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岛羁縻敕令》的颁布，如同在倭国这潭已被唐军武力搅动的浑水中，又投下了一颗决定性的石子。其激起的最大涟漪，并非那些虚头巴脑的政治名分变更，而是其中关于矿藏的那几条冷冰冰的条文——“倭国所有已发现及未来发现之金、银、铜、铁等矿藏，皆为‘天朝国有’，由都督府下设‘矿监司’统一勘察、开采、冶炼。所得矿产，按定额上缴国库……”
文字是冰冷的，但其背后所代表的，是大唐对倭国经济命脉最直接、最彻底的攫取。李瑾和洛阳朝廷的意图清晰无比：战争需要补偿，驻军需要供养，未来的海洋扩张需要海量资金，而倭国列岛之下埋藏的贵金属，正是最现成、最诱人的战利品。
敕令墨迹未干，李瑾的政令便接踵而至。在难波津刚刚打下地基的“镇倭城”内，挂上了“倭岛都督府矿监司”的临时牌匾。来自格物院、将作监、少府监的精干吏员、勘矿匠师、冶炼好手，以及一队队全副武装的唐军护卫，开始以此为中枢，向倭国各地已知的、或疑似有矿的地区进发。他们的目标，是那些在历史记载、前代遣唐使交流、以及此番从投降贵族和僧侣口中拷问出的金银矿点。
首要目标，锁定在了本州岛西部的石见国（今岛根县）。此地有银山，在倭国史料中偶有提及，但开采规模和技术极为原始。矿监司主事，是一位名叫崔器的官员，他出身将作监，曾在陇右、江南参与过矿务，对金银铜铁的开采冶炼颇有心得，更关键的是，他带来了格物院根据李瑾理论初步改良的探矿、选矿和冶炼技术。
崔器带着数百人的队伍，其中包括五十名唐军护卫、三十名工匠、二十名通译和书记，以及数百名被强征的当地倭人劳役，跋山涉水，来到了石见银山所在的山区。眼前景象，让崔器皱了皱眉。所谓的“银山”，不过是几处被简单开凿的矿洞，洞口低矮，以原木勉强支撑，矿工（多是奴隶或囚徒）佝偻着身子，用最原始的石锤、木撬开采矿石，效率低下，危险异常。提炼白银则多用“灰吹法”的原始版本，损耗大，纯度低，烟气有毒，环境恶劣。
“此地确有银脉，蕴藏颇丰，然倭人开采之法，无异于暴殄天物。” 崔器对随行的副手和护卫校尉说道，“即刻清理场地，搭建营寨。先以火药开山，拓宽矿洞入口，增设木架支撑，确保通风。选矿之法，当用水力淘洗、重选，提高效率。至于冶炼……” 他拿出几卷图纸，上面绘有李瑾“提点”过的改进型高炉和灰吹炉结构，“按此图建造新炉，务必加快进度。都督有令，三月之内，需见此矿产出第一批成银，运回奈良，以为表率！”
工匠们立刻开始忙碌。火药被小心翼翼地用于松动岩层，爆炸声震撼山谷，让附近的倭人惊恐跪拜，以为又是唐军的“霹雳”。新的矿洞以更科学的方式开掘，有了更稳固的支撑和通风设施。溪流被引水，带动简易水车，用于冲洗、筛选矿石。山坡上，新的冶炼炉开始砌筑，其结构远比倭人原有的土炉复杂、高效。
崔器也没忘了“以夷制夷”。他找来原本控制此地的倭人小豪族，此人早已被唐军吓破了胆，毕恭毕敬。崔器给了他一个“矿监司石见矿场协理”的空头衔，命他负责招募、管理当地矿工，提供粮草物资，并承诺按其“贡献”给予微薄分成。这小豪族见不仅保住了性命，似乎还有利可图，立刻转变态度，卖力驱使起原本属于他的农奴和掳来的贫民。
石见银山的“唐法”开采，很快见到了成效。新法开采的矿石品位更高，新式冶炼炉出银的效率和纯度也远胜从前。当第一批闪烁着诱人光泽的银锭被铸造出来，整齐地码放在木箱中时，崔器松了口气，立刻派人快马加鞭，将喜讯和部分样品送往奈良。
几乎在石见银山步入正轨的同时，另一支规模更大的矿监队伍，在唐军一个营的兵力护送下，乘船渡过日本海，登上了佐渡岛（今新潟县佐渡岛）。此地传闻有金矿，但位置更偏，开发更少。队伍中除了工匠，还有随军测绘的书记员，他们的任务不仅是开矿，还要绘制详细的岛屿地图，建立据点，为将来可能的大规模开发做准备。佐渡岛孤悬海外，控制此地，也具有重要的军事和航运价值。
本州中部的甲斐国（今山梨县）金矿、出羽国（今山形县、秋田县）的金银矿，也陆续被标记、勘察，并开始了初步的清理和营建。每至一处，流程大同小异：唐军武力控制，驱散或收编原有矿主（通常是当地豪族或寺院）；工匠评估矿脉，规划开采；征发当地劳役（给予极低报酬或干脆是强制劳役）；建立由唐人主导、倭人协理的管理体系；修筑防御工事和直通港口的道路。
这是一场系统性的、高效的国家级资源掠夺。与历史上任何私人或团体的盗采、走私不同，这是以国家机器为后盾，以先进技术为工具，以军事占领为保障的合法“征收”。倭国原有的、零散的、低效的矿业体系被彻底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直接对倭岛都督府、最终对大唐朝廷负责的垂直管理体系。
奈良，临时元帅行营内，关于矿藏的报告雪片般飞来。
“禀大帅，石见银山第一批成银五千两已入库，后续月产预计可达一万五千两至两万两，若扩大开采，引入更多劳役，产量可倍增。”
“报，佐渡岛已发现高品位金砂矿脉，初步试采，日可得砂金二十两，已建立营寨，并发现天然良港一处，可停泊大船。”
“甲斐国黑川金山，倭人旧矿洞已清理完毕，新炉在建，预计下月可出金。”
“出羽国小坂银山，矿脉极富，然地处深山，道路难行，已征发民夫三千，开凿道路，并派兵一队驻守……”
李瑾听着汇报，看着地图上一个个被标记出来的、代表矿点的红色圆圈，脸上并无太多喜色，只有一种沉静的、一切尽在掌握的笃定。他知道，这些流淌出的金银，才是此战最实在的收益，也是未来控制倭国、支撑更大野心的基石。
“传令崔器及各矿场主事，” 李瑾指示行军司马，“开采冶炼，一应以安全、高效为首要。可酌情提高熟练工匠及倭人监工之待遇，以激励其心。然，对征发劳役，需严加看管，防止逃亡、暴动。各矿场驻军，务必提高警惕，若有胆敢破坏矿山、煽动滋事者，无论何人，立斩不赦，并追究其主家连坐之责！”
“所得金银铜料，除留小部于当地用于支付必要开支及驻军饷额外，大部需定期运送至难波津或博多津，由水师战舰押运，送回登州，再转送洛阳。运输路线、时间需严格保密，沿途加强护卫。”
“另，” 李瑾补充道，目光锐利，“严查各矿场吏员、军士贪墨、私贩矿料之行为。一经发现，无论官职大小，立按军法从事，籍没家产。朝廷与将士们跨海血战所得，不容硕鼠窃取！”
“是！” 行军司马凛然应诺。
随着矿监司在各矿点展开工作，大批的金银开始从倭国的山川中流淌出来，汇聚到奈良、难波津的临时府库。这些黄白之物，不仅直接冲抵着战争赔款，更以最直观的方式，彰显着大唐统治的“实效”。倭国的贵族、官吏们，眼睁睁地看着原本可能属于他们的矿藏，被唐人以绝对的力量和技术优势夺走，财富如水般流出倭国，心中滋味复杂。有些人暗中怨恨，但更多的人，在恐惧和利益的权衡下，选择了合作甚至主动投靠。
一些地方豪族，主动献上自己领地内疑似有矿的地图，或派出子侄、家臣，协助唐军维持矿场秩序、征发劳役，以换取一个“协理”、“监工”的头衔和微不足道的分成，或仅仅是保全家族平安。唐人也乐得利用这些“地头蛇”，以减少管理成本，形成了一种微妙而残酷的共生关系：唐人居于顶端，掌控技术和武力；合作的倭人豪族作为中间阶层，负责具体管理和镇压；最底层的，则是无数被强制征发、在恶劣条件下劳作至死的倭国平民、囚徒、奴隶。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甘心接受。在一些偏远矿区，也曾爆发过小规模的劳役暴动或当地豪族煽动的袭击。但在唐军精锐小队和“霹雳火器”（小规模战斗中使用的手掷雷和火枪）的镇压下，这些反抗如同投入火把的雪花，瞬间消融。参与者被残酷处决，其家族被连坐，土地被没收，人口被贬为官奴，发往更艰苦的矿场。血腥的镇压，让反抗的成本变得极高，渐渐地，公开的抵抗越来越少，转为暗地里的消极怠工或零星逃亡。
掠夺是系统而高效的，但李瑾的眼光，并未仅仅停留在掠夺上。在一次与矿监司主事崔器的谈话中，他提到了更长远的方向。
“金银虽好，然终有采尽之日。且长途转运，耗费亦巨。” 李瑾指着地图上标注的矿点，“汝等在开采之余，需留意记录矿脉走向、矿石种类、伴生之物。倭国多山，除金银外，铜、铁、铅、硫磺等，亦不可忽视。尤其硫磺，乃火药必备之材，需寻稳定矿源，加大开采。可尝试在倭地就地建立一些工匠坊，利用其木炭、水力，将部分矿石粗炼，再运回大唐，以省运力。”
“此外，” 李瑾沉吟道，“倭人之中，若有心灵手巧、肯学肯干之矿工、匠人，可稍加笼络，传授其一些粗浅技艺，以为我用。未来，或可于倭地设‘匠作所’，专司兵器修缮、农具打造乃至船舶维护，使其能稍稍自给，减轻我大唐负担。然核心技艺，如精炼、火药配制、军器制造，绝不可外泄。”
崔器心领神会：“大帅高瞻远瞩。下官明白，既要取其利，亦要逐步使其能为大唐所用，成为海外之一臂助，而非纯粹之负累。”
掠夺，是为了滋养母国；而有限的、可控的技术转移和本地化生产，则是为了降低统治成本，并逐渐将倭国经济捆绑在大唐的战车上，使其难以脱离。这远比单纯的杀鸡取卵更为高明，也更具可持续性。
当第一批满载银锭的运输船，在唐军战舰的护航下，离开难波津，驶向茫茫大海，驶向登州，驶向洛阳时，它们运载的不仅仅是贵金属，更是一个明确的信号：跨海征伐倭国，不仅仅是一场军事胜利，更是一场利润空前丰厚的投资。倭国地下的财富，正通过唐军建立的体系，源源不断地流向大唐，充实着帝国的国库，也为李瑾和武媚娘心中那个更宏大的蓝图——走向更广阔海洋——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奈良的秋风中，仿佛都带上了一丝金银的冷冽气息。倭国，这个曾经怀揣着“日出处天子”梦想的岛国，正在以一种它未曾预料到的方式，被深刻地改变着。它的山川，在为征服者产出财富；它的人民，在征服者的驱使下改造着自己的土地。而这一切，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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