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李斌，就是第九章里那个撕传单的人。你们听了我进厂的故事，一定想问：后来呢？后来你去告了吗？
去了。
但“去”这个字，说起来轻巧，走起来才知道有多远。
我第一次去劳动监察大队，是周六。我从那个黑厂出来以后，在老乡的出租屋地板上睡了三天，翻来覆去地想那538块钱。不是心疼钱——当然也心疼——但更堵心的是那种被人当傻子的感觉。传单上印着8000，合同上写着计件，组长嘴里喊着“不达标”。我被这三样东西夹在中间，像一块被拧干的抹布，水都拧没了，还要被扔掉。
周六我起了个大早，倒了三趟公交，到了劳动监察大队。门口有一棵歪脖子树，树下站了七八个人，有蹲着的，有靠着的，表情都跟我差不多——那种被生活揍了一顿之后还没缓过神来的茫然。我推门进去，前台坐着一个年轻姑娘，戴着耳机，正在刷手机。我说你好，我想投诉。她头都没抬，说：“周六只值班，不办案，你周一到周五来。”
我说我周一要上班。
她说：“那你请假。”
我说我刚从厂里出来，还没找到新工作，不用请假。
她终于抬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像是在说“那你跟我废什么话”。她说：“那你周一再来，带上身份证、合同、工资条、收据，有什么带什么。”
我说没有工资条，厂里没给过。
她说：“那就带合同和收据。”
我说合同上写的跟实际不一样。
她说：“你先带来，我们看了再说。”
我站在门口，把那棵歪脖子树和树下那七八个人又看了一遍。他们大概也是周一才能办吧。他们也在等。等什么呢？不知道。
周一我七点就到了。门口已经排了十几个人，比周六多。八点半开门，大家涌进去，拿号，等叫号。我拿了9号。大厅里有三十几个座位，全坐满了，后来的只能站着。墙上贴着一张纸，写着“办事流程”，密密麻麻十几条，我从头看到尾，又从尾看到头，没看懂。
等了两个小时，叫到我了。窗口坐着一个中年男人，戴眼镜，桌上堆着半人高的卷宗，他的脸埋在卷宗后面，我只能看见他的头顶。我把东西递进去——身份证、合同、收据，还有我手写的一份情况说明，写了三页纸，把我从火车站拿到传单到最后拿到538块的每一个细节都写了。
他翻了翻，大概用了两分钟。然后把我的合同拿起来，对着光看了一眼，说：“你这个是劳务协议，不是劳动合同。”
我说我知道，但我干的就是工厂的活，每天十一个小时，连续干了十五天，这不是劳动关系是什么？
他说：“法律上不看你怎么干，看你们签的是什么。你签的是劳务协议，那就是劳务关系，不归我们管。”
我说那我该找谁？
他说：“法院。”
我说法院在哪？
他说：“你手机地图搜一下，劳动纠纷要去民事法庭。”
我说我这个算劳动纠纷还是民事纠纷？
他说：“你这个是合同纠纷，民事的。”
我说那劳动监察管什么？
他说：“管拖欠工资、不签劳动合同、不交社保这些。你这个合同上写了按计件算，工资也给你结了，虽然少，但是结了。我们没法管。”
我说那合同上写的跟实际不一样，产量标准每天涨，这不算骗人吗？
他看了我一眼。这次我看懂了他的眼神——不是冷漠，不是不耐烦，是那种“我跟你说不清楚”的疲惫。他说：“小伙子，你可以去法院起诉，认为合同显失公平，要求撤销或者变更。但是你要有证据证明对方存在欺诈或者胁迫。你有证据吗？”
我有录音吗？没有。我有聊天记录吗？没有。我有证人吗？有，但那六个人跟我一起签合同的，他们现在在哪我都不知道。就算找到了，他们愿意来作证吗？他们自己都还在那个厂里熬着。
我摇了摇头。
他说：“那就不好办。但我可以给你登记一下，回头我们去那个厂看看，做个调查。你留个电话，有消息通知你。”
我说好。
他拿出一本登记簿，让我填了名字、电话、投诉事由。我写的时候手有点抖，不是紧张，是生气。但我不知道自己在气谁。气那个中介？气那个厂？气这个戴眼镜的工作人员？还是气我自己？
填完了，他说回去等通知吧。
我回去了。
等了两周，没有通知。
我打电话过去问，接电话的人说查不到我的投诉记录，问我是在哪个窗口办的，我说不记得了，只有一个编号。他说没编号查不了。我说那我重新投诉一次。他说那你带材料过来。
我又去了。还是那个大厅，还是那些人。这次我拿的是15号。等了三个小时，窗口换了一个年轻姑娘。我把材料递进去，她又翻了翻，说：“你这个我们处理不了，你上次来过了吧？系统里有个登记，但是状态是‘建议协商解决’。”
我说协商什么？我跟谁协商？那个厂我都找不到了。
她说：“那就是没法协商。这样吧，我给你转到仲裁科，你去找仲裁。”
我说仲裁在哪？
她说：“隔壁楼，三楼。”
我去了隔壁楼，三楼。门开着，里面坐着一个老大爷，在看报纸。我说我找仲裁科。他说这里就是，什么事？我把事情又说了一遍。他说：“仲裁也要有劳动关系，你这个是劳务协议，仲裁不受理。”
我说那劳动监察说找仲裁，仲裁说找法院，法院我还没去，你们能不能给我指一条能走通的路？
老大爷放下报纸，看了我一眼。这一眼我看懂了——是那种看了太多可怜人之后，把自己的同情心磨成了老茧的眼神。他说：“小伙子，我跟你说实话，你这个情况，我一个月见几十个。你那个钱要不回来的。不是我们不帮你，是法律上你签了字，你就是认了。你去法院，法院也会让你先调解，调解不成再开庭，开庭了你还要请律师，请律师要钱，你那个538块够请律师吗？就算你赢了，对方不执行，你还要申请强制执行，强制执行要时间，要精力，你在城里吃住都要钱，你耗得起吗？”
我耗不起。
我没说话，转身走了。
下楼的时候，楼梯间贴着一张法律援助的广告，上面写着“为农民工维权，免费咨询”。我拍了个照片，打了上面的电话。是一个律师助理接的，问了我的情况，说：“你这个金额太小了，我们法律援助有门槛，一般要5000元以上才受理。你可以去社区的免费法律咨询点问问，每周三上午有律师值班。”
周三上午我去了社区。社区办公室在一栋居民楼的一楼，门口贴着“法律咨询”四个字，已经掉色了，只剩下“法律”两个字还能看清。里面坐着一个年轻律师，看着比我大不了几岁，桌上摊着几本厚厚的法律书。我说了我的情况，他听完以后沉默了大概十秒钟，然后说：“哥，我跟你说实话，你这个情况，维权成本太高了。你算一下，你去劳动监察来回车费，去法院的诉讼费（虽然小额诉讼只要几十块），但是你请半天假就要损失半天的工资，你跑一趟就要花一天的时间。而且你这个案子，证据对你很不利，你签了那份劳务协议，在法律上你就认可了双方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合作关系，不是劳动关系。你要推翻这份协议，需要证明对方存在欺诈或者重大误解。欺诈的话，你要有证据证明对方故意告诉你虚假信息；重大误解的话，你要证明你对合同内容存在根本性的错误认识。你觉得你有吗？”
我说我以为那个厂会给我交社保。
他说：“合同上没写交社保，你签字的时候没看到吗？”
我说我看到了，但中介说转正以后才有。
他说：“合同上写转正以后了吗？”
我翻了翻手机拍的那份合同——对，我拍了，虽然当时没想着当证据，但就是习惯性地拍了。合同上只写了“试用期不计入社保缴纳范围”，没写转正以后会交。
年轻律师苦笑了一下，说：“这份合同是专业律师拟的，每一句都合法，合在一起就是要你命。”
这句话我在哪听过？对了，刘姓周也说过。
我说那我是不是就没戏了？
他说：“也不是完全没戏，你可以去那个厂所在的街道办投诉，让他们去调解。调解没有强制执行力，但有时候厂家为了息事宁人会退一点。你可以试试。”
我去了街道办。街道办的人很客气，给我倒了一杯水，让我坐着等。等了半个小时，来了一个穿夹克的中年男人，自称是负责劳动调解的。他又听我说了一遍——我那天把故事说了大概有五六遍，每一遍都越说越短，说到最后只剩下干巴巴的骨架：中介，黑厂，交钱，签合同，干不满，拿不到钱。
他说：“你把那个厂的名字和地址给我，我去问问。”
我给了他。宏达电子，开发区的那个蓝厂房。
过了一周，他打电话来说：“我去过了，那个厂说你是自愿离职的，合同上写得很清楚，七天内离职无工资，你干了十五天，他们给你结了五百多，说已经是仁至义尽了。我跟他们谈了，说能不能再退你两百，算是工服押金什么的，他们不同意。我也没有执法权，只能劝。要不你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我说没有了。
他说：“那对不起啊，我尽力了。”
我说谢谢。
挂了电话，我蹲在出租屋的门口，抽了根烟。那根烟抽得很慢，每一口都吸得很深，好像要把所有的不甘心都吞进去，再吐出来就变成烟散了。但烟散了，不甘心还在。
后来我不再跑了。不是放弃了，是跑不动了。
我算了算为了维权花掉的钱和精力：车费来回六趟，每趟八块，四十八块；请假的误工费——虽然当时没工作，但时间也是钱，我本来可以用那些时间去劳务市场等活，每天至少能抢到一两天日结，算下来至少损失了三百块；还有那些心力，那种每次满怀希望去、每次带着失望回的感觉，那种被踢皮球的憋屈，那种你明明觉得有理但就是没人听你的无助。
这些加起来，已经远远超过了那480块。
我后来在一家餐厅找到了工作，洗碗，月薪3500，包吃不住。老板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胖胖的，说话大嗓门，但人不错。她没有让我交任何押金，也没有签什么合同，就说你干一天算一天，月底结账。我干了两个月，她每个月准时发工资，一分不少。有一次我感冒了，她还让人给我熬了姜汤。
那两个月是我来这个城市以后过得最踏实的日子。虽然工资不高，虽然住的还是出租屋，但至少没有人骗我，没有人让我交这费那费，没有组长骂我“眼睛长在屁股上”。
有一天晚上下班，我路过那条街——就是那个中介在的那条街。诚信人力的招牌已经换成了“好运来房产”，玻璃门上贴着“房屋出租”“二手房买卖”。我站在门口看了几秒钟，想起那张红色传单，想起那480块，想起那个戴眼镜的组长，想起劳动监察窗口那个中年男人的头顶。
我想进去问问那个卖房子的，知不知道之前的中介去哪了。但我没进去，问了又能怎样呢？
转身走的时候，我看到街对面有个人蹲在路边吃盒饭。那人穿着蓝色工服，背后印着“XX搬家”的字样。他吃得很急，筷子扒拉得飞快，饭粒掉了一地。旁边放着他的工具——几根绳子，一床旧毛毯，还有一个军绿色的水壶。
我看着他，忽然想起老张。想起公园长椅上的老张，想起桥洞里的那个人，想起劳务市场门口那个说“我走路回去”的年轻人。
他们后来怎么样了？有没有去维权？有没有像我一样，跑到劳动监察，跑到仲裁，跑到法院，跑到街道办，最后发现所有的路都通向同一个地方——一堵墙。
墙上面写着几个字：“建议协商解决。”
什么叫协商？你和一个跑路的人协商？你和一个不接电话的厂协商？你和一个用合法合同把你所有权利都写没了的人协商？
协商就是告诉你：别折腾了，认了吧。
我认了。
不是因为我软弱，是因为我算了账。维权要花的时间、精力、钱，比我要维的那个权本身还要多。这是一个倒挂的天平，砝码全部压在维权者这一边，你越用力，天平越往另一边倾斜。
后来我再也没去过劳动监察大队。
但我每次路过那棵歪脖子树，都会往里看一眼。里面还是那些人，拿号的，等叫号的，蹲着的，站着的，表情都跟我当初一样。他们还在等。等一个不知道会不会来的通知，等一个不知道能不能接通的电话，等一个不知道存不存在的正义。
我只能祝他们好运。
我把那张合同——对，我一直没扔——从钱包夹层里取出来，想撕掉。但我犹豫了一下，又把它叠好，放回去了。
不是为了告他们。
是为了提醒自己，不要再签这种东西了。
可是不签这个，签什么呢？
所有的工作都要签合同，所有的合同我都看不懂，所有我看不懂的东西最后都会变成捅向我的刀。
那我能怎么办？
我只能继续洗碗，继续攒钱，继续小心翼翼地活着，争取不再被骗。
但我知道，这座城市的火车站出站口，每天都有发红色传单的人。她们涂着很厚的粉，笑起来嘴角往上提，眼睛不动。她们把传单塞给每一个拖着行李箱走出来的人。
那些人里，总有人会跟我当初一样，心跳加速，手心出汗，觉得那8000块已经揣进了兜里。
我想在出站口站着，等他们出来，告诉他们不要信。
但我站不了那么久，我也要吃饭。
所以我只能在这里说——如果你看到一张红色的传单，上面写着月薪8000-12000，包吃包住，五险一金，坐着上班，空调车间。
别信。
但我说了也没用。
当初也有人跟我说过类似的话，我没信。
因为你不信这个，你信什么呢？
你总得信点什么，才能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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