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意渐深，东宫明德殿外的银杏叶已是一片金黄，在午后略显清冷的阳光下熠熠生辉，为这座日益成为帝国政务副中心的殿宇，平添了几分庄重与沉淀。殿内，太子李弘埋首于堆积如山的奏疏与文书之间，神情专注，时而凝眉思索，时而提笔批注。自李瑾那番关于“帝王术”的深入剖析后，他处理政务时，目光中少了几分之前的困惑与犹疑，多了些沉静的审度与权衡。然而，真正将那些“明势、度情、执中、用奇”的道理，转化为具体政务中游刃有余的实践，仍需时日磨砺，更需得力的臂助。
这臂助的核心，除了李瑾的 occasional 点拨，便是日渐深入东宫政务中枢的北门学士集团。刘祎之、元万顷、范履冰、周思茂等这些当年以“文翰之士”被武则天擢用、于北门禁中参决机密、起草诏敕的“天子私人”，如今，正以太子左、右赞善大夫、太子舍人、太子司议郎等正式或临时的东宫官职，名正言顺地环绕在监国太子身边，成为他理政最倚重的智囊与执行团队。
他们的存在，是武则天意志的延伸，是“二圣”执政理念与政策方略向东宫传递的管道，也是李弘得以迅速熟悉庞大帝国机器运作细节的关键。然而，这群身份特殊、背景复杂的“辅佐者”，与性情宽厚、渐有主见的年轻储君之间，其关系远非简单的“主从”或“师生”可以概括。这磨合与共进的过程，本身便是权力过渡期一幅微妙的图景。
一、 文翰智囊，政务干才
“殿下，”刘祎之将一份用青囊包裹的奏疏轻轻放在李弘案头，声音平稳清晰，“此为剑南道关于推广新式筒车、翻车的成效汇总，及请求增拨水利专项钱粮的奏报。据臣初步核阅，所述灌溉增田、粮食增收之数，与去岁工部遣员核查之数大抵吻合，略有超出，盖因今岁风调雨顺。剑南节度使请求之钱粮数额，较之工部原预算，增幅约两成，主要用于修复旧堰、开凿支渠，以利新农具效用最大化。其预算条目清晰，理由尚称充分。”
李弘接过奏疏，快速浏览。这是新政中“重农劝课”的一环，由李瑾倡议、工部和将作监督造推广的新式水利农具，在部分地区试行后效果显著，今年开始在条件适宜的州县扩大推广。剑南道是重点区域之一。奏疏内容详实，数据罗列清楚，利弊分析也到位，显然经过精心准备。
“刘先生以为，当准几何？”李弘问道。这类具体事务的审批，他需要倚重北门学士们的专业判断。
刘祎之不假思索：“臣与元舍人、周司议初步合议，以为可全数照准。理由有三：其一，剑南乃天府粮仓，水利兴修关乎国本，值得投入；其二，其所增预算，主要用于配套工程，确系必需，且预算明细可查；其三，此乃新政亮点，成功推广，其利不止于剑南一隅，可为他地表率，故当全力支持，以彰朝廷重农之决心。”
元万顷在一旁补充道：“殿下，还可批示，令剑南节度使及诸州刺史，需将钱粮使用、工程进展按月详报，并由巡察御史不定时抽查。既示信任，亦加督责。”
李弘点头，这处理意见稳妥周到。他提笔，在刘祎之等人早已草拟好的批答意见稿上略作修改润色，用朱笔写下：“准奏。所请钱粮，着户部、工部即行核拨。剑南诸州，务须实心任事，使新器得尽其利，民田普沾实惠。工程款项，需用度明晰，按期禀报，不得虚糜。着巡察御史随机察访，如有欺隐冒滥，定行参处。” 批完，他舒了口气，这已是今日处理的第十七份重要奏疏，有北门学士提前梳理、提供背景、草拟意见，效率确实极高。
这便是北门学士在东宫的日常。他们不仅仅是顾问，更是高效的政务预处理中枢。每日流入东宫的各类文书，先由他们按轻重缓急分类、摘要、分析，提出初步处理建议，附上相关律例、成案、背景资料，有时甚至直接草拟好批答或诏令的文稿，供太子决断。他们熟悉武则天执政以来的几乎所有重大决策过程、人事脉络、政策沿革，能迅速把握一份奏疏背后的利益纠葛、派系倾向、以及可能引发的连锁反应。对于李弘而言，他们就像一部活生生的新政百科全书和高精度政务导航仪。
除了处理日常政务，北门学士还承担着为太子“补课”的重要职能。李弘虽然自幼接受皇家教育，熟读经史，但于本朝典章制度、财政军事、地方吏治等实务，毕竟欠缺系统认知和实践经验。刘祎之等人便利用处理具体政务的间隙，或是在李瑾的安排下，系统地为太子讲解：
“殿下，本朝赋税，租庸调之法为基，然自永徽以来，随着户等变动、土地兼并，实际征收中，折变、加征、摊派等杂税渐多，此为地方财政困窘、民力损耗之一大弊源。天后与相王近年推行‘两税核实’与‘杂徭定限’，正是为此……”
“河朔诸镇，自贞观、永徽年间逐渐成形，其兵将久处边塞，父子相继，渐成气候。朝廷控制，在于粮饷、在于监军、在于中枢威权与边将忠诚之平衡。前年相王巡边，重划防区、更调将领、整饬军备，便是为加强中枢掌控……”
“御史台与地方观察使、采访使，职能有重叠亦有区分。御史重在监察百官，风闻奏事；观察、采访使则侧重于巡查道内州县政事，考评官吏，体察民情。二者皆直属于陛下与天后，然职权界限，时有模糊，需殿下明察……”
这些讲解，结合具体案例，深入浅出，让李弘对帝国的肌理有了前所未有的清晰认知。他如饥似渴地吸收着这些知识，对刘祎之等人的博学与干练，也日益钦佩依赖。
二、 双重身份，微妙平衡
然而，北门学士的身份，始终具有某种双重性。他们名为东宫属官，尽心辅佐太子，但他们的擢用、他们的前程、乃至他们最根本的政治立场，依然牢牢系于武则天一身。他们是武则天派到太子身边的“助手”，某种意义上，也是“耳目”与“纽带”。
李弘很快意识到了这一点。他的一些想法、一些对政务的初步判断，甚至一些不经意的感慨，往往很快会通过某种渠道，传到紫微宫武则天那里。有时，武则天会通过批复、口谕甚至闲谈的方式，对他的某些看法表示赞同或提出修正；有时，则会在他尚未察觉问题时，预先给予提醒或警示。
例如，一次讨论到某位州刺史年老乞骸骨（退休）的奏请，李弘见其履历平平，无大功亦无大过，便打算循例恩准，并准备按常例给予一些荣誉性加衔和赏赐。刘祎之在旁提醒：“殿下，此公乃太原王氏远支，虽才具不显，然在河东士林颇有清望。其多次上疏，言辞间对‘三教同风堂’宣讲内容颇有微词，认为‘淆乱儒宗’。今其致仕，若仅以常例处之，恐河东清议，以为朝廷慢待老成，或生怨望。”
李弘当时并未深想，只觉得刘祎之考虑周全，便采纳其议，在原批答上增加了“着礼部考功司核其历年劳绩，从优议叙，以示朝廷优礼耆旧、尊崇儒道之意”等语。事后他回味，才惊觉刘祎之这番提醒，恐怕不仅仅是对河东士林的了解，更可能源于武则天对这类“清流舆论”动向的持续关注，以及对平衡各方势力、安抚旧有士族的深层考量。刘祎之的提醒，或许正是传达了这种关注与考量。
更明显的例子，发生在他尝试独立处置一件地方官员互相攻讦的纠纷时。双方各执一词，证据都对自己有利。李弘仔细研读卷宗后，认为其中一方（某县令）虽然行事操切，有扰民之嫌，但其本意是为推行朝廷新定的“劝课农桑、增辟户口”的考课条例，情有可原；而另一方（该州某司马）的弹劾，则夹杂着明显的私人恩怨和地方势力倾轧。李弘倾向于“申饬县令，安抚司马，调解矛盾，以观后效”，认为这是“执中”之道。
然而，当他将意见告知刘祎之、元万顷，请他们草拟正式批答时，两人却面露难色。刘祎之沉吟道：“殿下仁恕，欲化解纷争，用心良苦。然……据臣所知，天后对此类借推行新政之名、行苛酷之实，或借机攻讦实干之员的行为，历来深恶痛绝。去岁，相王亦有明示，新政推行，贵在实效，亦需防苛扰。若有借机生事、掣肘实干者，当严惩不贷，以儆效尤。 此案中县令虽有过，其心在公；司马挟私报复，其行可鄙。若各打五十大板，恐寒了实心任事者之心，亦助长挟私攻讦之风。依臣愚见，不若明断是非，惩诫司马，申饬县令令其改过，并通报表彰该县增户辟田之绩，以示朝廷赏罚分明，支持实干之决心。”
李弘闻言，心中顿时了然。这已不仅是就事论事的政务建议，而是直接体现了武则天（以及李瑾）在推行新政过程中，“保护实干者，打击掣肘者”的鲜明立场和强硬手腕。他的“执中”调和方案，在母后和叔父的“大势”面前，显得过于“和稀泥”了。他沉默片刻，最终采纳了刘祎之的建议。因为他明白，这不仅仅是处理一桩地方纠纷，更是在维护某种政治导向和权威。
类似的事情多了，李弘心中难免产生一丝复杂的情绪。他感激北门学士们的辅佐，他们的能力毋庸置疑，他们的忠诚（对朝廷、对天后）也似乎无可指摘。但同时，他也清晰地感受到一种无形的“框架”或“轨道”。他的意志和判断，必须在天后（以及相王）设定的政策和****范围内运行。北门学士们，既是帮助他熟悉轨道的引路人，某种程度上，也是确保他不偏离轨道的监督者。这种认知，让他在倚重他们的同时，也保持着一份清醒的审慎与距离。
三、 磨合与共进
李瑾敏锐地察觉到了太子与北门学士之间这种微妙的关系。他知道，纯粹的“监视”或“控制”并非长久之计，也非他本意。北门学士应该是桥梁，是润滑剂，是帮助太子成长的助力，而非隔阂。他需要促成双方建立更深层次的信任与默契。
一日，李瑾借商议“通才茂异科”首届开科具体细节之机，将刘祎之、元万顷等几位核心北门学士召至王府。
“诸公辅佐太子，夙夜匪懈，辛苦了。”李瑾开门见山，“太子仁孝聪敏，然毕竟年轻，于政务生疏，于时势洞察，犹需锤炼。有诸公在侧，本王与天后，方能稍安。”
刘祎之等人连忙躬身：“此乃臣等分内之事，不敢言劳。太子殿下勤学善问，仁德宽厚，实乃社稷之福。”
李瑾点点头，话锋微转：“太子天性仁厚，此其优点，亦可能成为其施政之顾虑。譬如，有时过于顾及各方情面，难下决断；有时，对律法纲纪之威严，体会不及天后深刻。诸公乃天后旧人，深谙朝局，更明大势。辅佐太子，不仅在于助其处理具体政务，更在于引导其明大势、知进退、懂权衡。 此非易事，需诸公循循善诱，既不可使其失于宽纵，亦不可令其感到掣肘，失了锐气。”
这话说得很透。刘祎之等人都是聪明绝顶之人，立刻明白了李瑾的深意：既要确保太子不偏离“二圣”既定的大政方针，又要真心辅佐他成长，帮助他形成自己的判断力和执政风格，而不是简单地当一个传声筒或监视者。
元万顷道：“相王教诲，臣等谨记。太子殿下乃国之储贰，臣等自当竭诚辅佐，知无不言。只是……有时殿下仁心所至，所虑与天后既定之策略有参差，臣等进言，亦需把握分寸。”
“这正是诸公的价值所在。”李瑾道，“太子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看到事情的不同侧面。诸公熟悉天后执政之思虑，亦了解朝野之实情。当太子之见，与天后旧策或当下时宜有所出入时，不必急于否定，亦不必简单迎合。可为之剖析利害，比较短长，陈述天后当年如此决策之缘由，以及今日之情势有无变化。 最终如何决断，自当由太子裁夺。即便一时不合，只要出于公心，言之有据，天后与本王，亦能体察。储君之成长，需在思辨与实践中完成，而非一味遵从。”
这番话，给了北门学士们更大的空间和更明确的任务——他们不仅是政策执行者，更是太子的“高级参谋”和“政策阐释者”，有责任帮助太子理解政策的深层逻辑，并在理解的基础上，形成更成熟、更符合实际的判断。
带着李瑾的这番嘱托，北门学士们再与太子相处时，心态和方式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们不再仅仅是提供“标准答案”或“天后倾向”，而是更多地引导太子自己去分析、去辩论、去权衡。
一次，讨论到如何处置一批在“毁寺熔像”过程中，有“阳奉阴违、藏匿法器”之嫌的地方僧官。李弘觉得，首恶已惩，这些从犯或许可网开一面，以显朝廷宽大。刘祎之没有直接反对，而是问：“殿下可知，当初天后与相王为何要下决心整顿佛寺，乃至不惜‘毁寺熔像’？”
李弘答道：“自是因寺院经济膨胀，侵夺民田，规避赋役，且有不法僧徒借机惑众，有损国计民生，亦威胁朝廷权威。”
“正是。”刘祎之点头，“然此等积弊，非一日之寒。地方僧官，身处其境，与地方豪强、信众乃至不法之徒，往往盘根错节。朝廷政令下达，彼辈或明遵暗违，或虚与委蛇。若此次藏匿法器者，轻易放过，则其他观望者会作何想？是否会以为朝廷雷声大、雨点小，法令可欺？日后推行其他政令，是否还会遇到类似掣肘？惩一儆百，非为苛酷，乃为立信。 信立，则令行禁止。”
元万顷补充道：“殿下仁恕，可泽及罪囚本人。然法之威严，关乎政令畅通，关乎朝廷威信，此乃大局。 对此辈，可按律惩处，以儆效尤。然对其家眷，若无参与，可不予株连，此亦为仁。于法当严，于情可悯，二者并非不可兼顾，关键在于区分对象，把握尺度。”
李弘沉思良久，最终接受了他们的意见，批示“按律查办，不得宽纵。其无干家眷，勿得牵连。” 他感觉到，这一次的决定，不是被说服，而是在更深入理解政策背景和利害关系后，自己做出的更成熟判断。而刘祎之等人的角色，也从“监督者”、“指导者”，逐渐向真正的“辅佐者”、“启迪者”转变。
随着时间推移，一种新的、更为健康的互动模式在东宫明德殿内形成。李弘依然尊重并倚重北门学士们的经验与智慧，但不再盲目依赖或被动接受。他开始更主动地提出问题，更深入地探究政策背后的逻辑，甚至在有些问题上，能提出让北门学士们也需认真思考的见解。而北门学士们，在恪守对武则天和李瑾忠诚的前提下，也越来越多地将太子的成长与帝国的未来联系起来，更真诚地为他出谋划策，开始有意识地为这位未来的君主，培养属于他自己的政务视野和决策能力。
麟德二十二年的冬天，就在这繁忙而有序的政务处理、以及太子与北门学士团队日渐深入的磨合中悄然来临。殿外的寒风呼啸，殿内却是灯火常明，讨论政事的声音时常持续到深夜。刘祎之、元万顷等人，不仅是太子的“文胆”与“智库”，也逐渐成为他观察朝局、理解新政、乃至窥探母亲执政风格与深层思维的一扇重要窗口。而李弘，这位年轻的储君，正在这群特殊辅佐者的帮助下，一点点褪去青涩，一步步走向帝国权力舞台的更中央。这潜移默化的影响与塑造，其意义，或许比处理成千上万份奏疏更为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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