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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三章 我的余悦月

第二天早上爸爸叫醒我。先去吃早餐,检查好文具袋,从旅馆步行到市一中,走了二十多分钟。走到市一中外围的时候,已经是一片人潮。几十辆私家车停在路旁,把市一中的入口差不多堵掉一半。家长领着孩子从人群中艰难地穿行,经过堵路的私家车的时候不满地嘟噜几句。

    在拥挤的人潮中穿行从来不是什么好事。这让我想到坐火车的时候。因为县里的火车站是一个小站,所以几乎买不到坐票,能买到的全是站票。火车到达车站,下来的人少,上去的人多,上车的时候,人和人之间都是贴着脊背挤上车的。车厢里沉闷拥挤,仿佛空气都静止了流通。座位上的可以翘着二郎腿,闲情逸致地磕着瓜子,一站起身瓜子壳就唰地抖在地上。但是站着的人就没有那么潇洒,车厢之间的通道不断有人来往,经常需要挪开脚步。火车里的移动餐车总是在最不合时宜的时间在各个车厢之间推来推去,不断吆喝着“让一下让一下”或是“来一份吧”。这时候站着的乘客就要努力挤到相对着的两个座位之间的空隙里,因为一辆餐车移动起来几乎就霸占了整个过道。

    大概四年级的时候坐车去老家,需要先坐火车,再转乘客车。我当时个子小,身高才接近一米三。每回过售票厅的儿童身高标准线时,爸爸就让我把膝盖弯一弯,这样就只用买一张儿童票了。似乎也是这样,所以导致后来个子怎么长都很难突破一米七。挤车的时候,爸爸也是在我身后,一个劲地把我往车厢里推,我先上去之后,他就告诉我往左手边的车厢还是右手边的走。我就先到预定的车厢等着爸爸上来。我见过挤车最厉害的是一个中年妇女,背上用背小孩的那种背带背着一小床毛毯,再盖上枕巾,不仔细看的话就会以为是背了一个小孩。中年妇女背着毛毯在人群中如入无人之境,基本上没人敢过来和她抢位置。即使偶尔有不开眼的过来,她就睁大眼睛,狠狠地瞪着不长眼的人。周围一起挤车的人也会适时地呼喊“孩子,小心不要挤着孩子”。等挤到车上,她才旁若无人地毛毯取下来,只不过也是满头大汗了。

    我后来和曾诚哥哥说起这个聪明的中年妇女。曾诚哥哥眯着眼睛轻轻地笑,他说:“其实这个中年妇女再聪明也不过是小聪明,她利用的不过是大多数人的好心和怕惹麻烦。”我反驳他:“可是她毕竟挤上车了,所以她就是要比那些挤不上车的人聪明。”曾诚哥哥摇摇头:“表面上她是聪明,可是如果深层次地去想,这一回她成功利用别人的小心,那下一回如果真的有个背着孩子的妇女挤车,人们还会不会主动给这个妇女让路,一旦孩子受伤,就会引起更多的麻烦。”“可是,曾诚哥哥,很多时候,不,应该是绝大部分时候,做事情为了成功是可以不择手段的吧!”曾诚哥哥收起脸上的笑,“你说的不对,确实要承认现实生活中做某些事情要成功是需要耍手段,但是你耍的手段必须是有限度的,是以不触及你的道德底线为前提的。我们都读了这么多年书,应该能够在心里为自己设置一条道德底线,这就是你做任何事情都不能越界的原则。”“可是有些人是没有道德底线的,那他们不就什么坏事都可以做了?”曾诚哥哥依旧像大人一样摸摸我的头,“你想问题还是太天真了,这些坏人可以没有道德的底线,但是法律的红线是不容他们所践踏的,法律是为所有人设置的红线,不管是好人坏人做任何事情都不可以违法。”“可是法律有时候也是生硬的,不近人情的,比如一个小偷虽然偷了面包,但却是为了救一个饿了好几天的陌生人,这种情况小偷也必须要受罚吗?”“对,小偷必须要受罚,因为法律的权威是不可以挑战的。我们生活在社会里面,就必须要有能够管理所有人的规章制度,这就是法律。或许如你所说,这也是法律的不近人情之处,一些事情理合法不合,但是这是没有办法的。法官可以量情给小偷减刑。”

    和曾诚哥哥经常讨论的是这一类的问题,他比我大五岁,社会阅历也比我丰富五年,和他的谈话每一次都能使不够成熟的我受益匪浅,感受到新的思想。曾诚哥哥虽然是90后,但是他自己说他的思想是比较倾向于85后的那一代,平时所交的朋友大部分也都是85后的。曾诚哥哥的思想始终比同代的90后成熟很多,这源于他接触到的人,更加源于他所受的那些人生苦难,这个以后会慢慢提到。我想说的是生活一点一滴地磨砺,才把曾诚哥哥打造成一个坚强,对生活充满乐观的人。苦难是生活的一部分,承受苦难是生活给我们的磨炼。一个人可以倒下,但是不能够打败。我们会在日后的生活里验证这个道理。

    开考前半个小时,考生就要提前进入学校寻找自己的考场。门卫刚刚打开学校的大门,考生就止不住地往学校里面涌去。爸爸拉着我,让我再次检查考试文具和准考证是否带好。最后,他拍了我的肩膀,说:“好好考,不管考成什么样,只要发挥出自己的真实水平,不要有心理负担,就当是平时的一次检验考试就好了。”在这个时候,我满眼噙着泪水,紧紧拉着爸爸,问:“爸爸,万一考不上会怎么办啊?”爸爸用手认真地把我额头快要挡住眼睛的头发撩到一边去,温和地说:“考不上就考不上呗,大不了回到县里读初中,等到中考的时候再过来这里考高中。爸爸带你过来这里考,是想让你检验自己的能力,不论考上与否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通过这次考试学到谦虚或是自信。爸爸不想给你什么压力,只想你可以一身轻松地考试!”“可是爸爸你都为考试这事准备很多了,再说你是请假来的,这几天不仅开不到工资,而且还要花很多的钱。”“爸爸要和你说两点,首先,爸爸虽然请假,但是单位里依然要发工资给爸爸,虽然是会少一点;第二,爸爸带你来考试,不是要求你必须考上,虽然为这次考试付出很多,但是这些都是一个大人,一个父亲必须要为孩子做到的,这是大人的承担。你现在要做的是就是什么都不要想,专心地考试,听到没有”。我的眼泪顺着右半边脸留下来,勉强答应了一声“嗯”。爸爸一直把我送到市一中的门口,因为家长考试期间是不准进入学校的,爸爸就在这里目送我进了学校。

    我使劲地攥着文具袋,回头看着爸爸的身影,他站在学校的门口也一直看着我。我向他招着手,他挥手示意我快进入考场了。猛地掉头,然后发疯似的往考场跑,眼泪大颗大颗地从眼眶砸到脸上。

    坐在考场自己的座位上时,离开考还有十多分钟。整个考场里都是来自邻县或是更远地方的学生,没有一个认识的人,考场一片安静。有些人还在做着考前最后十几分钟的突破,考桌上放着资料书,更多的人则是沉默地坐在位置上,等着监考老师的到来。整个教室都处在陌生的氛围下,没有交流,没有窃窃私语。我坐在后排靠窗户的位置,从文具袋里小心翼翼地拿出圆珠笔,涂改液,胶布。一件一件整齐地罗列在桌上。望着窗户外垂下半截腰的绿树,恍惚地陷入关于小学的回忆之中。

    整个小学,班级里能够用涂改液的人都不是很多。常常是一个同学的涂改液就要供前后左右的同学共同使用,虽然有些不情愿,但既然拿出涂改液来就必须分别人用,不然别人就会说你这人很抠,臭显摆。那时候最要面子,当然也最在乎别人的闲言闲语。基本上一个同学在班级里的声望就是靠你能借多少东西给同学或是分多少好吃的零食给同学来决定的。得了好处的人自然就会说你的好话,无形之中你在班级里就有了威信,如果老师要选举什么班干部,你就可以榜上有名。不过三好学生和优秀班干部这些荣誉就不大可能了,老师评的三好学生都是内定的,通常是期末考试的前三名。

    班级里有一个叫余悦月的女生,家里很有钱,每天可以拿到五块钱的零花钱,而当时的学生普遍能把到五角钱。余悦月就经常买一些小零食,然后拿到班上来分,几乎所有的女生都羡慕她拥有一个漂亮的文具盒,上面印着时下最流行的动画片上的卡通人物。文具盒里塞满了笔,她经常买一套一套的荧光笔,然后把相同颜色的笔拿去分。记得有一回,她站在讲台上,拿出自己的十多支荧光笔,讲台下面男生女生站成一排排,她从上面丢一支笔下来,台下的人就争先恐后地去抢。在混乱中我唯一抢到了一支粉红色的笔,哄抢结束后,小心地把笔藏到书包的最里层。放学之后就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回家,大汗淋漓地冲到家,连妈妈的问话也顾不上回答,找来塑料袋,紧紧地裹了一层又一层,最后才小心翼翼地藏到床底下。小时候我喜欢把所有觉得珍贵的东西都藏到床底下,比如一年的压岁钱上缴妈妈之后剩下的几张寒碜面额的票子,也有在路边捡到的缺了个角的游戏机。只不过后来这支视若珍宝的粉红色荧光笔被比自己大两岁的小哥哥给收刮走了。(小哥哥就住在我家楼上,他是我的表哥。我妈妈是他姑妈,他妈妈是我的舅妈,我们有很亲的血缘关系)。他知道我有把好东西都藏在床底下的习惯,每一次来我家都爬到我的床底下,大肆地收刮。我打不过他,每当我把拳头伸到他的面前,他都可以抓住我的手,然后一个反扭,问我“服不服”。我说“不服”,他就用力扭一下,扭到第三下,我肯定蹲在地上说“服了服了”。

    小哥哥那一回又在我的床底下翻来翻去,他看到我用塑料袋紧紧裹起的笔,一把就拿出来。我大声地说:“不准拿!”还不等我的拳头伸过去,小哥哥就一把扭住了我的手,问我“服不服?”,我歪着脖子,眼睛狠狠地往上翻,一个劲地说:“不服,就是不服!”,一直扭到第七下,我还是倔强地忍住疼,大声地说:“不服,就是不服,你凭什么抢我东西?”,说完眼泪唰唰唰地就往下掉。哥哥大概是被我的眼泪吓到了,慢慢松开我的手,说:“好,你打得过我,我就还你!”。我转身抬起脚就踹,哥哥往旁边一闪,那一脚就踹在了门上,反作用下我的脚一阵一阵地疼,哥哥趁机就跑出去了,一边跑还一边说:“你要打得过我,再练十年吧!”我跑出去追,但是哥哥早就跑得没影了,回到房间之后,哭得满脸的带雨梨花,一个劲地按着房间的门踹,踹了几脚之后,才感觉到脚特别疼。

    晚上的时候,又跑去哥哥家,向舅妈告状,把哥哥的罪行添油加醋地说了一遍,说哥哥不仅抢我东西,还踢我。说完就把因为使劲踹门而肿起的脚踝给舅妈看。就为这,小哥哥被罚跪了一晚上。那之后的好几天,哥哥只要一见到我,就使劲拿眼睛瞪我,嘴里还不停地说:“大嘴巴,小气鬼!”不过小孩子之间的确有种易结易解的特性,容易闹矛盾,但是翻脸之后不出几天就会重新和好。我跟小哥哥僵持了最多四天,我就没有出息地去和小哥哥说了“对不起”,就这样重新和好了,不过小哥哥说那一支笔被他送给了他们班上最漂亮的女生了。

    说到最漂亮的女生,我们班几乎所有人包括我都认为站在讲台上慷慨发笔的余悦月是班上最漂亮的了。她的发卡一直是五颜六色的,不像其他女生都是难看的黑色,她经常用好看的发箍把头发都整整齐齐地别到后面去,班上好多女生都是后脑勺上挂着一个糟糕的麻花辫。每天都有很多男生去讲笑话给她听,或是做一些夸张滑稽的动作去逗她笑,我有时候也会去,不过总是变成其他男生的工具。有一回,我们男生故意在地上洒水,然后拉着我过去走,他们悄悄在背后一推,我就滑到了。站起身来,看到了余悦月在座位上捂着嘴可劲地笑,我的脸一下子就红了。当时心里还傻里傻气的,觉得自己真光荣,竟然让余悦月笑得这么开心,一点也不去计较让自己摔倒的那些男生。就连上课的时候都还在想着余悦月笑得真是好看。

    三年级的时候,鬼使神差地,我竟然和余悦月成为了同桌。我在心里面可高兴坏了。不过坐了几天之后,才发现余悦月的笑根本就不是那么好看。那时候的语文作业基本上就是抄每天学到的生字词,我抄得比余悦月要快,她抄完两行,一般我已经开始抄第四行了。下课了。我写完语文作业后,看见她还在那里歪着头费力地抄,我就拿出我的生词本得意洋洋地对她说:“哈哈,看,我早就写完了,你慢慢写了,我要出去玩了。”结果第二天早上组长来收语文作业,我打开作业本,发现昨天抄完的生词全都一片空白,作业本上还残留着橡皮擦过的痕迹。整整一个早自习我都在努力地赶语文作业,余悦月在旁边故作吃惊地看着,捂着嘴呵呵地笑着说:“你怎么还没有写完,我昨天就写完了!”在那一刻,我觉得余悦月的笑一点都不好看。

    和余悦月只坐了一个学期的同桌,下半学期她就转学了,不知道她去了哪里。直到初中结束后也再没有听到关于她的消息。后来在高中里遇到小学和她玩得好的同学,一问才知道她转学到了另一个市读书,不过只读完了初中。她爸爸是个大老板,小学转学就是因为她爸爸不要她妈妈了。读到初中的时候,他爸爸就已经不寄生活费过来了,后来她妈妈也生病去世,所以没能上高中,就在社会上漂泊了。据说她是在一家小型的服装店替人卖衣服。

    听到这些的时候,我已经上了高中,心智也逐渐成熟起来。每个人都有最初出生时的命和日后的运,很明显余悦月就是命好但是运不好的人。这件事情不是要告诉我命运是多么的残酷,它只是以另一种形式让我明白,运是比命更重要的东西。人生就是一场长跑,虽然有些人可以在前面领先十几米甚至几十米,但是他们却不一定可以完成后面的路,人生需要的只是你一直在走就够了。我在后来看过很多书,写着不同人的命运与结局,已经不是单纯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当好人一个个死掉时,恶人却成为最后活下去的人。这个世界命运的介质始终是模糊不清的,无法牢牢抓住未来的绳线,我们所能把握的是当下,一步步摸着黑前进,或许你已经为未来设定无数种假设,到头来却有可能一种假设都不是。

    我用考前的十几分钟回忆起有关余悦月的部分,想起我们班的男生为了逗她开心而做的无数傻事。她三年级下半学期就转走了,上高中之前都没有任何关于她的消息。像她这样每天能得五块钱的女生,不论在哪里都会是班上最漂亮的女生吧,我想。仅仅用了十几分钟我就几乎把小学的部分时光重新回忆一遍,脑海中的时间与现实生活是不对等的,也许一个眨眼瞬间,你就已经在记忆里穿越一片沧海桑田了。小学毕业之后,我就成为一个喜欢回忆的人,在初中怀念小学,在高中怀念初中。无数像是丝线一样细密牵连的记忆片段,总让我不忘那些略带伤感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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