家）必须有其地位。皇权，才是那个超越所有宗教、最终裁断一切的至高存在。
对于武则天本人而言，“封赏道家宗”是“佛道之争”这盘大棋中，一步精妙的平衡手。在通过御注佛经，强力将佛教纳入皇权框架、并开始对其进行经济和制度整肃之后，她需要安抚可能因此产生的道教方面的躁动或野心，也需要向天下展示她“不偏不倚”、“三教并重”的统治者姿态。抬举司马承祯这样一个学说相对“安全”、个人品行无可指摘、且与旧有道教利益集团瓜葛不深的道士，既能达到制衡佛教、引导道教的目的，又能借此宣扬她所欣赏的、与治国理政相结合的“理性玄学”，还能赢得士大夫的好感，可谓一举多得。
李瑾在政事堂听闻此事全过程，心中暗自叹服。天后这一系列组合拳，打（佛）压与拉（道）拢并用，意识形态建构与实际利益调整并行， 步步为营，丝丝入扣。打压佛教，是因其尾大不掉，危及国本；拉拢（实则是规范和引导）道教，是为制衡，也是树立新的典范。最终目的，都是确立皇权在思想领域和现实政治中的绝对主导地位，将任何可能形成独立势力的宗教力量，都牢牢掌控在手中，使其成为服务于帝国统治和稳定的工具。
随着“御注佛经碑”和“道德真经御览碑”在各州并立，一个清晰的信号传遍帝国：无论是西来的佛陀，还是本土的老君，在煌煌天威面前，都需阐释其“护国佑民”的教义，并接受天子的“法旨”和“注释”。神权的光辉，必须照耀在皇权设定的轨道上。佛道之争的表象之下，是皇权对思想与信仰领域前所未有的深入整合与强力掌控。而这，仅仅是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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