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叫小何，没有姓。
不是真的没有姓，是他不想提。何是他妈的姓，他爸姓什么他也不知道。他妈在他十四岁那年跟人跑了，他爸本来就不管他，他妈一走，他爸更不管了。他爸后来也跑了，不知道去了哪个城市打工，再也没有回来过。他被他奶奶养到十六岁，奶奶死了，他就成了一个人。
一个人是什么概念？就是过年的时候没有电话响，没有人在乎你吃没吃饺子，你生病了没人问，你死在外面了可能都没人知道。他十六岁出门打工，到现在二十一岁，五年了，换了十几个城市，几十个工厂，没有一个地方待超过三个月。不是他不想待，是他待不住。黑厂、黑中介、黑工头，他全遇到过，但他比其他人更惨的是——他没有家可以回。
别人被骗了，兜里没钱了，好歹能打电话回家哭一场，家里也许寄个路费，也许说一句“回来吧”。他不行。他没有这个选项。他的通讯录里只有工友、中介、外卖、快递，没有“爸”也没有“妈”。他甚至不知道他们的手机号，就算知道，他也不会打。
他跟阿强做过日结。阿强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睡在劳务市场门口的台阶上，头枕着一个书包，书包拉链坏了，用一根铁丝拧着。阿强问他叫什么，他说小何。阿强说你哪的人，他说不知道。阿强说你老家哪的，他说没有老家。
阿强没再问了。
阿强给他介绍了一个物流园的活，分拣，夜班，一百四一天，抽二十，到手一百二。小何干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拿到一百二十块钱，买了一袋馒头和一瓶水，又回到那个台阶上睡。阿强说你找个地方住啊，哪怕租房呢，一个月三百块那种民房。小何说我没钱租，房租要押金，我连押金都交不起。阿强说你不是刚发了一百二吗？小何说一百二不够，押一付一就要六百。阿强沉默了。他知道，一个人身上只有一百二十块的时候，确实租不了房。
小何就这样过了将近一个月。白天在劳务市场等活，有活就干，没活就睡台阶。他把所有的钱都花在吃饭上，一天两顿馒头，偶尔加一根火腿肠。他不抽烟不喝酒，没有任何娱乐，因为娱乐要花钱。他的手机是老人机，只能打电话发短信，连微信都上不了。他想过买一个智能机，但智能机要钱，流量也要钱，他觉得没必要——反正没有人会找他。
有一天，他接了一个中介的电话，说有一个电子厂，做手机摄像头的，坐着上班，包吃包住，月薪4500。中介姓金，是个瘦高的男人，说话慢条斯理，像个老师。金中介说这个厂不交押金，不体检，直接入职，你来了就行。小何说那你们怎么挣钱？金中介笑了笑说厂里给我们返费，不收你的钱。小何将信将疑，但他实在太想有一个地方住了——包吃包住，这四个字对他来说比什么都重要。他受够了睡台阶，受够了用公共厕所的水洗脸，受够了半夜被蚊子咬醒。他去了。
金中介把他带到一个厂区，门口挂着“XX光电”的牌子。进了一个车间，里面在组装摄像头模组，确实坐着上班，也有空调。小何心里一松，觉得这次总算碰上了靠谱的。他签了一份合同，这次他看都没看，直接翻到最后一页签了字。反正看了也看不懂，反正不签就没活干，反正他什么都没有，没什么可骗的。
第一个月，他拿到了工资条，上面写着应发4500，实发2800。扣了社保、公积金、住宿费、水电费、餐费、工服费、培训费。他问财务，社保和公积金是什么？财务说你以后退休了能领钱。小何想说我才二十一岁，退休还早着呢，而且他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到退休。但他没说话。2800块，管吃管住，对他来说已经是这五年最好的待遇了。他至少有了一张床，一个屋顶，一日三顿饭。
干了三个月，厂里开始裁员。不是全部裁，是裁那些没有“背景”的。劳务派遣的先裁，外包的先裁，正式工留着。小何是金中介介绍来的，属于外包中的外包，连劳务派遣都不如。他第一批就被裁了。走的时候，厂里给他结了一个星期的工资，三百多块。金中介的电话打不通了。
他又回到了劳务市场。
这一次，他连睡台阶的勇气都快没了。他站在天桥上，看着下面车来车往，站了很久。风很大，吹得他站不稳。他想着，如果从这里跳下去，会不会有人记得他？会不会有人给他收尸？会不会有人通知他的父母？他父母会来吗？他们可能都不知道他死了。
他想起了奶奶。奶奶死的时候他哭了一整天，哭到眼睛肿了，哭到没有眼泪了。从那以后他就没怎么哭过。不是不想哭，是哭不出来。好像眼泪和奶奶一起被埋进了土里。
他没有跳。
他走到桥下的便利店，花两块五买了一个面包，坐在门口的台阶上吃。便利店的灯很亮，照着他。一个穿校服的小女孩从店里出来，手里拿着冰淇淋，看了他一眼，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棒棒糖，放在他旁边，跑了。小何看着那个棒棒糖，愣了很久。他拿起棒棒糖，没吃，放进口袋里。
那天晚上，他睡在便利店的屋檐下。店员没有赶他。凌晨的时候下雨了，雨水溅到他脸上，他醒了一下，往里缩了缩，又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他被一个人叫醒。是一个中年男人，穿着冲锋衣，戴着眼镜，蹲下来看着他。男人说：“小伙子，你是不是没地方住？我这边有个工地，你去不去？日结，一天两百，管一顿饭。”小何坐起来，看着那个男人。男人的眼神很诚恳，说话的语气也很温和。小何想，又是一个中介。但他还是点了点头，因为他需要那两百块。
男人骑电动车带他去了一个工地。是建高架桥的，在城郊，到处都是钢筋水泥和灰尘。工头让他搬钢管，一天两百，中午管盒饭，晚上干完结账。小何搬了一天钢管，手套磨破了，手心起了血泡。晚上工头给了他两百块，两张一百的，崭新的，嘎嘎响。他攥着那两百块，站在工地门口，不知道今晚该去哪里。
工头看他站着不走，说：“你是不是没地方住？”小何点头。工头说：“旁边有个工棚，还有空位，你今晚先住着，明天再干一天，凑够了钱去找个房子。”小何说谢谢。
他住了三天工棚。第四天，工头说项目停了，没活了，让他走。他又领了两百块，加上之前的两百，一共四百块。他拿着这四百块，在城中村找了一个单间，月租三百五，押一付一，他只有四百，不够。房东是个老太太，看了他一眼，说：“你先住吧，押金下次补。”小何说了声谢谢，住了进去。
房间在一楼，没有窗户，只有一扇铁门，关上了就伸手不见五指。但他很高兴。这是他这辈子第一次有自己的房间。他买了一个灯泡，拧上去，亮了。他看着那个发光的灯泡，看了很久。黄色的光，暖的，像小时候奶奶点的煤油灯。
他开始在这座城市里重新找工作。他不要中介介绍的，自己拿着身份证去工业区一家一家问。他问了几十家，要么不要人，要么工资太低。他高中都没上过，没有技能，没有学历，没有任何优势。最后他找到了一家做纸箱的厂，月薪三千，包吃不包住。他算了算，房租三百五，吃饭一个月大概六百，水电五十，还剩两千。他答应了。
干了两个月，厂里效益不好，开始拖欠工资。第一个月拖了十天，第二个月拖了二十天。他没钱交房租了，老太太来敲门，问他房租什么时候交。他说再等等，工资还没发。老太太说我看你一个人怪可怜的，再宽限你一周。一周后，工资还是没发。小何把口袋里最后的三十块钱给了老太太，说这是水电费，房租我下个月补。老太太叹了口气，没说话。
第二天，他下班回来，发现房间的门被换了锁。他站在门口，手里拿着钥匙，插不进去。他敲了敲门，没人应。他给老太太打电话，老太太说：“小伙子，对不住，我儿子说你不能住了，你欠了两个月房租。你的东西我给你装在袋子里了，放在门口。”
他低下头，门口确实有一个蛇皮袋。他把蛇皮袋打开，里面是他的全部家当：几件衣服，一条毛巾，一个水杯，还有那个棒棒糖——已经化了，黏在袋子上，粘住了衣服。他把棒棒糖的包装纸剥开，糖已经变成了一摊黏糊糊的东西，不能吃了。他把包装纸叠了叠，放进口袋里。
他又回到了街上。
这一次，他去了火车站。不是要走，是因为火车站有座位，有灯，有厕所，还有24小时营业的麦当劳。他坐在麦当劳里，不买东西，也没人赶他。他看着窗外的人来人往，每个人都有一个方向，而他没有。
他想起了那个棒棒糖，想起了那个小女孩。他想，这个世界上还是有人对他好的，哪怕是陌生人。他决定再试一次。
他在麦当劳坐了一整夜，第二天早上去了劳务市场。这次他没有找中介，而是直接站在路边等车。有一辆面包车停下来，司机喊：“纸箱厂，日结，一百三！”他上了车。到了厂里，他发现就是之前那个拖欠工资的纸箱厂——同一个厂，换了个名字。他没吭声，干了活，晚上拿到了一百三。第二天又去，又拿了一百三。第三天去的时候，厂门口贴了一张纸：“暂停招聘。”他又没活了。
他蹲在厂门口，抽了根烟。烟雾在眼前散开，模糊了远处的天空。
他想起五年前，他刚出来打工的时候，在一个建筑工地上搬砖。有个老工友问他：“你这么小，怎么不读书？”他说没钱。老工友说：“你爸妈呢？”他说没有爸妈。老工友沉默了很久，然后把自己的半盒烟递给他，说：“小子，这世上没人管你，你就得自己管自己。别死了，死了就什么都没了。”
他没死。
但他不知道活着是为了什么。
他站起来，把烟掐灭，弹进垃圾桶。然后往劳务市场的方向走去。路上经过一个电话亭，他停下来，摸了摸口袋里的硬币。他拿起话筒，犹豫了很久，然后拨了一个号码——他妈的手机号，他记在心里，从来没打过。
电话通了。
“喂？”是一个女人的声音，但不是他妈的声音，是一个年轻女孩的声音。
“请问你是谁？”女孩问。
他挂了。
他不知道他妈是不是换号了，也不知道这个女人是谁。他只是忽然意识到，就算打通了，他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他从来没有叫过她“妈”，她也没有让他叫过。他们之间什么都没有，连陌生人都算不上——陌生人至少还有第一次见面的机会，他们连这个都没有。
他放下话筒，走出电话亭。
太阳很大，晒得他后背发热。他抬起头，眯着眼睛看太阳，看到眼睛发花，眼前一片白光，什么都看不见了。他闭上眼睛，那片白光还在，像一扇开在黑暗中的门。
他睁开眼睛。
门没了。
他继续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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