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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五章 茶楼听市

    十一月初七,晴。

    天刚亮,武大郎像往常一样挑起担子出门。巷子里的石板路还凝着昨夜的霜,踩上去咯吱轻响。潘金莲挎着布包跟在后面,嘴里呼出的白气在晨光里散开。

    连做了十天生意,这套流程已成了习惯。和面、调馅、生火、蒸饼,每个步骤都卡着时辰。灶膛里的火光照在脸上,暖烘烘的,能暂时驱散后颈那股挥之不去的凉意——自那日在巷口遇见西门庆,这感觉就没彻底散过。

    饼铺今日来了个新客人。

    是个走镖的汉子,四十上下,络腮胡,腰带上拴着个铜牌,刻着“威远”二字。他买了五个肉饼,蹲在槐树下大口吃完,抹抹嘴,又回来:“掌柜的,这饼能放几日?”

    武大郎一愣:“现做现吃的好,放久了硬。”

    汉子摇头:“我要带路上吃。走镖的,风餐露宿,有口热乎的难得,冷饼也强过干粮。”

    潘金莲从摊后抬头:“客官要多少?”

    “二十个。”汉子说,“后日一早取,能行不?”

    武大郎看向潘金莲。她心里飞快盘算:二十个饼,四十文钱。但要做能久放的饼,馅料得调干些,面皮得厚实些,还得用油纸仔细包好。

    “能行。”她说,“但要加两文钱的油纸钱。”

    汉子爽快:“成!后日卯时,我来取。”

    他付了十文定钱,大步走了。武大郎捏着那十个铜钱,眼睛发亮:“娘子,这……这是长期生意?”

    “可能是。”潘金莲把定钱收好,“走镖的常来常往,若觉得好,下次还来。”

    她想起现代的外卖和预制食品。这时代没有冷链,但做些耐储存的干粮,或许真是条路。

    晌午收摊,数钱。今日书生那边三十五个,摊上四十八个,加上走镖的定钱,一共收了一百五十一文。不多不少,稳中有升。

    那个“吴记”的老汉还在对面,但生意明显淡了。有几个街坊探头看看他那干瘪的饼皮,摇摇头,还是来了武大郎这边。

    潘金莲一边收摊一边想:价格战从来不是长久之计。品质和口碑,才是拴住客人的绳子。

    下午,她没回家。让武大郎回去歇着,自己揣了五十文钱,往县里最热闹的南街去。

    她要打听铺面。

    南街是阳谷县的商业中心。绸缎庄、药材铺、银楼、茶肆,一家挨着一家。铺面的幌子在风里招展,伙计的叫卖声此起彼伏。潘金莲走在街上,眼睛往两旁的门脸扫。

    她先在一家布庄前停了脚。铺子不大,三开间,门板漆成深红色,檐下挂着“苏杭绸缎”的幌子。一个伙计正站在门口揽客,见她驻足,笑着招呼:“娘子扯布?新到的杭绸,颜色正着呢。”

    潘金莲摇头:“请问掌柜,这铺面是自有的,还是租的?”

    伙计愣了一下,打量她:“娘子问这个作甚?”

    “想打听行情。”潘金莲从袖里摸出两文钱,递过去,“劳烦小哥指点。”

    伙计接过钱,脸色好看了些:“这铺面是我们东家自有的。娘子想租铺面?”

    “有这打算。”

    “那得找牙人。”伙计朝街那头努努嘴,“看见那家‘刘记茶楼’没?二楼常有牙人喝茶谈生意,娘子去那儿问问。不过……”他顿了顿,“娘子是做哪行?”

    “炊饼。”

    伙计眼神变了变,笑容淡了:“炊饼铺子……南街怕是不成。这地界租金贵,卖饼得卖多少才够本?”

    这话实在,但戳心。潘金莲道了谢,往茶楼走。

    刘记茶楼两层,木楼梯踩上去吱呀响。一楼坐满了歇脚的脚夫、货郎,大碗茶一文钱管够,喧哗声能掀翻屋顶。二楼清静些,几张八仙桌,坐着些穿长衫的,喝茶谈事声音都压着。

    潘金莲在楼梯口站了站,找了个靠窗的空位坐下。跑堂的过来:“娘子用茶?”

    “一碗清茶。”

    “三文。”

    潘金莲付了钱。茶很快端来,粗瓷碗,茶汤浑浊,浮着几片粗茶叶子。她没喝,只端着暖手,耳朵竖起来听。

    邻桌两个中年男人在谈粮价。

    “……今年河北路旱,麦子涨了三成。汴京的粮商都往那边跑,咱们这儿收粮难。”

    “可不是。我那磨坊,上月还能收五十石,这个月二十石都凑不齐。”

    “听说县里几家大酒楼,都在囤面。‘醉仙楼’的王掌柜,一口气定了两百石,现钱交割。”

    “两百石?他哪来那么多现钱?”

    “谁知道呢……”

    潘金莲心里一紧。麦子涨价,面粉就得涨。她做饼的成本又要上去。

    另一桌在谈铺面。

    “东门那块地,赵员外开价三百贯,死活不松口。”

    “三百贯?疯了吧!那儿人流是不错,可铺面老旧,修葺还得砸钱。”

    “可不嘛。但我听说,‘济世堂’的孙大夫有意盘下,开分号。”

    “孙大夫?他哪来那么多钱?”

    “人家行医几十年,还能没点家底?”

    三百贯。潘金莲默默换算。一贯是一千文,三百贯就是三十万文。她现在手头才五百多文,差着六百倍。

    茶杯在她手里转了个圈。茶汤晃出来一点,烫了手指。

    正想着,楼梯口上来个人。四十来岁,穿半旧绸衫,手里拿着本册子,眼睛在二楼扫了一圈,朝潘金莲这边走来。

    “娘子一个人?”那人在对面坐下,也不客气,自顾自倒了杯茶——是潘金莲的茶壶。

    潘金莲没动:“您是?”

    “姓胡,做牙人营生。”那人从怀里摸出个木牌,推过来。木牌上刻着“官牙胡三”四个字,底下还有行小字,看不清。“娘子刚在楼下打听铺面?”

    消息传得真快。潘金莲点头:“是。”

    “想做哪行?”

    “炊饼。”

    胡三笑了,笑容里有点说不清的意味:“炊饼铺子,用不着好地段。西街后巷有几处,月租一贯钱,娘子可要看看?”

    一贯钱,就是一千文。按现在每日净赚五十文算,得二十天才能挣出月租。还不算原料、人工。

    潘金莲摇头:“想要临街的,不用太大。”

    “临街的可贵。”胡三翻开册子,“南街尾有处,两开间,月租三贯。东街中段有处,一开间带个小院,月租两贯五百文。北街……”

    “有没有买断的?”潘金莲打断。

    胡三抬眼,仔细看她:“买断?娘子说笑了。阳谷县临街的铺面,少说也得百八十贯。炊饼生意,租着做才是正理。”

    “就想问问价。”

    胡三合上册子,身子往后靠:“最便宜的,东门外‘车马市’边上,有个独栋小铺,旧是旧点,但地契清楚。东家急用钱,开价六十贯。”

    六十贯。六万文。

    潘金莲手心出汗。她沉默了一会儿,问:“能分期付吗?”

    胡三像是听见了什么笑话:“分期?娘子,这可不是买菜,还能赊账。”他顿了顿,语气缓和些,“娘子若真有心,不如先租着做。生意好了,再想买不迟。”

    他说得在理。潘金莲道了谢,胡三摆摆手,起身去邻桌搭话了。

    茶喝完了。潘金莲又坐了一刻钟,听了更多零碎消息:谁家铺子要转手,谁家生意做砸了,谁家背后有靠山。牙人们谈生意时,话里话外都透着算计,偶尔压低声音说几句,又警惕地四下看看。

    这是个完全陌生的世界。没有工商局,没有租赁合同范本,一切靠口碑、靠关系、靠眼力。她被坑了可能都没处说理。

    下楼时,跑堂的叫住她:“娘子,您的伞。”

    她回头,看见窗边挂着把油纸伞——不是她的。刚想摇头,跑堂的压低声音:“有位爷让留给您的,说下雨天用得上。”

    潘金莲后背一凉。

    她没接伞,快步下了楼。走出茶楼十几步,回头看了一眼。二楼窗边,有个穿绸衫的身影,正往下看。

    看不清脸,但那个身形,她记得。

    西门庆。

    她转身,拐进旁边的小巷。巷子窄,两边是高墙,青苔湿滑。她走得急,布鞋底打滑,差点摔一跤。

    稳住身形时,视野晃了一下。

    又是涟漪。从中心荡开,青苔和砖墙在视野里扭曲。涟漪中心,浮出三个字:

    【饵有毒】

    字持续三秒,消散。

    后颈的凉意猛地窜上来,像有冰锥往里扎。她扶住墙,喘了口气。

    饵有毒。什么饵?茶楼的偶遇?那把伞?还是……铺面的信息?

    她强迫自己冷静,慢慢走出小巷。回到南街,人群熙攘,阳光正好。那股凉意还在后颈盘踞,但被阳光一照,稍微退了点。

    她没有直接回家,而是拐去了粮行。

    阳谷县最大的粮行叫“丰泰号”,三开间门脸,里面堆着麻袋,麦香混着尘土味。掌柜的是个胖老头,正扒拉着算盘对账。

    潘金莲走进去:“掌柜的,麦子什么价?”

    胖老头抬头:“娘子要多少?”

    “先问问。”

    “新麦一斗四十五文,陈麦四十文。”胖老头说,“娘子若是要得多,价可再议。”

    潘金莲心里算着:一斗麦大概十二斤,能出九斤多面粉。她一天用面五六斤,一个月得两斗左右。按四十五文算,一个月光麦子就得九十文。

    “听说麦子要涨?”她试探。

    胖老头眼皮一掀:“娘子听谁说的?”

    “茶楼里听人闲聊。”

    “闲话少听。”胖老头低下头继续拨算盘,“麦子涨不涨,看天,看路,看漕运转不转得顺。咱们小老百姓,操心也没用。”

    话里有话。潘金莲没再问,道了谢出来。

    走到街口,她看见两个粮行的伙计正从骡车上卸麻袋。麻袋口扎得紧,但漏出几粒麦子,金黄金黄的,确实是新麦。

    其中一个伙计低声对另一个说:“这批送‘保和堂’的,仔细点,别跟其他的混了。”

    保和堂,西门庆的药铺。

    潘金莲脚步没停,但耳朵竖着。

    另一个伙计说:“知道了。东家也真是,药铺要麦子做甚?”

    “你管呢。东家让送就送。”

    声音远了。潘金莲拐过街角,心跳得有点快。

    西门庆的药铺,要麦子做什么?

    她想起那瓶乌头药渣。想起孙大夫说的“懂药的人”。想起茶楼那把伞,还有那句“饵有毒”。

    一个模糊的猜测在脑子里成形,但她不敢细想。

    回到家时,天已擦黑。武大郎做好了饭,青菜豆腐,还有一小碟咸菜。见她回来,他盛好饭:“打听得如何?”

    潘金莲坐下,把茶楼里听来的说了。说到铺面价格时,武大郎筷子掉了。

    “六、六十贯?”他声音发颤,“咱们这辈子也攒不出啊……”

    “攒得出。”潘金莲扒了口饭,“只要生意做下去,总能攒出来。”

    她没提西门庆,没提那把伞,也没提“饵有毒”的预警。有些事,说了只是平添恐慌。

    饭后,武大郎洗碗,潘金莲坐在桌前记账。今日收入一百五十一文,支出:麦子十五文,肉二十文,菜五文,炭三文,茶钱三文。净赚一百零五文——因为走镖的定钱算进去了。

    她在账本上新开一页,写上:“铺面基金”。下面画了条线,写上:“目标:六十贯(六万文)。已存:五百三十文。”

    五百三十文,距离六万文,还差五万九千四百七十文。

    她盯着那个数字看了很久,然后合上账本。

    “大郎,”她忽然说,“明天开始,咱们每天多做二十个饼。”

    武大郎从灶间探头:“卖得掉吗?”

    “试试。”潘金莲说,“书生那边可以问要不要加订,街坊那边可以推‘买五送一’。走镖的那个,若是后日满意,说不定还能介绍同行。”

    武大郎想了想:“那得起更早。”

    “嗯。”

    “娘子身子吃得消?”

    潘金莲没答。她走到窗边,推开一条缝。夜色浓了,巷子里静悄悄的,只有远处偶尔传来几声狗吠。

    她想起茶楼窗边那个身影。

    想起粮行伙计的话。

    想起后颈那股散不去的凉意。

    “吃得消。”她说,声音很轻,但坚定。

    武大郎没再问。他洗好碗,擦干手,走到潘金莲身边,也往窗外看了一眼。

    “娘子,”他忽然说,“我今日去给孙大夫送诊金,听他说……二郎有信来了。”

    潘金莲猛地转头:“武松?”

    “嗯。”武大郎从怀里摸出张皱巴巴的纸,“孙大夫识字,帮我念了。信是一个月前从沧州寄出的,说差事办得顺,年底前应该能回来。”

    潘金莲接过那张纸。纸很粗糙,上面写着歪歪扭扭的字——是武大郎自己描的,他不识字,是照着孙大夫念的记下的。

    “兄长安好,弟在外一切顺遂,腊月归家。”

    短短一行。

    潘金莲捏着那张纸,手指有点抖。腊月,还有不到两个月。原著里,武松回来时武大郎已死,潘金莲已嫁西门庆。然后便是血溅狮子楼。

    但现在,武大郎活着。她也在。

    历史会不会改变?

    后颈的凉意似乎淡了些。她深吸一口气,把纸还给武大郎:“收好。”

    武大郎小心折好,揣回怀里,脸上有笑影:“二郎回来,看见咱们生意做起来了,肯定高兴。”

    潘金莲没说话。她想起武松那张脸——原著里描写得英气逼人,但眉宇间有戾气。那样一个人,回来看见兄长还活着,嫂子也没跑,会是什么反应?

    会不会……会不会反而觉得可疑?

    这个念头让她心里一沉。

    “大郎,”她转身,“二郎回来前,咱们得把生意做得更稳些。让他看见,咱们是正经过日子。”

    武大郎点头:“好。”

    夜渐深。两人洗漱歇下。潘金莲躺在炕上,睁着眼睛看房梁。

    腊月。两个月。

    两个月里,她要攒更多钱,要把生意做得更稳,要防着西门庆和王婆,还要……还要想想怎么面对武松。

    账本上的数字在脑子里跳:五百三十文,六万文。

    茶楼里牙人的话在耳边响:“炊饼生意,租着做才是正理。”

    粮行伙计的低语:“东家让送就送。”

    还有那三个字:【饵有毒】。

    她翻了个身,面朝墙壁。土墙粗糙,在黑暗里只看得见模糊的轮廓。

    慢慢来。一步一个脚印。一文本一钱地攒。

    她闭上眼睛。

    睡意袭来前,最后想的是:明天得去西街后巷看看那些月租一贯的铺面。再便宜,也得实地瞧瞧。

    万一……万一有合适的呢?

    窗外,更夫打更的声音远远传来:

    “关门关窗,防偷防盗——”

    梆,梆,梆。

    三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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