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其他省份相比，不论对革命的兴趣，还是对革命的恐惧，满洲都稍微有些不同。在南方城市，满人的驻军要提防被他们征服的人民，这些满人穿着与当地人民不同的衣服，说着与当地人民不同的语言，与当地人民分开来往。而在北方，种族之间的差别几乎消失了，种族对抗更无从谈起。在若干年里，满洲治理得非常好，因此没有理由对现状加以抱怨。而巨大和一直存在的恐惧则来自于满洲之外。”司督阁讲述着辛亥革命前的东北，“满洲再次更换了政府首脑，那位曾经在各省开创进步事业的赵尔巽重新回到奉天做东三省总督。在这个历史转折点上，应该有这样一位意志坚强、态度谦和、做事稳妥、有政治眼光的人；应该有这样一位愿意抛弃个人观点和情感去努力维护和平、保护人民利益的人，来掌管着满洲事物，这对中国和满洲都有好处。”
“乱未起,预防之;乱初生,力制之;乱既起,痛剿之”赵尔巽的方针阻挡了东北革命的势头，但是无法阻拦历史的脚步。
“几个月前万人请愿的群众还高呼着“大清帝国万岁”、“皇帝万岁”、“国会万岁”的，而今变成了“共和万岁”了。”锡良感慨道。
“中国之革命不是欧洲的近代革命，而是中国历史独立发展到近代的必然过程。中国实现共和要依靠地方社会上具有号召力的长老阶层，要寄托在农民的富裕化上。”虎次郎认为的中国独立发展的共和停滞了，变成了军阀混战。
1912，清帝逊位，是瑞源如何都没有想到的，即使武昌起义，各省自治后。历经依克唐阿，增祺、赵尔巽、徐世昌、锡良几任将军总督，瑞源一直觉得事态向着好的方向发展，但是瞬间生活失去了方向。
“没有了原本设想好了的生活，失去了往日的辉煌，瞬间转变为弱势民族。没有感受到生活的自由，经济成为了首要烦恼。辛亥革命后，一天比一天困苦，家里有女儿的除了学戏便是下窑子。这两行仿佛成为了正当的职业。”刚刚从日本留学回来的穆辰公（穆都哩在满语中的意思是“辰”）就经历了辛亥革命。“已过去的北京，我们看不见了，它几经摧残，它的灵魂早已没有了。现在和未来的北京，以不是常人的世界，是魔窟、是盗薮、是淫宅，是一所惨不忍闻的地狱，专收无告贫弱可怜人的地狱。”
“离开北京，好像其和自己从没有过任何情分。渴望找到在北京找不到的，使民族起死回生的新天地。旗人的故乡－－沈阳也许是个理想的地方，只要不是地狱，其他无所谓了。”1916年穆都哩从北京来到沈阳，恰巧德晋同为1905年选派到日本的留学生，穆都哩到达沈阳后暂住到了德庆家中。
“身边的人来了又走，司督阁于1926年离开沈阳回国，直到1936年去世，一直担任中国苏格兰协会会长，终年81岁；内藤虎次郎，怀揣着灿烂的文明源自文化交流的理念，游历西东，终年68岁，卒于1934年；伍连德，创建东北陆军医院，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中华医学会，"八一三"淞沪抗战后离开了中国（1960年逝世于马来亚，享年82岁）；葛月潭，挥尘东溟去，云天到处家，1934年，笑逝于太清宫，寿81；锡良，卧病六年，拒绝医治，六十六岁，病逝于1917年；赵尔巽，民国成立，旋辞职，后任《清史稿》主编，完稿后即逝世于北京，终于1927，83岁。我仅希望用自己的笔来记录下这个时代的点滴，以作纪念；描绘祖先的事迹，以作激励；翻译国外文学，以作学习，不敢有丝毫懈怠。”穆儒丐在沈阳的近30年中，无时不刻都为他的理想书写。
“天下人思乡的情绪，要以北京人最为浓挚了。人们的壮志，以及冒险精神差不多也都被她消磨了。除非是别有见地，看穿了一切，而能以四海为家的，才能把北京割爱含着眼泪和她告别。但是，乍别时的凄惶，睽离时的思慕，到底是排遣不开，永远萦绕着。”1934年，日本占领东北的第三个年头，穆儒丐有些想念北京了。
光复后，穆儒丐回到北京。改变的不仅仅是他的名字—宁裕之。由于其在日本人中岛真雄开办的《盛京时报》工作，及被评为民生部大臣文艺赏的作品《福昭创业记》，使得其对东北文学的贡献被一度忽略，所幸直至其1961年其离开人世没有被定性为汉奸。
1986年，穆儒丐的《福昭创业记》得到再版。同一年连续剧《**哈赤》上映。辰公也可以瞑目了。
作为80年代经典作品之一，日前也可在网络上再现儿时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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