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龙已经两周没去那家拉面店了。不是不想去，是工地最近加班太狠。东京都的建设项目像发了疯一样铺开——新地铁站、商业综合体、高档公寓楼，每一块地皮都在赶工期。王工头接了三菱地产的外包活，每天带着中国工人在基坑里绑钢筋，从早上七点干到晚上八点，中间只歇一顿午饭。阿龙的手掌磨出了新茧，旧茧上又叠了一层，虎口处的皮肤硬得能划火柴。
这天傍晚，工头难得提前半小时收工。搅拌机的滚筒坏了，日本技师说要修到明天。阿龙从脚手架上跳下来，把安全帽挂在钢筋堆上，走到水龙头旁边冲了一把脸。冷水浇在脸上，冲掉了一层水泥灰，露出下面晒得黝黑的皮肤。他对着水龙头上方那片破碎的镜片看了一眼自己——头发里全是灰，眉毛也是灰的，只有眼珠子是黑的。他把工装外套脱下来抖了抖，灰色的粉尘在夕阳里扬起一片雾。外套上有一块补丁磨破了，露出里面的棉絮，是阿绣上周缝的那块——但阿绣缝得再密，也架不住钢筋天天蹭。他把破口往里掖了掖，重新穿上。
新宿三丁目，横丁。这条窄巷夹在两栋旧楼之间，头顶是密密麻麻的电线和晾衣杆，地面上淌着中午洗菜剩下的水。巷子两侧挤满了小餐馆——烤鸡肉串的油烟从排风扇里喷出来，混着酱油和焦糖的甜味；一家韩式烤肉店的招牌在风里吱吱呀呀地晃，店门口的塑料灯笼上写着“カルビ”；再往前走，是一家门面极窄的拉面店。门楣上挂着一块木匾，上面用日语写着“ふくのや”——福之家。木匾的漆已经斑驳了，边角被风雨啃得发毛，但擦得很干净，看得出开店的人手不懒。
阿龙在门口站了片刻。不是犹豫，是在整理衣服。他把工装外套的拉链拉到最上面，挡住那块磨破的补丁，又把袖子卷下来遮住虎口的硬茧。然后他推开木框玻璃门。
门上的铃铛响了。
店里很小。一个L形的吧台，前面摆着六张高脚凳，凳面的人造革已经磨得发亮，露出下面的海绵。吧台后面是开放式厨房，一口大汤锅咕嘟咕嘟地滚着，豚骨的香气混着蒜味和柴鱼味弥漫在空气里。墙上贴着手写菜单，假名写得歪歪扭扭，旁边贴着几张赛马海报。角落里有一台小电视，正在播棒球比赛，解说员的声音被汤锅的咕嘟声盖住了大半。暖黄的灯光从吧台上方的纸灯罩里漏下来，照在酱油瓶和辣椒罐上。
店里只有一个客人——一个穿西装的上班族坐在角落里，领带松了，筷子架在碗边上，正对着半碗已经凉了的拉面发呆。他的表情不是吃撑了，是吃不下去了。阿龙认得这种表情——他在赌场见过。不是赌输了，是那种“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空洞。
吧台后面，一个穿白色围裙的女孩正在擦灶台。围裙带子在腰后系成一个蝴蝶结，袖子卷到手肘。她低着头，手里的抹布在灶台上来回移动，动作不快不慢，但很仔细，每个角落都要擦两遍。她的头发是黑色的，扎成一个低马尾搭在肩上，发梢有点毛糙，像是自己随便绑的。灯光照在她侧脸上，皮肤被厨房的热气蒸得微微泛红，鼻尖上有一点汗珠。她听到门铃响了，抬起头来。
两颗虎牙。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她的声音不大，但很清脆，带着一股子津轻特有的上扬尾音，把最后一个音节拉高了半拍，像一句唱了一半的歌。然后她看清了来人，眼睛忽然睁大了。
“あ……餃子くん！”
阿龙愣了一下。他听不懂完整的日语，但他听懂了“餃子”和“くん”。“饺子君”。上次她就是这么叫他的。
“こんにちは。”阿龙用了他学会的为数不多的几句日语里最熟的一句，然后在最靠门口的高脚凳上坐下来。他每次来都坐这个位置——不是喜欢门口，是怕自己身上还有水泥味，坐近了影响别人。
“今天、遅いね！”女孩放下抹布，在围裙上擦了擦手，走到阿龙面前。她说话很快，带着津轻口音，很多音节都黏在一起，跟钟亦鸣那本教材上教的完全不一样。但她怕阿龙听不懂，边说边比划——先指了指墙上的钟（指针指着七点半），又做了个“累了”的表情（鼓起腮帮子翻白眼），然后指了指阿龙。
阿龙看懂了。她说：今天很晚，你很累。
“仕事。”他说了另一个词。工作。
“お仕事、大変ね。”她的语气忽然变轻了，像在说一件她自己也经历过很多次的事。然后她转过身，从吧台下面拿出一个杯子，倒了杯冰水放在阿龙面前，又从筷子盒里抽出一双筷子，整齐地摆在杯子旁边。她的动作很快，但每个步骤都不省略——杯子要放在右手边，筷子要横放在碗的前面，筷尖朝左。阿龙注意到她摆筷子的时候用拇指和食指捏着筷子的中段，不碰筷尖。这是在日本餐饮业受过训练的人才会注意到的细节。她不是在敷衍这份工作，她是在认真地做每一件小事。
“ラーメン？”她歪着头问。拉面？
“拉面。”阿龙用中文重复了一遍，然后想起钟亦鸣教的发音，纠正自己，“ラーメン。大盛り。”大碗。
“大盛り！”她笑起来，虎牙在灯光下闪了一下，“いっぱい食べるね！”吃很多呢！她转身走到灶台前，从架子上取下一团生面，抖散了丢进沸水里。动作很利索，一点不拖泥带水。等面煮开的间隙她回头看了阿龙一眼，问了一个什么。阿龙没听懂。她又说了一遍，放慢了语速，用手指比划了一个圆形，又指了指汤锅。阿龙摇头。她换了词，这次更慢，说到某个词的时候用手在脸颊旁边画了一个圈，然后竖起大拇指。味增拉面。她在问他——要不要试试味增拉面？她老家青森那边的做法，加一块黄油，放很多玉米。
阿龙点头。
她高兴地转过身去，从冰箱里拿出一块黄油切了厚厚一片放进碗底，又舀了一大勺金黄色的玉米粒。她做这些的时候嘴里哼着一段旋律，声音很轻，在汤锅的咕嘟声里隐约可闻。不是流行歌，是某个很老的旋律，节奏缓慢，像摇篮曲。阿龙不知道那是什么歌，但他觉得好听。
面煮好了。她把手里的笊篱在锅沿上敲了两下，手腕一翻，面条划过一道利落的弧线落入碗中。汤勺倾侧，奶白色的豚骨汤浇在面上，黄油在热汤里慢慢融化，浮起一层油亮的光泽。最后她在面上放了两片叉烧——不是切好的那种薄片，是刚从卤锅里捞出来的整块叉烧，用刀现切，切得很厚。她把碗端到阿龙面前，碗底磕在吧台上发出清脆的一声。
“はい、どうぞ！”
阿龙拿起筷子。面很烫，他吹了两口，夹起一筷子送进嘴里。豚骨的浓香和味增的咸鲜一起涌上来，面条劲道弹牙，玉米的甜味在舌根缓缓化开。他不是美食家，说不出什么门道，但他知道好吃。他把面条吸进嘴里，腮帮子鼓鼓的。
“うまい。”他含含糊糊地说。好吃。
女孩站在吧台后面，两手撑着台面，看着他把一大口面吞下去，眼睛弯成两道月牙。那个笑容不是服务业的职业微笑，是她真的高兴。在东京的拉面店里，大多数客人吃面的时候面无表情，吃完付钱走人，连一句“ごちそうさま”都懒得说。但这个中国人不一样——他说“うまい”的时候，眉头会皱在一起，像在认真思考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碗面为什么这么好吃？
“あなた、日本語、少しできるね。”她说。你日语，会一点点呢。
阿龙用筷子指指自己的耳朵，又指指嘴，摇头。意思是：能听懂一些，不会说。
她点点头，表示理解。然后她指了指自己，说：“さゆり。”又指了指自己的胸口。百合。再指了指阿龙，歪着头。你的名字？
阿龙放下筷子，用手指在吧台上写了一个“龍”字，然后拍了拍胸口。“龙。阿龙。龍。”
“りゅう……”她试着发音，舌尖抵着上颚弹了一下，不太准，又试了一遍，“りゅう？”
“龙。”
“りゅう。龍くん！”她找到了一个折中的说法，笑得虎牙又露了出来。龙君。
阿龙点了点头。在日语里，“くん”这个称呼不太正式，通常用于同事或朋友之间，带着一点亲近的意思。她不叫他“お客さん”（客人），叫他“龍くん”。这个称呼在吧台上轻轻落下，像筷子碰到碗沿的声音——不太响，但很脆。
“さゆり。”他也试着叫她的名字，音调不太准，念出来像“小百合”。其实日语里的“さゆり”汉字就写作“小百合”，发音是“sa-yu-ri”，但阿龙的舌头习惯了中文的声调，“小”字咬得特别重，听起来倒像是他在叫她的名字。百合。一个在中文里也有的名字。
“そう！”她高兴地点头，然后转身去收拾灶台。走了两步又回头，指着阿龙碗里的叉烧说，“それ、サービスね。”那个，是赠送的。
阿龙愣了一下。他低头看碗里——两片叉烧。他记得上次来吃的时候只有一片，这次多了一片。不是切薄了，是实实在在的多了一片。他把叉烧夹起来咬了一口，卤得很透，肥瘦相间，入口即化。
角落里那个上班族站起来，把几张皱巴巴的钞票放在吧台上，低着头走了出去。门铃又响了一声。店里只剩下阿龙一个客人。
小百合把上班族留下的碗收进后厨的水槽里泡着，然后回到吧台前面，从围裙口袋里掏出一个保鲜膜包好的饭团放在阿龙面前。饭团是三角形的，用海苔包着，里面透出一点暗红色——酸梅干。和在工地上的午饭一样。
“これ、昨日作ったの。食べて。”昨天做的。吃吧。
“ありがとう。”阿龙说。谢谢。这是钟亦鸣教他的第二句日语，他已经能说得很熟了。他没有马上吃，而是把饭团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饭团捏得很紧实，海苔包得整整齐齐，每一个角都对齐了。不是便利店那种机器压出来的，是人手捏出来的。手指印还隐约留在饭团两侧。
“小百合，”他指着饭团，“你做的？”
“うん！”
“うまい。”他还没吃，但他知道好吃。
她笑起来，然后用围裙擦了擦手，从吧台下面拿出一个竹编的小筐子，里面装着针线。她坐在吧台后面，把围裙脱下来摊在膝盖上，开始缝一颗松掉的纽扣。针脚不太整齐，比阿绣差远了，但她缝得很认真，每一针都要确认位置再下手。缝错了就拆掉重缝，拆的时候不烦躁，只是小声嘟囔一句“また間違えた”（又错了），然后重新穿针。阿龙吃着饭团，看着她在灯下缝纽扣的样子，想起了阿绣。两个人缝东西的动作完全不一样——阿绣的手指在布面上走得飞快，针尖像长了眼睛。小百合的手指在布面上磕磕绊绊，针尖像在试探每一寸布料。
“你缝得不好。”阿龙用中文说。
“え？”
阿龙指了指她手里的围裙，又指了指自己的袖口——那块阿绣缝的补丁。小百合凑近了看，眼睛瞪大了。针脚密得像蚂蚁排队，每一针的间距都一样宽，线迹在布面上形成一道整整齐齐的虚线。
“すごい……”她用手指摸了摸补丁上的针脚，抬头看阿龙，“あなたがやったの？”你做的？
阿龙摇头：“阿绣。我的朋友。裁缝。”
“裁縫さん……プロだね。”专业的呢。她把围裙翻过来，看着自己缝的那颗纽扣——歪歪扭扭，线头还翘着。跟阿绣的针脚一比，简直像两个物种。她撇了撇嘴，开始重新缝。阿龙在旁边看着她，伸手把围裙拽过来，翻了个面——那颗纽扣的位置是对的，线也够结实，就是针脚不直。他比划着告诉她：“这样，第一针往上，第二针往下，交替。”他翻了两下给阿龙看，然后自己动手缝了两针——针脚比刚才直了一些。阿龙点头。
“龍くんもできるの？”你也会？
“一点点。”
她笑起来，又从他手里把围裙接回去继续缝。阿龙把最后一瓣饭团塞进嘴里，喝光碗里最后一口汤，站起来掏钱。她摇头。
“サービス。いっぱい食べたから。”
阿龙没听懂全部，但他听懂了“サービス”——赠送。她把饭团和那片多出来的叉烧都算成了赠送。在这个泡沫经济登峰造极的城市里，一碗拉面能卖到三千日元，一份寿司能卖到五万日元，但这家巷子深处的小面馆的女店员，把饭团和叉烧悄悄塞给一个中国偷渡客，然后说是“赠送”。
阿龙从口袋里掏出工钱——一张皱巴巴的一万円钞票，放在吧台上。然后他转身就走，走到门口的时候小百合叫住了他。
“龍くん！”她跑过来，围裙带子在身后飘飘荡荡，把找零塞进他手里——全是硬币，数了又数，一分不少。她的手很小，手指短而有力，指甲剪得整整齐齐。把硬币放进他掌心的时候，她的指腹在他手心轻轻蹭过。那一蹭很轻，像一片羽毛落在水面上。阿龙感觉到硬币的凉意，也感觉到她指腹上被洗碗剂泡得有些粗糙的皮肤。
“また来てね。”还要再来哦。
“……また。”阿龙说。再会。
他把硬币收进口袋，推开门走进了夜色里。他走过横丁的窄巷，那些烤鸡肉串的油烟和韩式烤肉的焦香还在空气里飘荡。自动贩卖机的嗡嗡声在路灯下低低地响。他回头看了一眼——小百合站在门口，围裙带子在身后打了个歪歪扭扭的蝴蝶结，朝他挥了挥手。那盏纸灯照在她身上，把她的影子拖得斜斜长长，拉过门槛，融进门外的夜色里。
回到公寓已经是九点半。阿虎正趴在榻榻米上翻一本不知道从哪弄来的摩托车杂志，封面上印着一辆鲜红的川崎，旁边用特大号字体写着“1987年最新型·今夏発売”。他看得两眼放光，时不时用手指戳着杂志上的图片对海生说“你看这个引擎”、“你看这个排气管”、“你看这个轮毂”。海生坐在旁边，膝盖上摊着他的笔记本，一边听阿虎念叨一边在本子上画摩托车的结构图——不是因为他对摩托车感兴趣，是因为阿虎说得太快他懒得回话，索性画下来。他画的不只是外观，还有引擎的活塞行程、排气管的弯曲角度、轮毂的辐条间距。这些数据都是阿虎念杂志的时候他顺手记下来的。阿虎说他是“怪物”，他说阿虎是“话痨”。
钟亦鸣还在角落的矮桌边。面前摊着一叠从证券公司营业部抄回来的数据，密密麻麻的数字用铅笔写在方格纸上，每一行都标注了日期和股票代码。他在算一个东西——如果利率上升1%，日经指数会跌多少。他在笔记本上画了一条曲线，然后又画了一条，两条线交叉的点被他用红笔圈了起来。“央行不会永远放水，”他头也不抬地对陆川说，“加息是迟早的事。泡沫的顶点——就是这个交叉点。交叉之后，全是下坡。”
陆川靠在窗边，手里端着一杯凉水。窗外歌舞伎町的霓虹正在渐次亮起，把对面楼的墙壁染成一片流动的彩色。他看到了阿绣坐在角落里，膝上摊着那件由纪送的银座西装店碎料子，正对着昏黄的灯光低头缝着什么，针尖在布料上走过，发出的沙沙声像某种极细极密的呼吸。他又看了看门口——阿龙正脱下那双沾满水泥灰的工作靴，脸上挂着一片难得的柔和。这个表情他以前没在阿龙脸上见过——不是高兴，不是兴奋，是某种更淡的东西，像一个在海上漂了很久的人忽然看到了炊烟。
阿虎正对着杂志上的摩托车流口水，手里捏着的筷子已经歪到了碗外面。“哥，你回来得正好——你看这个车。川崎ZXR750，真由美说这车在台场能飙到三百。”
“三百公里？你骑自行车都能摔沟里。”
“那是小时候！”阿虎坐起来，“我跟你说正经的——真由美她爸是开修车厂的。她说我可以去她家学修车——修好了她爸收我当学徒，修不好她把我的摔沟里。你说我去不去？”
“去。”阿龙说。
“真的？”
“真去学修车，又不是真让你去飙三百。”
阿虎翻了个身，继续看杂志，嘴里嘟囔着“修车也行，修车也行”。海生在旁边给他画了一个被摩托车撞飞的简笔画，被他用杂志追着打。
陆川喝完了杯子里最后一口水，把杯子放在榻榻米上。钟亦鸣从图表堆里抬起头来，看了一眼阿龙脚上那双还没换下来的工作靴——水泥灰沾满了鞋面，鞋底磨损得厉害，但鞋面上有一道被什么东西蹭过的痕迹，像是刚碰到过干净的水或洗洁精泡沫。
“你今天去了拉面店？”
阿龙在门口换鞋，头也没抬。“嗯。”
“那个饺子君？”
阿龙没回答。他把工作靴脱下来，整齐地放在玄关角落，和阿虎的鞋并排。然后他站起来，走到属于自己的靠墙位置坐下。工装口袋里有个东西硌了他一下。他把手伸进去，摸到了一个保鲜膜——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上面还有洗洁精的淡淡香味。是上次小百合包饭团给他的，他把保鲜膜留下来了。今天又多了一个。他把新的保鲜膜和旧的叠在一起，放回口袋。然后靠上墙，闭上眼睛。嘴角有一点微微上扬。
第二天清晨，陆川早早起了床。今天赌场休息，工地也停工——王工头说搅拌机配件要从大阪调，至少三天。他把帆布包收拾好，准备去望道居看老陈。临出门前他看了一眼阿龙——阿龙正靠在墙角，膝上摊着一本从钟亦鸣那里借来的日文教材，手指指着假名一个一个地念。昨晚他从钟亦鸣那儿学会了第三句日语——ありがとう（谢谢）。他又学了一句新しい——さようなら（再见）。钟亦鸣问他为什么先学“再见”，他说因为“你好”已经说过了。钟亦鸣没有追问。他知道阿龙学“再见”不是为了告别——是为了在告别的时候，能把这句话说完。他从来不说“またね”，因为他还不够确定自己真的还会再来。
阿虎也起了个大早。他在玄关换鞋，嘴里哼着跑了八百个调的渔歌。阿龙问他去哪，他说去台场。找修车厂。大早上没人飙车，但修车厂开门。他把那本摩托车杂志夹在腋下，对着墙上挂着的破镜子理了理衣领——衣领上那颗纽扣是阿绣昨天替他补的，针脚和杂志封面上的川崎一样漂亮。临走前他把阿绣给他的几块擦机车的碎布揣进怀里。阿绣说：“见到修车厂老板的时候，擦擦手上的机油。”阿虎把布贴在鼻子上闻了闻——布是干净的，有洗衣粉味。
海生蹲在角落里，把昨晚整理的赌场整改清单抄进笔记本里。消防通道的锁芯换了新的，昨天他亲手装的。监控盲区加了两面凸面镜——一面在后门走廊转角，一面在骰子区和吧台之间被柱子挡住的位置。骰子区那张歪腿桌子修好了——他在桌腿下面垫了一块从工地捡来的木板，锯成楔形，涂了层漆。吧台抽屉的分隔板重新做了——他把筹码按面值分了三格，一千、五千、一万，每一格都贴了标签，标签上的字是他用签字笔一笔一划描的。他把每项后面都打了个勾，然后合上笔记本。
窗外，新宿的霓虹在晨光里褪了色。灰色的水泥路面被露水打湿，空气里飘着便利店的关东煮味和早班电车的铁轨摩擦声。阿龙合上日文教材，把“また”和“ありがとう”在心里默念了两遍，然后躺回自己的角落，望着天花板上那道细长的裂缝出神。口袋里的保鲜膜叠得整整齐齐，洗衣机洗过的，搓了又搓，上面的海苔碎屑全没了，只剩洗洁精淡淡的柠檬香。他知道这根保鲜膜什么也留不住，但他还是留了。像这间六叠公寓里每一件被阿绣缝过的工装、每一张被钟亦鸣画过的图表、每一颗被海生贴在赌场清单上的打勾标签——东西是破烂的，但留下来就是为了以后。以后是什么？他不知道。但至少他开始想这个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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