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别让同情心变成了法西斯式的摊派。
汶川大地震之后，曾经出现了一位感动中国的老乞丐——他把自己出卖尊严的来的微薄收入全部捐献给了灾区同胞。当我看到网上那张记录下他捐款情景的那副照片的时候，我的眼泪不自觉地滚落下来。我不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任何影视剧里的感人情节都没有让我动容过，我只为真实的，真正值得我感动的东西而感动，这为老人就是其中之一。
在这里，我并非要述说这位老人的伟大，而是要谈到另一个看似天经地义的问题——捐款。汶川大地震发生的时候，距离我的婚礼还有一周左右的时间。当时为了筹备婚礼，我掏光了自己所有的继续，钱包里只有60块钱，而我的媳妇为了送我一件像样的结婚礼物，用她工资卡上仅剩的二千元给我买了一个数码相机。当时我们俩加起来的流动资金就是那六十块钱。
地震的第二天，单位要求我们捐款，名义上说是“自愿”，但谁都明白这种事情是几乎没有什么自愿可言的。接到通知的第一时间我就去主任那里，从仅剩的六十块里拿出了四十块捐了上去（剩下的二十块钱是我未来一周的生活费）。接下来我得到的是几位主任副主任的白眼，其中一位副主任满脸同情的问我：“小宁，要是手头没钱的话我们先借给你点儿，别人都捐了至少一百。”我的那位主任直接面目严肃地对我说：“小宁，现在可是你转正的关键时刻，这么好的机会，你怎么就不知道表现表现呢？”这里说明一下，当时我所在的单位是我们县的某个局，局里的职工分正式工、合同工和临时工，临时工干个若干年是可以通过考试+投票变成正式工的，但希望极其渺茫，概率不超过10%，而我恰恰是个临时工，而且是个工作成绩很好的临时工，顺便说一下，我当时的工资是500元/月，而且单位不包吃住，也没有任何的福利。
两位主任的话让我一下陷入了迷惘，当然，之后就是不解和愤怒。这捐款不是“自愿”的吗？它什么时候和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扯上了千丝万缕的联系的？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把自己仅剩的钱的三分之二半捐给灾区同胞，我自认是对得起我的良心的，可这怎么就成了他们鄙视的目标了呢？还有，难道我个人工作成绩和道德品质的高低，用一个捐款的数字就能作出评判吗？
我只能说，捐款在这个时刻，变成了一把软刀子，他是一把用同情心所装点起来的，以法西斯思维刀刃的软刀子，你没有指责他的权力，只能屈服于它的利刃。
与我自己相比，另一位同事更值得一说。那位同事是个刚刚毕业就来到我们单位实习的小姑娘。在我们单位，半年的实习期内是没有一分钱工资的。这个小姑娘平时基本就是靠父母给的零花钱维持生活，拮据的程度只会比我高。当时，她面有难sè地偷偷问我，是不是她们这样的实习生也要捐款？因为她听说局里各个科室其实都有捐款的指标，所以只要是在局里的都要多少捐点儿——不过这是个潜规则，大家都心照不宣而已。我当然知道她所说的十有仈jiǔ是真的，但当我想到这孩子有些窘困的现状的时候，我还是撒了谎：“不用，你现在连工资都没有，拿什么捐呢！”
为灾区同胞捐款时天经地义的，但如果把这种纯粹属于个人意愿的事儿搞成一种硬指标的话，那就无疑是对个人同情心的一种亵du，一种践踏，一种摧残。可事实就是这样残酷。就在这一天，媳妇的工资被自动以捐款的名义扣除了10%，同时还现场捐出了50块的现金（媳妇跟他们老总借的）；而我父母则被街道委员会以捐款的名义勒令缴纳了400元（每人200），可他俩每月的退休金加起来也不过1600而已。
我不知道这样的怪相的产生到底是好是坏，我只知道，在这一天，我们的同情心被一种法西斯式的体制所强jiān了，而且我们无力反抗、更无权反抗，而且我相信，有这种“被强jiān”郁闷心情的绝不止我一个人。
四，但捐款变成一场“show”的时候，它是否还有意义？
我相信，那种带有强制sè彩的捐款会让很多人郁闷，但它同时也会让很多人欣喜若狂，比如那些不缺钱，同时还想用钱来换些什么“东西”的人。
我当时所在的局里有一位女xìng局长，她对捐款这种事情向来极度的热衷，这当然不排除有她同情心泛滥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则是这种事情是她大展政治show的最佳舞台。
她可以说非常的不缺钱。她和丈夫都是多子女家庭的老幺，而且俩人的家庭背景也都是社会中高层，肯定不是老百姓，所以没有“上有老”的负担，他们唯一的儿子已经上小学，这“下有小”的问题也不严重，所以首先他们的外部环境极佳。再看他俩自身，那更没的说。她丈夫是我们市最大的一所部队医院的神经外科骨干，收入多少大家都有数，估计随便收个红包就应该够普通老百姓一个月的开销；而她本人呢，虽然明面的工资不多，但是每年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她腰包的或白或灰的收入就不下十万，她是摆明了的“不差钱”。
在局里普通员工募捐完了之后，各位党员们被通知缴纳“特殊党费”，我的这位女副局长立即兴奋了，她以最快的速度从自己钱包里掏出了四百元直奔财务科，那状态可以和当年的本*约翰逊相比。虽然大家都知道四百元不过是她每月汽油钱的零头而已，但是，在一个平均工资不到一千的单位里一下子捐这么多还是够“扎眼”的。局里的一把手当即表示了不满，因为他自己也就捐了200元而已。
不过我们这位女副局长不在乎，谁让她有钱呢，而且她知道这点儿钱是可以为她带来她想要的东西的。事实就是如此，很快，她就进入了我们局上层领导的视线，领导们多次在各种场合表示出了对于女副局长的赞扬和赏识，同时还或明或暗地表示要对她重点考察、重点培养。就在几个月之后，她顺利地成为我们县的火炬手，彻彻底底地风光了一把，同时也把自己下任局长的架势摆了出来。
用捐款做show的人很多，我的这位女副局长只是最不起眼的一个例子而已。我们没有权利去指责那些用捐款为工具的人们，因为给予他们这种扭曲的表现机会的并不是他们自己，而是他们所处的体制。和“被捐款”的我一样，他们也是那把软刀子的屈从者。
当汶川大地震即将满两周年的时候，玉树又一次让我们陷入了沉痛之中。沉痛哀悼是必须的，可如果不能“痛定思痛”的话，那哀悼还有意义吗？如果我们不能从悲惨中吸取教训，那么我们必定每天都会被笼罩在哀悼中，希望这不是我个人的“国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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