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望道居回来的第三天，老马传话来了。
傍晚，陆川刚从赌场收工回来，正在公寓里洗掉身上的烟味和水泥灰。水龙头里的水冰凉，浇在后颈上激得人牙根发酸。老马推门进来的时候，陆川正用一条破了边的毛巾擦脸。
“明天别去工地了。”老马靠在门框上，手里夹着一根没点着的烟。
“关爷有事？”
“开会。”老马把那根烟叼在嘴里，划了根火柴，火光照亮了他缺了半颗门牙的嘴，“关爷的规矩会。所有在他手下吃饭的人都要到。你，你那十三个兄弟，赌场的老周老孙小许，工地的王三，还有码头那边的几个——都到。关爷每年春天开一次规矩会，今年是第五年。你是新来的，第一次听。”
“规矩会？”
“去了就知道了。”老马把火柴摇灭，吐出一口烟，“关爷的规矩会，不能迟到。”
第二天，上午九点。地点不在关爷的宅子，在池袋那间地下赌场。赌桌被搬到了墙角，麻将牌和骰子收进了储物柜，筹码箱锁进了金库。平时摆满酒瓶的吧台被清理得一尘不染，花姐在吧台后面烧水泡茶，茶香混着赌场残留的烟味在空气中纠缠。几十把折叠椅摆成三排，正对着吧台旁边一块空出来的区域。那地方平时放着花牌桌，现在花牌桌被挪走了，地上只铺了一块旧榻榻米。
关爷还没到。
陆川带着阿龙阿虎海生坐在第二排。阿虎一坐下就开始东张西望，数人头——赌场的老周靠在墙角闭目养神，两只手交叉在肚子上，像个等开饭的厨子。老孙坐在第一排最边上，手里转着一枚筹码，拇指在筹码边缘来回摩擦，动作机械而熟练。小许坐在最后一排靠门的位置，脊背挺得笔直，和他在金库门口站岗时的姿势一模一样，只是手里没有甩棍。王工头也来了，他坐在第三排角落里，低着头，两只手夹在膝盖中间，像是怕被人注意到。码头那边的人陆川见过几个——有个膀大腰圆的叫铁锚，以前是大连港的装卸工，后来在东京湾码头上扛货，块头比阿龙还壮一圈。他旁边坐着几个同样做码头工的兄弟，个个虎背熊腰。
“哥，今天咋这么多人？”阿虎压低声音。
“别说话。”阿龙说。
“我没说话，我就是——”
阿龙转过头来看了他一眼。阿虎把嘴闭上了。
九点整，关爷从后门进来。他今天穿了一件铁灰色的中山装，扣子系到最上面一颗，领口勒得很紧。头发往后梳得一丝不苟，脸上那道刀疤在赌场惨白的日光灯下格外刺目。他身后跟着老马，老马手里拎着一个黑色的公文包，包看起来有些年头了，皮面上有裂纹，边角磨得发亮。关爷走到吧台旁边的空地上，站在那块旧榻榻米正中，转过身来看着所有人。他的目光从第一排扫到最后一排，在每个人脸上都停了一瞬。那目光不锋利，但沉，像一把用钝了的铡刀，不割肉，但压骨头。
“人齐了。”老马说。
关爷点了点头。
“今天叫你们来，是讲规矩。”他的声音不大，但在密闭的地下空间里听得很清楚，每个字都像钉子钉在木板上，“你们跟着我关某人吃饭，有的跟了十几年，有的刚来几个月。不管新来的还是老人，规矩是一样的。规矩不是我定的——是在日本这块地方，中国人要想活着，就必须守的。”
他伸出手，老马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个东西放在他掌心里。不是刀，不是枪，是一块黑色的木牌。巴掌大小，长方，边缘磨圆了，牌面上刻着三个红色的汉字——“义”。字刻得很深，朱砂填嵌，笔锋如刀削，红得发暗，像是渗进木纹里太久了的血。
“这是互助会的牌子。”关爷把木牌举起来，让所有人都能看到，“一九四六年，我跟着一个山东老头在黑市上倒卖军需物资。那时候日本刚投降，满大街都是饿死的、冻死的。中国人在这里没有身份，没有户口，没有保护。日本人不管我们，中国领事馆管不过来。我们自己组织了一个互助会——不是帮派，就是大家凑钱买米、凑人守夜。这块牌子是我们那时候的信物。盖了章的。”
他用拇指在木牌边缘摩挲了一下，那道老疤在灯光下泛着白。
“后来韩国人来抢地盘。他们那时候在日本人眼里比我们高半级——日本警察不抓韩国人，专抓中国人。他们抢我们的仓库，打我们的兄弟，抢了货还报警说是我们偷的。我们找日本人评理，日本人不管。找韩国人说和，他们说地盘是他们的。互助会开了三天会，最后决定——动手。”
他把木牌翻过来。背面也刻着字，比正面的“义”更小、更密，是一排名字。七个名字，从上到下，笔画粗细不一，像是用不同工具刻上去的。
“第一仗，我们死了七个人。”关爷的手指在每个名字上停了一瞬，“这七个人，最大的四十二岁，最小的十六岁。名字刻在这里。每年今天，我会把这牌子拿出来给你们看——不是为了让你们记住他们，是让你们记住：中国人在这块地方流的血，够多了。”
地下室里没有人说话。花姐倒茶的手停在半空中，茶壶嘴悬在杯沿上方，忘了往下倒。阿虎吞了口唾沫，喉结上下滚动。海生盯着那块木牌，眼睛一眨不眨，把他看到的每个字、每个刻痕的深浅都往脑子里记。陆川沉默着。他见过死人，在部队见过，在大连见过，在底舱的风浪里也差点自己变成死人。但他没见过这种死法——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一个叫“互助会”的东西。七个人，最小的比他弟弟还小两岁。
关爷把木牌放在吧台上，面朝所有人。然后他竖起一根手指。
“第一。不碰毒品。”他的语气变了，不再是讲古，是讲规矩，“谁碰了，不用等警察——我自己清理门户。我见过碰毒的前辈——三十岁死在厕所里，针头还扎在胳膊上，瞳孔放得跟猫一样大，身体蜷成一团，裤子上全是屎尿。他老婆抱着尸体哭，哭不出声，嗓子已经哭哑了。”
他的手指在空中顿了顿，像在回忆那张脸。
“第二。不碰军火。你在街上动刀子，是伤害罪。你碰了枪，是国贼。日本人可以用枪——他们是日本人，有护照，有律师，有议员帮他们说话。我们中国人被抓了，没有人帮我们说话。碰了枪就是死罪，没有任何余地。”
“第三。不杀警察。”关爷的手指悬在半空中，“这条不用解释。你敢动警察一根手指头，不管你是哪个堂口的，不管你跟了我多少年——所有人都会跟你划清界限。包括我在内。日本警察不抓你，我亲自把你交给他们。”
他把三根手指收回去，握成拳头。
“这三条是高压线。碰了谁都保不住你。剩下的规矩——不欺客、不贪财、不出卖兄弟——我不展开讲，你们自己心里有数。规矩是用来保护老实人的，也是用来约束聪明人的。你们中间有些人很聪明——比关某聪明——但聪明人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以为自己可以不用守规矩。”
他的目光在陆川身上停了零点几秒。不是警告，是提醒。
“在这一行，聪明反被聪明误的例子太多。我今天不讲别人，就讲一个我自己亲眼见过的人。”关爷放下手，走到吧台边拿起花姐倒好的茶喝了一口，“这个人姓刘，大刘，河南人，比我早两年来日本。刚来的时候身无分文，在码头上睡纸板，后来靠倒卖废铁起家，攒了第一桶金。大刘是我见过最聪明的人——他会讲日语，会记账，会跟日本人谈生意。那时候中国人在日本做生意很难，但他能做。他把日本的废旧机器买下来，拆成零件卖回国内，赚了三年的好钱。后来他觉得赚钱太慢，开始走私。走私电视机、录音机、摩托车。他觉得走私也不过瘾，开始碰药。他觉得碰药风险太大，开始自己制——在横滨租了个仓库，搞了个实验室，做兴奋剂卖给日本暴走族。”
关爷端着茶杯，声音平稳得像在念一份已经翻阅了无数遍的档案。
“有一天晚上，大刘的仓库炸了。不是警察查的，是他自己操作失误——化学药品配比错了，着火烧了整个仓库。消防队来了，警察也来了。大刘跑了，但三天后在码头被抓。判了十五年。在监狱里待了六年，得了肝癌，保外就医。我去医院看他，他躺在床上一身黄疸，眼睛都是黄的。他拉着我的手说：‘关哥，我这辈子最大的错误，就是觉得自己比别人聪明。’”
关爷放下茶杯。
“他不是比别人聪明。他是忘了规矩。规矩是底线，不是天花板。你可以往上飞，但你不能往下掉。往下掉的人，没有回头路。”
他把那块木牌重新拿起来，放进公文包里，动作很慢，像是送一个老朋友回家。
“今天就讲这么多。你们记住也好，记不住也罢，关某说过了。”
他转身要走。老马从吧台后面绕出来，准备跟在关爷后面去开后门。花姐把茶壶放下，开始收拾杯子。
陆川忽然站起来。
“关爷。互助会那七位前辈，他们的家人都还在吗？”
整个赌场的空气凝固了一瞬。老周睁开了一直闭着的眼睛。老孙手里那枚筹码停了。阿龙转头看着陆川，不知道他要干什么。花姐手里的茶壶又悬在了半空中。关爷停下脚步，转过身来看着陆川。看了很久，久到阿虎开始替他捏一把汗。
“有的还在。”关爷的声音很轻，“有的找不到了。”
“在国内？”
“国内。山东、辽宁、福建。有几个当年是偷渡来的，家里不知道人在日本。后来死了也没办法通知——国内知道了要追查偷渡的事，家属可能被牵连。所以那七个兄弟，死的时候连坟都没有。骨灰洒在东京湾里。”
关爷沉默了一会儿。
“每年清明，我去台场海边烧纸。不烧墓碑，不写名字——怕海关查。就对着东京湾的方向，烧几张黄纸。”
他说得很平淡，像是在描述一个已经重复了太多次的习惯。但那个习惯本身，就是一个老江湖在异国他乡里守了四十年的一场私密的葬礼。对着东京湾，烧几纸黄纸。没有名字，没有墓碑，只有他自己知道烧给谁。四十年前那七个人的名字刻在木牌上，四十年后他们的骨灰漂在海里。
“那他们的家人，后来有人找过吗？”陆川问。
关爷看着陆川，看了很久。然后他说：“这些年忙着活命，没顾上。”这个回答不在任何人意料之外——在异国他乡，中国人连活着都要拼尽全力，谁还有余力去寻四十年前的亡魂。但关爷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里没有辩解，只有陈述。像是在陈述一条他自己也不愿意接受但不得不接受的账目。
“以后，如果我们能回国，”陆川说，“我帮您去山东、辽宁、福建——能找到几个算几个。告诉他们，他们的家人在日本没给中国人丢脸。”
关爷站在原地没有动。他脸上的刀疤在日光灯下显得格外老，格外深，像一道干涸了很久的河床。但他的眼睛里有东西在动——不是泪，是某种被埋了很久的东西正在往上翻。
“好。”他说了一个字。
然后他转过身，推开后门走了出去。
老马跟在他后面，走之前回头看了一眼陆川。那个眼神很复杂——有意外，有审视，还有一点极淡的认可。他嘴里叼着的烟已经灭了，他没再点。
关爷走后，赌场里没人动。花姐站在吧台后面，手里还拿着那只悬了半天的茶壶。老周在角落里咳嗽了一声，重新闭上了眼睛。老孙把那枚筹码收进了口袋里，站起来开始收拾椅子。小许从最后一排走过来，看了一眼陆川，微微点了点头。王工头在角落里抬起头来，脸上的表情像哭又像笑——他爹也是那批偷渡客里的一个，到死没回过家，骨灰也洒在东京湾。散场的时候他站起来，走到陆川面前，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最后只挤出来两个字：“谢了。”
“不用谢。”陆川说。
“关爷这四十多年，从来没在规矩会上说过互助会的事。今天是第一次。”
陆川没有说话。他只是转头看了一眼吧台上那块旧榻榻米——关爷刚才站过的地方，草席面上有两个极浅的脚印，正在慢慢消失，像一个人站得太久了，连榻榻米都记住他的重量。
阿虎从椅子上弹起来，伸了个懒腰。“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今天谁要挨揍呢。”
“你脑子里除了挨揍还有别的吗？”阿龙说。
“有啊。拉面。大碗的，要有叉烧的那种。”
阿龙摇了摇头，站起来准备走。阿绣从第三排走出来，手里还攥着半截针线——他刚才一边听关爷讲话一边补袖子。海生从椅子上跳下来，从口袋里掏出那张折叠刀，按了按刀刃，确认它还够紧。阳光从后门漏进来，照在空荡荡的赌桌上，照在叠得整整齐齐的折叠椅上，照在吧台上那块还没来得及收走的旧榻榻米上。
下午，公寓里，阿虎躺在那六叠榻榻米上，开始掰指头算这个月赚了多少工钱——工地的日薪涨到一万八之后，他每个月能存下将近一半。“再干半年，”他说，“我就能买辆摩托车了。二手的。真由美说她帮我挑，她说台场那边有个修车厂，老板是她爸的朋友，能把最烂的引擎修成新的。”
“你还没把她忘了？”阿龙问。
“忘了谁？”
“那个金毛。”
“人家叫真由美。”阿虎坐起来，“而且她不是金毛——她染的是栗色。她说下次见面要染成红色。哥，她跟别的日本女孩不一样——她飙车，打架，抽烟，笑起来跟咱们码头上的姑娘一样野。”
“她是日本人。”阿龙说。
“日本人咋了？”
“你是中国人。”
“我知道我是中国人。”阿虎翻了个身，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把胳膊垫在脑袋下面，看着天花板上那道裂缝，又补了一句，“她跟我说过一句话——‘从今天起，你们的事就是我的事’。这句话是她用发胶和打火机逼退两个极道之后说的。没人逼她。她自己选的。”
阿龙没有再说话。他靠在墙上，看着窗外那一小片被空调外机挡得支离破碎的天空，想起了小百合。青森的拉面店姑娘，两颗虎牙，喜欢吃他带的饺子。他已经两周没去那家拉面店了——不是因为不想去，是因为最近工地加班太多，收工的时候拉面店已经关了。上周六他特意提前半小时溜出工地，赶到拉面店的时候，小百合正在擦桌子。她看到他，愣了一下，然后从围裙口袋里掏出一个用保鲜膜包好的饭团递给他，说：“昨天你没来，我以为你不来了。”饭团是三角形的，里面裹着一颗酸梅干，和他来日本第一顿饭吃到的一模一样。他说：“谢谢。”她说：“不客气，饺子君。”那天他在拉面店里坐了很久，吃到最后一个饺子才发现碗底多了一块叉烧——是小百合偷偷加进去的，没告诉他，也没多收钱。
阿龙把手伸进口袋，摸到了那个保鲜膜。他把它留下来了——洗干净，叠好，放在工装口袋里。他不知道为什么要留，但他知道这件事他不会告诉任何人。
钟亦鸣坐在角落里，面前摊着一大张手绘图表。不是工地的出工单，是一张时间线。左边写着“1985.9 广场协议”，右边画了一条红色的曲线一路往上飙，曲线旁边标注着日元兑美元的汇率变化。最右边是一个问号，旁边用红笔圈了一行字：“日本央行下一次加息会是什么时候？”他咬着铅笔头，眉头皱得很紧，像一个解不出期末考题的学生。他抬头对陆川说：“我在算一件事。如果央行加息，股市会跌多少。”
“你觉得会加息？”
“一定会。现在的利率太低，等于政府往市场里灌水。水太多，迟早要淹。我在证券公司的营业部看了三天——那些买股票的人，十个里面有八个不知道利率和股价的关系。他们只会看涨跌榜。什么时候加息，什么时候泡沫就开始收缩。”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还早。”钟亦鸣推了下眼镜，“泡沫还在膨胀。但膨胀的时候最危险——因为没人知道顶点在哪。我明天再去趟营业部，把最近三个月的交易量数据抄回来。”
海生从外面回来，手里抱着一个纸袋。他今天没去赌场，也没去工地。他去了新宿站。不是去玩，是去数人。
“陆哥，”他把纸袋放在榻榻米上，“新宿站东口今天下午的人流量我数了——一小时大概三千五百人左右，比上个月多了一成。地铁站扩建的施工围挡已经拆了，新出口大概下个月就能开。另外我在车站书店里翻了一本《周刊现代》，里面说都营新宿线明年初还要再往西延伸。新出口旁边那块空地——就是关爷手里那块‘桥’的地——最近三个月已经有三个不动产商派人来看过。”
“你数了来看地的人数？”
“嗯。他们穿的衣服跟工地的不一样——工地穿工装，他们穿衬衫和皮鞋。有些衬衫袖口有金纽扣。最近一次是三天前，一个戴眼镜的男的，带了一个助手，两个人在那块地前面站了二十分钟，用卷尺量了地界。那个男的是丰田不动产的——他腋下夹着的文件夹上有他们的社徽，倒三角里面一个圆。”
陆川听完，把帆布包垫在脑后，躺下来，看着天花板上那道裂缝。他已经从关爷嘴里听过了互助会七个人的骨灰洒在东京湾的故事。从钟亦鸣嘴里听过了泡沫膨胀和央行加息的隐忧。从海生嘴里听过了都营新宿线新出口和丰田不动产的社徽。从阿虎嘴里听过了真由美摩托车引擎的轰鸣声。这些声音在六叠榻榻米上空汇聚，和窗外霓虹灯的电流声、楼下自动贩卖机的嗡嗡声、隔壁居酒屋里日本老头拉二胡的旋律混在一起，变成一首只能在这间公寓里听到的歌。
海生从纸袋里掏出几个东西放在榻榻米上。一本在车站书店买的《日本经济新闻》。一张从报纸上剪下来的豆腐块新闻，标题是“都营新宿线延伸计划，周边地价半年内涨逾三成”。还有那把关爷给他的折叠刀——他在车站碰到了一个想摸他包的小偷，手刚伸进夹层就被海生捏住了腕子。小偷转头发现刀尖已经抵在自己肋下，刀没开刃，但抵在肋骨上的凉意足以让他识相。小偷迅速把手抽回去，消失在人群里。海生把刀收回袖子里，面不改色地继续翻完那本《周刊现代》。回到公寓，他掏出刀子和墨镜，发现刀柄上那条蛇的眼睛被磨得更亮了。
“这把刀用过没？”他问关爷。
“见过血。没杀过人。”关爷在规矩会上说过这句话——后来阿虎追着海生问什么叫“见过血没杀过人”，海生没理他。
陆川从榻榻米上坐起来，把帆布包里的东西一样一样掏出来放在膝盖上。一把军用匕首，老班长退伍时送的。几件换洗的衣服，已经洗得起了毛边。一个塑料袋裹着的人民币，还剩最后几张。阿绣缝的护膝垫，工地上用来跪在碎石子上的，针脚细密，密密匝匝地走了三层。那颗干枣，用红绳穿着，关爷年夜饭那晚给的——枣到了，人还没到，树还没种。他把红绳缠在手腕上，打了个活结，然后站起来。
“明天，我去找关爷。”
“什么事？”阿龙问。
“桥的事。那块地，丰田不动产盯上了。如果他们出价，森田组会抢，陈金龙也会抢。关爷手里那块地——不能等他来定。今天讲规矩的时候他讲了一句‘互助会七个人的骨灰洒在东京湾里’，这是在告诉所有人——他那代人已经付够了代价。但代价不会因为你付够了就自动停止。新宿地铁新出口下个月开通，地价还要涨。如果我们在开通之前拿不下桥，等森田组和陈金龙反应过来就来不及了。”
“你是说——先下手？”
“不是先下手。”陆川把匕首放回帆布包，“是先把关爷稳住。他老了。他那代人以为土地就是根，但地契写的是日本字。在这块土地上，没有中国人能真正拥有什么——你死在这里，骨灰都不一定能埋在这里。但我们可以做一件事：在泡沫最大的时候把桥卖掉，把钱拿回国内，或者换成别的能带走的资产。关爷可能不同意——他攥着那块地太久了，像攥着互助会的木牌一样。但攥着的代价，就是被想抢的人连手带牌一起剁掉。”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看着窗外那一小片被霓虹染红的天空。
“我去跟他说——桥不是根。桥是船。船是用来渡人的，不是用来守着等它生锈的。把人渡过岸，船可以不要。老陈说过一句话——‘树和贼的活法不一样’。关爷想做树，但在这块土地上，我们只能是贼。贼的活法不是扎根，是拿走该拿的，然后活着离开。”
窗外，歌舞伎町的霓虹又亮了一排。阿虎凑过来，看了一眼陆川手腕上那根红绳，问：“陆哥，那个枣能吃不？”陆川低头看了看那颗干枣，枣皮皱得像老陈的矿坑旧疤，但红绳越磨越亮。“不能。这是种子。”
晚上，陆川去找关爷，把关于桥的想法说了。关爷坐在茶室里，端着茶杯听完了陆川的每一句话——关于丰田不动产，关于地铁新出口，关于“攥着不如放手”。他没有表态，只是把茶杯转了三圈，然后抬头看着壁龛里那幅“静水流深”的字画。那是赤松敏宏送的字，但字是中国人写的。关爷说这是三年前赤松请人在京都裱的，送来的时候说了一句“关爷用得着”。直到现在他才觉得自己终于开始理解赤松那句话的弦外之音。
“桥不是根。桥是船。”关爷重复了一遍陆川的话，放下茶杯，“你这话是从老陈那儿听来的？”
“不是。是我自己想的。老陈说树和贼的活法不一样——但他说的是扎根，我说的是渡人。船是渡人的，把人渡过岸，船可以不要。前辈们的骨灰洒在东京湾里，那不是根，那是船沉了。我们这代人的任务是——在船沉之前，把人渡过去。您守了四十年的桥，不是让兄弟们走过去的，是让他们能回头看的时候，知道桥还在。但桥迟早要塌——泡沫迟早要破，日本人自己都在卖地。我们得在桥塌之前，把该拿的拿了，该走的走了。”
关爷沉默了很久。窗外的雨停了，茶室里只剩下电灯低沉的嗡嗡声和茶杯里茶汤晃动的细响。然后他站起来，走到文件柜前面——一个老旧的铁皮柜子，油漆已经磨得露出底色——从最里面拿出一个牛皮纸文件袋，袋子上盖着红色的“绝密”印章。他盯着那枚红印看了几秒，然后把文件袋推给陆川，说：“桥的地契在你手里了。你说得对——我这代人是攥着东西死掉的。你们这代人，该学会放了。但记住：放不是丢。放是让东西去它该去的地方。”陆川接过文件袋，没有打开看。他把文件袋放进了帆布包最里面，放在那颗干枣和军用匕首之间。
回到公寓已经深夜。阿虎还在用扑克牌跟海生赌明天早上的洗碗权——海生已经连赢三局，阿虎非说海生作弊，理由是“你记牌比我记单词还快”。海生把牌码得整整齐齐放在榻榻米上，说：“不是作弊。是你每次出牌前都挠眉毛——挠左眉毛是大牌，挠右眉毛是小牌。”阿虎愣了一下，然后把手里的牌往榻榻米上一拍：“以后跟你打牌我戴头盔！”
阿绣还在缝东西，不是工装，是那块一直舍不得用的碎布料。他把它裁成了几块小方巾，每一块都锁了边。陆川问他给谁做的，他说：“给那几个兄弟——关爷说的，互助会的七个。清明的时候烧给海。不能回家，至少有人给他们烧东西。”他的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很认真。他低着头，针尖在碎布料上轻轻地挑着，锁边的针脚比机器缝的还密。
钟亦鸣还没睡。他在笔记本上画了一张新的图表。不是股市走势图，是一张资产配置表。左边写着“桥（地皮）”，右边写着一排数字——按当前市价估算，桥值多少钱；按地铁开通后的预期涨幅，桥会值多少钱；按泡沫破裂后的保值折算，桥还剩多少钱。他在最下面写了一行字：“建议：地铁开通后三个月内，高点卖出。所得资金分三部分——40%折现，30%买黄金，30%转入香港账户。”他把这张纸撕下来，夹进陆川的帆布包外侧口袋里，没有多说。
海生最后一个睡下。他蜷在角落里，膝盖上摊着笔记本，铅笔还夹在指缝里。他今天在新宿站数了三千五百人，发现丰田不动产的社徽，还阻止了一个小偷。他累了，但他的耳朵还在工作——窗外空调外机的嗡嗡声、远处摩天轮灯带熄灭的咔嚓声、隔壁阿虎打鼾的节奏。他把这些声音都收进脑子里，分类存档。
陆川靠在窗边，透过那条窄窄的缝隙看着外面。霓虹灯一块一块地熄灭——先是街角那块粉色的“無料案内所”，然后是二楼那块金色的“CLUB”，最后是远处那座摩天轮。手腕上的红绳在黑暗中微微反光。帆布包里的地契压着军用匕首，匕首压着那颗干枣。枣还没种。树还没长。但他知道，总有一天，这颗枣要埋进土里——不是日本的土。是中国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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