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李弘的监国生涯，在看似平稳的政务流转中，悄然度过了数月。他勤勉的身影每日出现在明德殿，案牍劳形，虚心求教，批阅的奏疏日渐增多，处理的政事也渐趋繁杂。东宫僚属，尤其是北门学士刘祎之、元万顷等人，尽心辅佐，将朝廷多年来的成例、新制的精神、以及各方势力的微妙关系，细细剖析给这位年轻的储君听。李弘的学习能力很强，进步显著，对许多政务已能提出中肯的见解，批答也愈发老练。
然而，随着他对帝国肌理了解愈深，接触的实情愈多，一种源自他天性深处、与母亲武则天乃至与这个时代某种“铁血”气质不甚相符的特质，开始越来越明显地流露出来，并逐渐成为他与母亲之间一道若隐若现的裂痕。这道裂痕，并非源于权力之争（至少目前不是），而是根植于秉性与理念的深层差异。那便是李弘骨子里的“仁”与“宽”。
一、 仁心所系，骨肉隐情
麟德二十二年夏，一份来自掖庭局的例行奏报，在东宫引发了一场小小的波澜。奏报中提及，被幽禁多年的故废后王氏、萧淑妃的亲属中，有几位年老体衰者病故，请示如何处置后事。这类事务，以往皆由负责宫禁的官员按旧例处置，通常不会上达天听，更不会送到监国太子案头。或许是经办官员觉得太子仁厚，或是有意试探，竟将此事作为寻常政务呈报上来。
李弘看到“王氏”、“萧淑妃”字样，眉头便是一蹙。他自幼生长于深宫，对数十年前那场惊心动魄的后宫争斗、以及两位废妃的凄惨结局（被废为庶人，后遭杀害），并非全无所闻。宫人们讳莫如深，但他从一些老宦官偶尔的叹息、从史书字里行间的隐晦记载中，能拼凑出大概。他天性纯孝，对父母极为敬爱，但内心深处，对那场牵连甚广、手段酷烈的往事，始终存有一丝难以言说的不忍与困惑。尤其是，他偶然得知，萧淑妃留下的两位女儿，义阳公主和宣城公主，因母亲之过，至今仍被幽禁在宫中偏僻之所，年逾二十尚未婚配。此事像一根刺，扎在他仁厚的心里。
此刻，看到这奏报，那份压抑已久的不忍泛上心头。他沉吟良久，召来刘祎之，指着奏报道：“刘学士，王氏、萧氏之案，乃陈年旧事。其人已殁，其罪亦已。如今其族中老者病故，按常理，是否应允其归葬故乡，稍示朝廷宽仁？”
刘祎之闻言，心中一惊。此事牵扯到当年宫闱秘辛，更是天后的逆鳞之一。他斟酌词句，小心回道：“殿下仁心，泽及枯骨，实乃美德。然……此事涉及先朝旧案，且与宫禁相关，处置需格外谨慎。依例，此类事务，掖庭局自有章程，殿下或可……不作批示，发还该局循例办理即可。”
李弘听出刘祎之的劝诫之意，知道此事敏感。但他想起那两位被遗忘的、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姐姐，心中恻隐更甚。他摇了摇头，道：“骨肉之间，纵有罪愆，亦不当使其身后零落如此。 况且，罪止其身，其远亲老病而亡，若不许归葬，恐非仁政所宜。” 他提笔，在奏报上批道：“准其亲属领回遗体，归葬故里。所涉一应事宜，着掖庭局酌情办理，勿使惊扰。” 批示温和，但明确表达了“允其归葬”的态度。
批完之后，他犹豫了一下，终究还是忍不住，又另取一纸，写了一份简短的书信，是给母亲武则天的。信中，他先问候了父母身体，然后委婉提及：“儿近日闻宫中故实，知有义阳、宣城二姊，长年幽处，年已长成，尚未适人。儿每思之，心实恻然。 想其虽有母过，然身为帝女，金枝玉叶，青春空耗，恐非皇家体恤之道，亦非圣人仁恕之心。伏愿母后慈悯，量加询察，或可择配妥当人家，使其得遂人伦，亦显天家宽厚之恩。”
他将奏报的批示和这封短信，一并封好，命人送往紫微宫。他知道，掖庭局的事或许母亲不会细看，但这封信，母亲一定会看。
果然，奏报的批示被照准执行，掖庭局的官员松了口气，也有些意外太子的“多事”。而武则天看到李弘那封信时，正在批阅另一份关于漕运的奏疏。她的目光在“义阳、宣城”、“心实恻然”、“皇家体恤”、“圣人仁恕”等字眼上停留了许久。殿内烛火跳动，映照着她平静无波的面容。良久，她将信纸轻轻放在案上，没有立刻批复，只是对身边的女官上官婉儿淡淡道：“太子仁孝，体恤手足，是其美德。只是……宫闱之事，纷繁复杂，非外朝可比。他如今监国，当以国事为重。” 语气听不出喜怒。
数日后，李弘接到母亲的口谕，只有简单的几句：“太子所请，朕已知之。二女之事，朕自有计较。 太子宜专心政务，勿以琐事分心。” 没有赞同，也没有斥责，但那种不容置喙、勿再多言的意味，清晰可感。李弘心中有些失落，但也明白此事触及了母亲的某些禁忌，只得按下不提。然而，这桩小事，却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在武则天心中荡开了涟漪。她看到了儿子的善良，也看到了这份善良背后，可能隐含的对她过去某些行为的不认同，以及那份试图以“仁恕”来修正或弥补什么的冲动。这让她感到一丝不悦，更有一丝警惕。
二、 宽仁为政，理念龃龉
如果说义阳公主之事尚属宫闱私情，那么随后在几件朝政处理上显露的理念差异，则更为公开和直接。
其一，是关于薛怀义督造明堂、天堂后续工程中，几起“挪用物料”、“役使民夫过当”的弹劾。御史台有御史风闻奏事，列举了一些证据，指薛怀义恃宠而骄，在工程中奢侈无度，为求速成，不顾农时，强征民夫，且有克扣工食之嫌，请予查究。
此类弹劾，以往并非没有。但薛怀义深得武则天信重，且明堂天堂工程被赋予了极高的政治和宗教象征意义，通常此类弹劾都会被武则天以“工程紧要，非常之需”或“怀义尽心王事，小过不掩大功”为由留中不发，或轻轻放下。御史们也多知趣，很少穷追猛打。
然而，这份奏疏到了李弘手里。他仔细阅读了弹劾内容，又调阅了相关物料账目（不全）和工部记录，眉头越皱越紧。他对薛怀义这个“和尚”的张扬本就无甚好感，觉得他言语粗俗，行事跋扈，有损朝廷体面。如今看到这些“罪证”，虽未必件件坐实，但“役使过当”、“民有怨言”等事，他相信空穴来风，未必无因。
“刘先生，元先生，你们看此事当如何处置？”李弘询问两位近臣。
刘祎之与元万顷对视一眼，均感棘手。他们深知薛怀义的特殊地位，也明白天后对此人的回护。元万顷谨慎道：“殿下，薛师督造明堂天堂，乃奉旨行事，功在社稷。御史风闻，未必尽实。且工程浩大，时日紧迫，偶有急迫之处，或所难免。是否……先行留中，或发还工部核查？”
刘祎之也道：“殿下，小不忍则乱大谋。 薛师虽有过失，然明堂天堂乃天后极为看重的功业，象征意义重大。此时若严查薛师，恐有损工程，亦恐……拂逆上意。” 话说得委婉，但意思明白：动薛怀义，就是打武则天的脸，可能影响大局。
李弘沉默片刻。他知道两位学士说得有理，政治需要权衡妥协。但一想到奏疏中描述的“寒冬酷暑，驱民赶工，病羸者倒毙道旁，犹加笞捶”等语（可能有所夸大），他心中那股仁民爱物之气便难以抑制。他缓缓道：“两位先生所言，乃为政之权衡。然，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营造功业，固是国之大事，然岂能以苛虐百姓为代价？薛师纵有天大功劳，亦不可凌驾国法，无视民瘼。若因其一人之故，使朝廷落下‘不惜民力、纵容幸臣’之名，岂非因小失大？”
他顿了顿，眼中闪过一丝决断：“此事，不可不查，亦不可不办。然，顾及母后颜面与工程大局，亦不宜大动干戈。 可着御史台会同工部、将作监，派员实地核查，若所奏属实，则令薛师限期整改，赔偿扰民之失，并向有司具结，保证不再犯。 同时，可下诏申饬将作监及地方有司，今后凡有大工，务必爱惜民力，依法给值，不得妄自征发。 如此，既整饬了弊端，警示了薛师，亦不损工程，全了朝廷体面与母后圣德。两位先生以为如何？”
这个处理方案，比留中不发要严厉，比严惩查办要温和，既坚持了原则，又留有余地，显示出李弘在政治上的成长。刘、元二人闻言，心中暗赞太子思虑周全，既能坚持仁政本心，亦懂权变之道，齐声称善。
然而，当这份由李弘亲自斟酌词句、力求稳妥的处置意见呈送到武则天面前时，还是引发了她明显的不悦。她看着奏疏上太子力主“核查”、“整改”、“申饬”等字眼，朱笔在纸上悬了许久。她当然知道薛怀义有诸多毛病，贪财好利，行事张扬，但她要用他。用他对佛教界的号召力（哪怕是虚假的），用他督造明堂天堂的“功绩”，用他来彰显自己“天命所归”的神圣光环。在她看来，薛怀义就像一把好用的刀，或许有些锈迹，或许不够精致，但足够锋利，也足够听话。只要他还能办好她交代的事，只要他的“过失”不触及她的根本权力，她愿意容忍，甚至回护。
而太子，却要用“国法”、“民瘼”这些“大道理”来约束、敲打这把刀。这在武则天看来，多少有些“书生意气”、“不谙世事”。她最终还是在太子的处置意见上批了“可”，但附加了一句：“薛师督工，自有其功。核查务求其实，勿为浮言所惑。整改事宜，着怀义自陈，酌情办理即可。” 明显是高高举起，轻轻落下，维护之意依然清晰。
李弘接到批复，看到母亲附加的那句话，心中五味杂陈。他知道，母亲同意核查，已是给了他这个监国太子面子。但“酌情办理”、“勿为浮言所惑”的暗示，又让他感到一种无力。他似乎触摸到了一道无形的墙——一道由母亲多年的执政风格、用人策略、以及现实利益考量构筑的墙。他的“仁政”理想，在这道墙面前，显得有些苍白。
三、 朝堂之争，母子隙生
真正的冲突，爆发在一场关于科举取士的朝议上。
礼部根据之前“洞晓玄义科”试行的经验，并结合“三教同风”的国策，提出了一项新的建议：在常科之外，增设一种不定期的“通才茂异科”，专门选拔那些不仅精通儒家经典，同时对佛、道典籍，尤其是朝廷钦定注释的《大云经疏》等“新学”，以及天文、历算、水利、刑律等“实学”有深入研究或特殊才能的士子。旨在打破纯以诗赋、经义取士的旧格局，为朝廷选拔更多“经世致用”、且“思想可靠”的“通才”。
此议一出，朝堂哗然。支持者多为北门学士集团、部分务实派官员以及李瑾暗中推动的一些年轻官员，他们认为这是“与时俱进，广纳贤才”的必要之举，有助于打破士族对文化的垄断，选拔真正有用之才。反对者则多为传统的经学世家、守旧派文臣，他们激烈抨击这是“以夷变夏，败坏学风”，“重术轻道，舍本逐末”，将使科举沦为“杂学”竞技场，有损“圣人之道”的纯正。
双方在朝堂上引经据典，争论不休。李弘作为监国太子，主持了这场辩论。他内心是倾向于支持改革的。李瑾多年的教导，使他明白“治世需实学，取士当求全”的道理。他也看到了现行科举的某些弊端，一些士子只知死背经义，钻研诗赋格律，对实际政务一窍不通。而且，推广“三教同风”的国策，也需要在人才选拔上有所体现。
然而，他更希望这场改革能平稳推进，减少阻力。在听取了双方激烈辩论后，他试图调和，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诸位爱卿所言皆有道理。取士之道，固当崇圣人之学，亦不可偏废经世之能。 礼部所议‘通才茂异科’，本意为广开才路，其心可嘉。然，骤然改制，恐士子惶惑。不若暂缓单设一科，可于现行进士、明经科中，适当增加‘时务策’与‘新学’（指钦定佛道要义）的考核比重，并鼓励士子兼习实学。待风气渐开，再行斟酌。 如此，既顺应时势，亦不至动摇根本，诸位以为如何？”
这方案其实相当温和，是一个渐进改革的思路。但反对派抓住“动摇根本”四字，认为太子此言已是倾向“杂学”，更加激烈地反对。而支持改革的一方，则觉得太子过于保守，让步太多。
就在朝堂争论陷入僵局时，一直静听未语的武则天，突然开口了。她的声音不高，却瞬间压下了所有嘈杂：“够了。”
殿中顿时鸦雀无声。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御座之侧。
武则天凤目扫过群臣，最后落在李弘身上，语气平淡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太子仁厚，欲求两全，其心可悯。然，治国如驭马，缰绳在手，当收则收，当放则放，岂能因马畏鞭策而逡巡不前？ 朝廷取士，自当以朝廷所需为准。何为所需？忠君爱国，通晓时务，能为朕用者，即是所需！ 诗赋经义固不可废，然拘泥成法，不达时变，要之何用？”
她顿了顿，语气转厉：“增设‘通才茂异科’，正为破此积弊！此事，礼部既已详议，着即拟定细则，报朕核准后，明年即行开科！ 有敢再以‘败坏学风’、‘动摇根本’等虚言阻挠者，便是因循守旧，不识大体，着吏部记档考功！”
此言一出，支持改革的官员精神一振，而反对者则面色灰败，噤若寒蝉。天后一锤定音，再无转圜余地。
李弘站在御阶下，脸上火辣辣的。母亲的决断，干净利落，也毫不留情地将他试图调和、寻求共识的努力击得粉碎。他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以及一丝被当众“驳回”的难堪。他明白，母亲的决策或许更有效率，更符合当前巩固权力、推行新政的需要。但他同时也忧虑，如此强硬推行，是否会让那些守旧的士大夫寒心，激化矛盾？治国，难道只能依靠乾纲独断，而不能兼容并包，寻求最大共识吗？
朝会散去，李弘心情郁郁地回到东宫。刘祎之、元万顷跟了进来，想要劝慰。李弘摆了摆手，示意他们不必多言。他独自走到窗前，望着殿外渐沉的暮色，沉默良久，才低声道：“母后……雷厉风行，自能廓清迷雾，震慑宵小。然，” 他转过身，眼中带着迷茫与思索，“为政之道，除却决断，是否亦需包容？除却威权，是否亦需怀柔？如此刚猛，” 他没有说下去，但未尽之言，刘、元二人都听懂了——如此刚猛，能持久否？能得人心否？
消息传到紫微宫。武则天听完内侍的汇报，冷哼一声，对上官婉儿道：“太子还是太仁弱了。朝堂之上，岂是乡愿和稀泥的所在？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那些腐儒，畏威而不怀德，不施以雷霆，他们岂肯挪动半步？弘儿……还需磨砺。” 话虽如此，她眼中也掠过一丝复杂。儿子的仁厚，是她珍视的品德，但若这仁厚成为施政的拖累，甚至可能被别有用心者利用，那便是致命的弱点。她开始觉得，或许该让太子多见见“风雨”，多经历些“挫折”了。
而此刻的李瑾，在得知朝堂上这场母子间隐然的理念交锋后，心中暗叹。他既理解姐姐的无奈与果决，也体谅太子的仁心与困惑。他知道，“仁弱性宽”是太子的优点，也可能是他未来执政的挑战。如何引导他将这份仁厚，转化为真正的治国智慧与魄力，而非优柔寡断；如何调和母子之间日渐显露的施政理念差异，避免其演化为权力冲突， 这或许是他接下来，最需要费心谋划的难题。权力的交接，从来不只是名位的转移，更是理念、风格乃至背后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这场调整，才刚刚拉开序幕，而其间的波澜，恐怕比预想的更为微妙与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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