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的雨，是在报到的前一个星期停下来的。
报上来的名单是四百一十七人，选调一百二十。延中实业车间、供销社旧部、北方老厂调回来的骨干，连大食堂里掌勺二十三年的赵师傅都递了申请，说要给南方的年轻人做饭。
炜杰把名单钉在办公室的墙上，看了三天。
赵满仓进来签字。这个当年跟着炜守拙挑货郎担走村串户的老供销，如今鬓角全白，把名单看了两遍，在一行字上停住，转头问：“炜总，这名额……是按什么定的？”
“按三件事。”炜杰说，“第一，手艺过硬。第二，肯带徒弟。第三——”他顿了顿，“家里同意，自己不留尾巴。”
赵满仓点头，又看了半天，忽然说：“我儿子，赵承业，二十六了，报名的。”
炜杰记得这个名字。去年供销社旧部子弟进厂考试，赵承业文化课第一。
“四百多人里排十九。”赵满仓把名单往桌上一放，“我赵家三代给延中挑担子，我本人在库房守了四十年。按理说我该给他递句话。”
炜杰没接话，等他往下说。
“我不递。”赵满仓说，“小子递的报名表上，家属签字那一栏，我写的同意，跟他自己写的一样，一笔一画。可我这心里，搁不下。”
“怕什么？”
“怕丢人。”老爷子说得直白，“怕他到南方，人生地不熟，见了霍家那么大的场面，腿软。延中在他手里，丢的是我的脸。”
炜杰站起来，走到那张名单前，用笔在赵承业名字旁边画了个圈。
“赵师傅，我不给你打包票。”他说，“我答应你另一件事——南方基地的办公楼，进门右手有一面墙，白墙。每一批选调过去的骨干，名字刻上去。赵承业的名字，就在第一批上头。”
赵满仓的眼睛一下子红了。他张了张嘴，末了只说了句：“行。够意思。”
选调名单批下来的第二天，县城大食堂摆了四十桌欢送宴。赵满仓的儿子端着酒杯挨桌敬酒，敬到主桌，隔着桌子站定，对着炜杰、炜守拙，再对着满桌的老供销、老库工，深深鞠了一躬。
“各位叔伯。”他嗓子发紧，“我去南方，不给延中丢人。等基地投产那天，我请各位叔伯去剪彩。”
满桌都笑了。有人打趣：“你爹在家哭没哭？”
“哭了。”赵承业说，“一宿没哭出声，第二天眼睛肿着给我收拾行李。”
笑声里有人拍桌子，有人抹眼睛。炜杰看着这个二十六岁的年轻人，心里那杆秤，又添了一个砝码。
宴席散到一半，门房来报，说有个人在厂门口站着，不进去，也不走。
炜杰出去看，一眼就愣住了。
小杜。
当年那个连夜出走、南下去见日本老板的年轻人，站在厂门口的路灯下，头发剪得很短，人瘦了整整一圈。他脚边放着一只帆布包，洗得发白，浆过的。
“炜总。”他见着炜杰，腰弯下去，“我不进去了。我就是……来还个东西，然后听您一句话。”
他双手递过来一张纸。医院的诊断书。
“我爸的病，治好了。”小杜说，“大阪那一年，我在他们厂门口站了十一个月，端茶、扫地、跟着装样子，学得不多，但是见过。攒的钱，加上这次卖了……卖了点东西，够手术费了。钱还欠着一部分，我慢慢还。”
炜杰接过诊断书，看着，没说话。
“我来之前想了一个月。”小杜的嗓子哑了，“我没脸进门。当年我走，全厂都知道，说我忘恩负义。我不求回来，我就是想问——延中现在缺人，缺不缺一个去过日本厂、见过他们怎么装样子的人？”
夜色里，远处宴席的喧闹声隐隐传过来。
炜杰把诊断书还给他，替他把帆布包从地上拎起来。
“南方基地的筹建处，缺人。”炜杰说，“工资按南方标准发。你爸后续的药钱，报医疗互助基金，算一次特批——当年你出走的时候，名册上没销你爹的名字。你回来了，名字也就不用销。”
小杜的眼泪一下就下来了，弯着腰不敢抬头。
“别哭了。”炜杰拍了拍他的肩膀，“记住你在大阪看见的东西。他们哪里是装样子，哪里是真功夫，一条一条，都给我记下来，写在报告里。往后用得上。”
回厂办的路上，门卫低声问：“炜总，这小子当年……”
“当年的事，记着，当年的人，能回来，也记着。”炜杰说，“账要记两本。一笔是债，一笔是人。”
后半夜，炜杰回到家，父亲炜守拙还没睡。
堂屋的桌上铺着一张白纸，老爷子戴着老花镜，正在一笔一笔地画。画的是一张路线图：县城往北，进山，过哪条河、翻哪道梁、哪个岔路口有块界石……
“六六年进山的路。”炜守拙头也不抬，“我记了大半辈子，趁现在还画得动，画下来。陈列馆修好了，这幅图挂进去。”
炜杰站在父亲身后，看着那条从县城蜿蜒进山的线。图上没有路名，只有一个个小记号，和一行歪歪扭扭的小字：十二月，雪深过膝。
“爹。”炜杰轻声说，“陈列馆开馆那天，您给讲讲吧。”
“我不讲。”炜守拙放下笔，“图挂墙上，自己看。谁想问，我答一句。讲完了，我就锁门。”
他摘下老花镜，看着那幅画，半晌，又说：
“灯留着。不熄。”
炜杰问：“为什么锁门还要留灯？”
老爷子把眼镜布叠好，声音很平：
“等没出完的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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