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文远走后的第三天，答复来了。
不是何文远亲自来的，是沈家派了一个管事，骑着一头骡子，带着一个木匣子。管事姓钱，四十来岁，圆脸，笑眯眯的，一看就是做惯了迎来送往的体面人。他从骡子上下来的时候，赵周阳正在盐田边上教孙大壮看卤水的浓度。
“赵师傅？”钱管事拱了拱手，笑容可掬，“沈员外让小的给您带句话。”
赵周阳拍了拍手上的盐粒，走到工棚边上。
“员外说了，”钱管事从袖子里掏出一张纸，展开来，清了清嗓子，“赵师傅提的条款，他都看了。工钱照旧，按月发放，这个没二话。水车的图纸归沈家使用，赵氏水车的名号也依赵师傅的意思，保留。收徒的事，三年就三年，员外不勉强。”
赵周阳的心跳快了一拍。三年，沈万三居然答应了。何文远那天明明说沈万三可能会改成五年，他还做好了讨价还价的准备。现在对方一口答应，反倒让他有些不安。
“还有呢？”他问。
钱管事的笑容没有变化，但眼神里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
“员外还说，三年契约，他答应。但赵师傅说的那样东西——比水车值钱十倍的东西——他要先看看。”
赵周阳沉默了。
他说的那样东西，是精制盐。用更细密的过滤和结晶工艺，把粗盐提纯到接近现代食盐的程度。他在技校学过基础化工，知道原理，但具体操作需要在脑子里反复推演。那几天夜里躺在通铺上，他把自己学过的知识一点一点地从记忆深处刨出来，像考古学家挖掘一件破碎的陶器，小心翼翼地拼凑。
原理不复杂。粗盐中的杂质主要是泥沙、氯化镁和硫酸钙。泥沙可以过滤掉，氯化镁和硫酸钙则需要通过溶解、沉淀、重结晶来分离。关键在于温度和浓度的控制——温度太高，杂质析出不彻底；温度太低，产量上不去。他在二十一世纪从来没想过，有一天自己会站在宋朝的盐田里，用一口铁锅和一摞粗瓷碗，去复刻初中化学课本上的实验。
“钱管事，”赵周阳说，“东西不是一句话就能变出来的。需要时间，需要试。少说也要两三个月。”
钱管事点了点头，脸上的笑容收了几分。
“员外知道。所以他说了——赵师傅要什么，尽管开口。人手、物料、银钱，都从账上支。但有一条。”
“什么？”
“两个月之内，要见着东西。”
赵周阳眉头微皱。两个月，比他预计的少了至少一个月。他张了张嘴，想讨价还价，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现在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本。沈万三已经答应了他所有的条款，如果他在时间上再推三阻四，就显得太不识抬举了。
“行。”他说，“两个月。”
钱管事从骡子背上取下那个木匣子，双手递过来。
“这是员外给赵师傅的见面礼。说是收徒的规矩，不能省。”
赵周阳接过匣子，打开一条缝。里面整整齐齐地码着二十两银子，银光晃眼。他愣了一下，抬头看向钱管事。
“员外说，这不算是工钱，是心意。”钱管事笑眯眯地说，“赵师傅收下了，咱们就算定了。”
赵周阳看着那二十两银子，心里忽然涌上一股说不清的情绪。在二十一世纪，他给别人打工，从来没有收过“心意”这种东西。老板给钱，他干活，银货两讫，干净利落。但沈万三这二十两银子，不是工钱，是情分——或者说，是情分的价钱。在这个时代，情分是可以买卖的，而且明码标价。
他把匣子合上，抱在怀里。
“定了。”
钱管事满意地点了点头，从袖子里又掏出一样东西——一张盖了红印的纸。
“这是契约。赵师傅看看，要是没什么不妥，就按个手印。”
赵周阳接过来，逐字逐句地看。契约是用标准的官府格式写的，措辞文绉绉的，但意思很清楚：赵周阳自愿受雇于沈家盐场，教授晒盐之法，兼收沈万三之子沈昭、沈昉为徒，学制三年。雇期内，赵周阳的食宿由沈家负担，月钱三十两，按月发放。三年期满，去留自由，沈家不得阻拦。契约末尾，盖着徐州府衙门的印信——这说明这份契约是在官府备过案的，有法律效力。
赵周阳的目光在“去留自由”四个字上停了一会儿。这四个字，就是他要的全部。不是银子，不是水车，不是什么“赵氏”的名号。是自由。是可以在这个时代堂堂正正地活着，不用躲在灶房里数碎银子，不用半夜醒来听着鼾声和磨牙声才能确认自己还活着的自由。
他从工棚里找了一截木炭，在契约末尾歪歪扭扭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赵周阳。三个字写得丑，但一笔一画，认认真真。
钱管事从随身的布包里取出一盒印泥，打开盖子。赵周阳把拇指按在印泥上，又在名字上按了一下。红色的指印落在纸上，像是某种仪式完成后的印记。
“成了。”钱管事把契约小心地收好，重新塞回袖子里，“赵师傅，从今天起，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一家人。赵周阳在心里默念了一遍这三个字，没有接话。
钱管事走后，赵周阳抱着木匣子回到灶房，把银子藏好。二十两，加上之前攒的，他现在手里有将近三十两银子。三十两银子在宋朝能做什么？他在脑子里飞快地算了一笔账：徐州城里的普通人家，一户五口，一个月的嚼用大概二三两银子。三十两，够一个普通家庭吃上一年。但对他而言，这些银子不是用来花的，是用来防身的。在这个时代，银子就是铠甲，穿在身上，才能睡得安稳。
他把银子藏好，出了灶房，发现孙大壮和刘家兄弟正蹲在盐田边上，齐刷刷地看着他。
“赵师傅，”孙大壮咧着嘴笑，“听说你要收沈员外的儿子当徒弟了？”
消息传得真快。赵周阳点了点头。
“好事啊！”孙大壮一拍大腿，“赵师傅攀上沈家这棵大树，以后在徐州府就算是站稳了。咱们也跟着沾光。”
刘大在旁边附和，刘二也跟着点头。赵周阳看着他们，忽然觉得有些恍惚。在柳河镇的时候，他是流民，是逃难的，是被人赶来赶去的丧家犬。现在，他成了“赵师傅”——一个能收徒弟、能签契约、能在徐州府站稳脚跟的人。身份的转变来得太快，快到他自己都有点不太真实。
“沾什么光，”赵周阳说，“活还是得干。北边那几格盐田，今天下午该收了。都别闲着。”
几个人应了一声，散了。
赵周阳没有跟着去盐田。他转身回到工棚，找了一块木板，用木炭在上面写写画画。精制盐的工艺流程，他需要从头到尾推演一遍。第一步是溶解。把粗盐倒进水里，充分搅拌，让盐分完全溶解，泥沙沉淀在底部。这一步不难，但需要大量的水和容器。第二步是过滤。把盐水倒出来，通过细密的布匹过滤，去除悬浮的杂质。他需要找一种足够细密的布料——麻布太粗，绢布太贵，也许可以用两层细麻布叠加。第三步是沉淀。往过滤后的盐水里加入某些东西，让残余的杂质凝结沉淀。他在技校学的是加石灰乳和纯碱，但宋朝没有这些东西。他需要找到替代品——石灰可能有，纯碱可以用草木灰水代替？不对，草木灰水是碱性的，也许能起到类似的作用，但比例和效果都需要试验。第四步是重结晶。把净化后的盐水加热蒸发，重新结晶，得到更纯净的盐。
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每一步都有无数个变量：温度、浓度、时间、杂质含量，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出来的就是废品。他在技校做化学实验的时候，有精确的仪器和标准化的试剂。在宋朝，他只有一口铁锅、几个粗瓷碗、一匹粗麻布，加上一双手。
赵周阳盯着木板上的字，忽然觉得自己有点疯了。
两个月。从零开始，用宋朝的材料和设备，做出一种这个时代没有人见过的盐。他不是化学家，只是个在技校学过基础化工的滴滴司机。他凭什么觉得自己能做到？
凭他别无选择。
他把木板翻过去，重新在背面写了起来。不是工艺流程，而是物料清单：铁锅三口，要大号的；粗瓷碗二十个；细麻布十匹；木桶十个；石灰石若干；草木灰若干；还有一个关键的东西——温度计。
温度计。宋朝没有温度计。他需要一个能测量水温的东西，否则所有的操作都只能靠感觉，而感觉是最不可靠的东西。他回忆了一下温度计的原理——利用液体热胀冷缩。水银最好，但水银不好找，而且有毒。酒精也可以，但需要高浓度的酒精，蒸馏设备他也没有。也许可以用水？水的热胀冷缩不明显，但聊胜于无。他需要一根细长的玻璃管——玻璃，宋朝有玻璃吗？有，但很贵，而且质量不好。他叹了口气，把“温度计”三个字从清单上划掉。
没有温度计，就只能靠经验和手感。六七十度的水温，手放进去觉得烫但能忍受；八十度以上，手放进去会本能地缩回来。这是他能找到的最原始的“温度计”。
他把清单又看了一遍，确认没有什么遗漏之后，折好塞进怀里。
第二天一早，赵周阳去找了何文远。
何文远在沈家设在城里的铺子里管账，铺子在徐州府最热闹的那条街上，卖的是绸缎和茶叶——这是沈家的老本行。赵周阳到的时候，何文远正坐在柜台后面拨算盘，见他进来，放下手里的活计，起身迎了上来。
“赵师傅，稀客。”何文远把他让进里间，倒了杯茶，“契约的事，钱管事都跟你说了？”
“说了。”赵周阳把那份物料清单递过去，“何先生，我需要这些东西。沈员外说，需要什么尽管开口。”
何文远接过来看了一遍，眉头微微皱起。
“铁锅、瓷碗、木桶，这些都好办。细麻布也不难。石灰石和草木灰，你要这些做什么？”
“制盐。”赵周阳没有隐瞒，“我之前说过的，比水车值钱十倍的东西。”
何文远抬起头，目光在他脸上停留了一会儿。
“赵师傅，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何先生请说。”
“你在盐场干的那些事——盖草帘子、修水车、看浓度——都是实打实的好本事。但你说要做出一种比现在更白的盐，这话，我听着心里没底。”何文远的声音压低了，“盐这个东西，不是你想改就能改的。徐州府那么多盐场，做了几十年的人有的是，谁也没敢说能做出什么新花样来。”
赵周阳知道何文远说的是实话。在宋朝，制盐是一门成熟的手艺，几百年的经验积累下来，能改进的空间已经很小了。但他掌握的不是“改进”，是“降维打击”——用一千多年后的化学知识，去解决宋朝人解决不了的问题。这不是手艺的差距，是认知的差距。
“何先生，”他说，“我要是做不出来，沈员外的损失不过是几口铁锅几匹布。我要是做出来了呢？”
何文远沉默了一会儿，把清单收好。
“东西我帮你备。石灰石城外山上就有，我让人去采。草木灰更不消说，乡下多的是。但有一件事，赵师傅，你要想清楚。”
“什么事？”
“你做出新盐的那天，盯着你的人就不只是沈家了。”何文远的语气平淡，但每个字都带着分量，“徐州府大大小小的盐商有十几家，谁要是听说有人能做出比他们更好的盐，你猜他们会怎么做？”
赵周阳的手指微微收紧。他当然想过这个问题。精制盐一旦问世，就不是沈家一家的事，而是整个徐州盐业的格局都会被打破。那些靠粗盐吃饭的人，不会坐视不管。他们可以收买、可以威胁、可以动手——在这个时代，商业竞争的手段，比二十一世纪野蛮得多。
“何先生，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办？”
何文远端起茶杯，抿了一口，不紧不慢地说：“两个办法。一个是闷声发财，做出来的新盐只供沈家用，不往外卖。这样动静小，但赚头也小。另一个是大张旗鼓地做，做出来之后找官府背书，把路子走正。动静大，但赚头也大。”
赵周阳想了想。
“沈员外是什么意思？”
“沈员外的意思，”何文远放下茶杯，“是第二个。他做生意做了一辈子，从来不做小买卖。”
赵周阳明白了。沈万三不是在赌他能不能做出新盐，而是在赌新盐能带来的利益。一旦成功，沈家就不只是徐州府的盐商，而是能跟两浙、淮南那些大盐商掰手腕的角色。这个诱惑，沈万三拒绝不了。
“我知道了。”赵周阳站起来，“何先生，东西什么时候能备齐？”
“三天之内。”
“那我三天之后开始。”
赵周阳从铺子里出来，站在街上，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徐州府的冬天不算太冷，但风刮在脸上还是生疼。他拢了拢衣领，往盐场的方向走。走了几步，忽然听见身后有人喊他。
“赵师傅！赵师傅留步！”
他转过身，看见一个少年气喘吁吁地跑过来，正是那天见过的沈昭。沈昭跑到他面前，弯着腰喘了几口气，脸上带着一种少年人特有的急切。
“赵师傅，我爹说，从今天起让我跟着你学手艺。”沈昭抬起头，眼睛亮晶晶的，“我什么时候开始？”
赵周阳愣了一下。
“现在？”
“现在。”沈昭点了点头，认真地补充了一句，“我爹说了，学手艺不等人，早一天是一天。”
赵周阳看着这个少年。十五六岁的年纪，在二十一世纪，正是坐在教室里刷题的时候。但在宋朝，他已经要开始学一门手艺，为将来撑起家业做准备。他的脸上还有少年人的稚气，但眼睛里已经有了某种不该属于这个年纪的东西——是责任，也是压力。
“你弟弟呢？”赵周阳问。
“弟弟还小，我爹说让他先在族学里读两年书，再送来。”
赵周阳点了点头。他转身继续往盐场走，沈昭就跟在他身后，步子不大，但跟得很紧。
“沈昭，”赵周阳头也不回地问，“你知道学晒盐，最重要的是什么吗？”
“不知道。”
“不是手艺，是耐心。”赵周阳说，“一池卤水，从灌进去到收盐，少说要十几天。这十几天里，你要天天盯着，刮风下雨都不能断。哪天你觉得差不多了，想偷个懒，那池盐就废了。”
沈昭没有说话，但赵周阳能感觉到他在认真听。
“学手艺也是一样，”赵周阳继续说，“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也不是一年两年的事。你爹跟我说了三年，但三年能学到什么程度，要看你自己。”
“赵师傅，”沈昭的声音从身后传来，“我听我爹说，你也是从什么都不会开始学的？”
赵周阳的脚步顿了一下。
从什么都不会开始学。是啊，他来宋朝的时候，什么都不会。不会生火，不会做饭，不会骑马，不会用毛笔写字，不会跟宋朝人打交道。他甚至不会晒盐——那些所谓的“本事”，不过是把二十一世纪的知识硬套上去，一边试一边改，改到能用为止。他不是什么天才，他只是一个被逼到绝路上的人，不得不学会一切能让他活下去的东西。
“是，”他说，“我也是从什么都不会开始的。”
“那你怎么学会的？”
赵周阳想了想，说：“因为不学就会死。”
沈昭没有接话。赵周阳不知道他能不能理解这句话。一个徐州府首富家的少爷，锦衣玉食长大的，大概从来没有体会过“不学就会死”是什么感觉。但没关系，他可以慢慢教。教手艺，也教别的。
两个人一前一后地走在官道上，风从汴水河面上吹过来，带着水汽和寒意。赵周阳走了几步，忽然想起一件事，停下来转过身。
“沈昭，你会写字吗？”
“会。在族学里学过。”
“那你帮我记一样东西。”赵周阳从怀里掏出那张物料清单，递过去，“这是我要的东西，你帮我抄一份，留着存档。以后盐场里进出的物料，都要记账。”
沈昭接过清单，看了一眼，脸上露出一点为难的表情。
“赵师傅，你的字……”
“丑，我知道。”赵周阳打断他，“所以才让你抄。你字写得好不好？”
“还……还行吧。”
“那就写。以后盐场里的账，都归你管。”
沈昭愣了一下，然后郑重地点了点头，把清单小心地折好，塞进袖子里。
赵周阳看着他认真的样子，忽然觉得，收个徒弟好像也不是什么坏事。至少在宋朝，有人叫你一声“师傅”，就意味着有人会记得你，记得你教过他的东西，记得你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在二十一世纪，他开了那么多年滴滴，拉过成千上万的乘客，没有一个人记得他的名字。而在宋朝，沈昭会记得他，记得他教的每一件事，记得他说的每一句话——也许一辈子都不会忘。
这个念头让赵周阳心里涌上一种奇怪的感觉。不是温暖，也不是感动，是一种他不太会描述的东西。像是站在盐田边上，看着卤水在阳光下慢慢蒸发，水越来越少，盐越来越多，最后变成白白的一层，铺在池底。这个过程很慢，慢到你看不出它在变，但你知道，它确实在变。
“走吧，”赵周阳转过身，继续往盐场的方向走，“今天先带你看看盐田，认认路。明天开始，跟着我干活。”
“是，师傅。”
赵周阳没有回头，但他的嘴角动了一下，不知道是笑，还是别的什么。
风从汴水河面上吹过来，草帘子在盐田上发出沙沙的声响。十一月的徐州，天高云淡，远处城墙的轮廓在灰蒙蒙的天际线上若隐若现。赵周阳走在前面，沈昭跟在后面，两个人的影子被午后的阳光拉得很长，一个宽，一个窄，一个深，一个浅，在官道上一前一后地延伸着，像是两条终于汇入同一条河流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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