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城的夏天过去了。
没有人注意到它是怎么过去的。春天的时候，槐树发了芽，夏天的时候，槐树开了花，秋天的时候，槐树的叶子黄了，落了，被风吹到朱雀大街的每一个角落，被行人的靴子踩碎，被雨水泡烂，被扫地的坊丁扫进簸箕里，倒进看不见的地方。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快得来不及回头。
三月，张振宇的右手拆了纱布。掌心里的伤口愈合了，留下一道从虎口延伸到小指根部的疤痕，粉红色的，像一条干涸的、不会再有水的河流。李飞让他试着握拳，他握了，手指碰到了掌心，疤痕绷紧了，白色的，像一张被拉开的弓。李飞说可以握刀了，但不能太久，每天不超过半个时辰。张振宇点了点头，当天下午就在偏院的槐树下站了半个时辰，左手握刀，右手垂在身侧，一动不动。半个时辰后他回到屋里，右手的疤痕裂开了，血从纱布里渗出来，他没有说，李飞也没有问。
四月，赵磊的烤肉摊在东市扎下了根。不是原来那个犄角旮旯的位置，是主街上一间新开的铺面，门脸不大，但正对着东市的牌楼，人来人往，车水马龙。赵磊给它起了个名字叫“赵记”，没有更多的字了，因为他说“名字越长死得越快”。铺子里不卖别的，只卖烤肉和一种他自己研发的、加了西域香料的、长安城独一份的胡饼。每天不到酉时，铺子门口就排起了长队，有穿绸缎的富人，有穿布衣的百姓，有穿铠甲的兵卒，有穿袈裟的和尚。赵磊站在烤炉后面，眼镜片上全是油烟，但他笑得很开心。那种笑容和他在直播间里的笑不一样，和他在赵府里的笑也不一样，是一种“我做的饭有人爱吃”的、厨子特有的、踏实的、满足的笑。
五月，柯尚钰后背的伤彻底好了。李飞拆了最后一根线，用指腹在疤痕上按了按，说“可以带刀了”。柯尚钰当天晚上就把两柄短刀别在了腰后，蓝色绳结在月光下泛着幽冷的光。他站在观星茶肆的院子里，十指张开，千丝断魂的丝线从指尖射出，在月光中织成一张几乎看不见的网。网的中心是一只飞蛾，飞蛾扑棱着翅膀，撞在网上，缠住了，挣扎了几下，不动了。柯尚钰收了丝线，飞蛾落在地上，翅膀还是完整的，没有破，没有断，但它再也飞不起来了。
六月，尹广湖的指尖长出了新皮。李飞拆了纱布，他的十根手指露出来，指尖的皮肤是粉红色的，薄得像蝉翼，能看到底下青色的血管。李飞让他试着捡起一粒芝麻，他用拇指和食指捏了三次，第三次捏起来了，芝麻在他指尖停留了一息，然后掉了。他再捡，又掉了。他再捡，又掉了。他捡了整整一个下午，直到暮色四合，直到院子里那棵老槐树的影子从东边移到了西边。他终于把那粒芝麻从桌上捡起来，放进了李飞手心里。李飞看着掌心里那粒芝麻，看了很久，没有说话。
七月，胡瑶瑶回了一趟胡府。胡崇献从陇右回来了，不是皇帝召的，是他自己请旨回京述职，带了一队亲兵，风尘仆仆地进了长安城。他没有穿铠甲，只穿了一件洗得发白的布袍，脸上的皱纹比去年深了，鬓角的白发比去年多了，但他的腰背还是直的，走路还是带风的。他见了胡瑶瑶，没有问她婚礼那天的事，没有问她为什么偷偷跑去终南山，没有问她手腕上那对玉镯是谁送的。他只是坐在堂屋里，喝了一盏茶，说了一句“你像你娘”，然后把茶盏放下，起身去了书房，一夜没有出来。
八月，陈梓铭在观星茶肆的地下挖了一间密室。不是他自己挖的，是天机阁的工匠挖的，用了三天三夜，挖出一间两丈见方的石室，四面墙壁用青砖砌了，顶上用石板封了，只留一个窄窄的入口，藏在茶柜后面。石室里没有窗户，只有一盏长明灯，灯油是从西域来的，据说能烧三年不灭。陈梓铭把天机阁最机密的密档搬进了石室，包括那本记载了三百年来所有降临者的册子，包括那块刻着“天机不可泄露”的玉牌，包括他父亲留下的、他从来没有给任何人看过的、一沓泛黄的、写满了蝇头小楷的信纸。
九月，长安城下了一场雨。不是春雨，不是夏雨，是秋雨。又细又密又冷，打在脸上像针扎。唐靖超站在书房的窗前，看着院子里的老槐树。槐树的叶子黄了大半，被雨打落了一地，湿漉漉地贴在地面上，像一幅被打翻了的、还没画完的油画。他把手伸进袖中，摸到了那块莲青色的帕子。帕子上的桃花香气已经彻底闻不到了，只剩下面料的触感，柔软的、光滑的、像被无数次抚摸过的、不会再开花的皮肤。
他把帕子拿出来，放在案上。
帕子的角落，那朵桃花还在。花瓣是粉色的，花蕊是黄色的，针脚细密，像真的一样。他用指腹轻轻拂过花瓣，一下，又一下。然后他把帕子折好，重新放回袖中。
九月的长安城，看起来和往年没有什么不同。街市还是热闹的，胡饼摊子还是冒热气的，馄饨摊子还是排长队的，卖糖葫芦的小贩还是推着独轮车在朱雀大街上走来走去的。朝堂上的人还是那些人——李隆基还是坐在龙椅上打盹，杨国忠还是在下朝后和崔寓窃窃私语，高力士还是站在殿门口像一尊不会动的雕像。安禄山还在范阳，史思明还在他手下当差，安庆绪还在等着他爹死了好接班。一切都和去年一样，和前年一样，和过去的很多年一样。
但唐靖超知道，不一样了。
陈梓铭每天都有新的密报送来。密报上说，安禄山在范阳又增兵了，名义上是“防契丹”，实际上是在挑选精锐，组成一支专门用来长途奔袭的骑兵部队，每人两匹马，昼夜可行三百里。密报上说，安禄山在军中散布了一个说法——“朝廷要削藩，要先拿范阳开刀”。士兵们信了，因为他们亲眼看到朝廷派来的监军被排挤走，亲眼看到杨国忠的亲信被调离，亲眼看到长安城来的使者被挡在节度使府门外。密报上说，安禄山最近常做同一个梦，梦到一匹白马从东方跑来，跑到他面前停下来，马背上没有人，但马鞍是金色的。他找术士解梦，术士说“金者，贵也。无人者，主自为”。安禄山听了大笑，赏了术士百两黄金。
唐靖超把这些密报一封一封地看完，一封一封地烧掉。纸灰在铜盆里打着旋，黑色的，轻飘飘的，像一群刚刚死去的、还来不及被命名的蝴蝶。
九月的最后一天，天还没亮，陈梓铭来了。
他没有敲门，直接从窗户翻了进来。月白色的袍子上沾着露水，头发有些乱，脸色很差，但眼睛是亮的，亮得像两颗刚从火里取出来的、还带着余温的炭。
“超叔。”他的声音沙哑，那种关羽音今天听起来像是被砂纸打磨过的。
唐靖超从榻上坐起来，没有点灯。月光从窗外透进来，把陈梓铭的脸照得半明半暗。
“安禄山起兵了？”唐靖超问。不是猜测，是确认。
陈梓铭沉默了。他的嘴唇动了几下，但没有发出声音。他深吸了一口气，从袖中抽出一张纸条，递过来。纸条上没有字，只有一个朱红色的印戳——天机阁最高级别的密报标记，三道红线，每一道线都代表一个独立的、交叉验证过的、确认无误的消息来源。
三道红线。唐靖超接过纸条，纸条很轻，轻得像一片被风吹落的叶子。但他握在手里的时候，觉得它很重，重得像一块铁，像一块石头，像一整座山。
“什么时候？”他问。
“明天。”陈梓铭的声音很低，低到像是在说一个不能让月亮听见的秘密，“十月初一，范阳。起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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